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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使經濟、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給中國的婚姻和家庭結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影響。人口學者唐燦認爲：近三十年來，中國的家庭模式呈現多樣化，家庭規模趨於小型化，婚姻功能正逐漸在被削弱。
他在最新一期《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發表的《城鄉社會家庭結構與功能的變遷》中提出，家庭規模的小型化是中國城鄉家庭結構變化的重要特徵；家庭結構呈現出以核心化家庭爲主，小家庭式樣愈益多樣化的趨勢。二00二年，全國城鄉家庭戶人均規模是三點三九人，比一九七三年下降了一點四二；戶均人口規模已接近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戶均三人左右的水平。
唐燦認爲，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非核心化的小家庭佔有更大的比重，一人戶和二人戶相加分別爲百分之三十五點九一和三十五點九八；北京市一代戶所佔比重爲百分之三十點九三,上海市爲三十五點一八；兩代戶在北京所佔比重剛剛過半，而上海甚至不到一半。這說明“除核心家庭外，其他非核心化的小家庭式樣，如空巢家庭、丁克家庭、單身家庭、單親家庭等，正在構成中國城鄉家庭結構的重要內容”。
唐燦指出，與此同時，中國的婚姻觀念發生變化，婚姻制度的重要性在下降，傳統的婚姻功能正在受到“更注重個人價值和生活享樂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挑戰，正在被削弱、淡化”。
中國的城鄉社會的結婚率一九八一年達到最高峯(千分之二十點八)之後，開始逐漸回落，從一九八七年至今，結婚率呈連續下降之勢。除被動不婚外，選擇性獨身和晚婚是導致結婚率下降的原因。初婚年齡推遲和獨身增多影響到初育年齡後移和生育率下降。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全國婦女的平均生育年齡在二十五點一歲至二十五點五歲之間波動，二000年爲二十五點五歲。
唐燦提供的資料顯示：大城市的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爲變化更顯著。二00二年，北京市生育率最高年齡組的前兩位是二十五歲至二十九歲和三十歲至三十四歲組，旺育年齡不斷推後而且延長。在上海，不斷下降的生育率已使人口進入負增長。
他說，許多調查證實，在大城市，由政策導致的強制性節育在很大程度上已轉變爲由觀念導致的自願節育，甚至不育。婚姻的人口再生產功能正在被年輕一代所淡漠、忽視。
唐燦斷言：隨着城市化和現代化的推進，中國的離婚率還將會保持繼續增長的勢頭。而大城市離婚率的迅速攀升，挑戰了婚姻所特有的雙系撫育功能，使得社會學家心目中最適合子女撫養的制度環境發生了改變。
此外，近年來家庭、婚姻結構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未婚同居現象迅速發展，並被社會道德觀念所默許。婚姻對兩性關係的約束力在下降，越來越多的性行爲不再借助於婚姻的形式，或者逃避這種形式的約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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