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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裝革履，面帶微笑，彎曲度數適當的鞠躬，彬彬有禮的社交詞語，這樣的日本人形象中國人並不陌生。曾任駐日大使的楊振亞先生談到過，1972年，來中國的日本人一年是9000多人，而2005年的今天，來中國的日本人平均每天萬人以上。所以，日本人就在我們身邊。
這些來到中國、和中國人坐在一起的日本人，從普通百姓到政治家，不乏當着大家的面說道歉的，不乏表達對那場侵略戰爭深懷愧疚之情的。但是，到了“集體”的層面時，我們看到的是教科書上對侵華歷史的重寫，是首相帶頭參拜供有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是一些政治要人公言“那場戰爭不是侵略戰爭……”。很多人會有這樣的疑問：同樣是日本人，爲什麼會存在這樣兩張反差強烈的面孔？而這樣兩張反差強烈的面孔，哪一張纔是真實的？
筆者曾經在日本生活過10年，在大學從事教學工作。我認爲，日本人的面孔比上述現象更爲複雜。
1991年我到日本富山大學留學，認識了一個名字叫高鬆尚之的日本人。高鬆尚之經營一家小小的電鍍廠。他知道中國留學生經濟上不富裕，發起成立了一個“中國留學生激勵會”，每年組織一次旅遊，免費招待富山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到日本各地觀光遊覽。1996年，聽我談到中國有些貧困生上大學存在經濟困難，他又定下來支援計劃，每年拿出150萬日元支援清華大學、浙江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在學的貧困大學生。
70幾歲的老高鬆做這些活動沒向中國要過任何名譽。他說過自己爲什麼這樣做，因爲他希望中國強大，中日友好。因爲黃種人中將來能夠代表亞洲和歐、美對壘的只有中國。日本物價貴，居之不易。開始時富山大學留學生很少，只有8、9個人，後來有上百人，一次旅行要僱兩臺大巴，加上食宿，是很大一筆錢。但這項活動他一做就是19年。支援貧困大學生的活動也堅持9年多了。
顯然，這個沒有受過大學教育卻從心裏熱愛中國的小個子高鬆，代表着日本人的一個面孔。
我考上京都大學博士後，從富山搬家到京都，事先一位日本朋友幫助我聯繫了一處住所，可是，車子開到門口，當房主知道要住進來的是中國人時，馬上改了主意。那一刻，我站在門外心中充滿了屈辱感。一年後，我所居住的京都北區若草莊的房主，新年前熱情地邀請很多留學生到他家中做年糕。他準備很多啤酒和點心招待大家，談話中說到我初來京都被人拒絕的事情，他仰起微微泛紅的面孔說，那個人心眼太小了，看不到即將到來的新時代。
對於我，前一位房主冰冷拒絕的面孔和若草莊主因喝了啤酒微微泛紅的面孔，都是日本人的面孔。
日本人是複雜的。本尼迪克特在她1946年出版的《菊與刀》中就對日本人優雅而尚武，尚禮而好鬥，開放而頑固，服從而又不馴服的矛盾性做過描述。
日本社會同樣是複雜的，內部充滿了矛盾。舉一個例子。小泉執意參拜靖國神社是導致今天中日關係緊張的一個直接因素。歷史上，中曾根康弘最初以日本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就是這位日本前首相在2005年4月19日《讀賣新聞》上批判小泉沒有中長期的戰略眼光。他回憶起當年日本投降後中國政府對日本軍人和平民加以保護和送還的往事，認爲這與數萬名日軍戰俘死於蘇聯西伯利亞成爲對比，表示東亞諸國即便文化和發展階段達不到歐盟一樣的同一性，但至少應當在自由貿易協定的框架中創建東亞經濟機構，增強兩國政治家、知識人、商界人的對話。他主張中日睦鄰友好。
日本政界有像石原慎太郎那樣骨頭裏就反對中國的聲音，也有尋求和中國建立睦鄰友好關係的聲音。
2005年3月底，我們請85歲的加藤週一來北京做了兩場演講。
在日本，加藤週一是一個“象徵性的存在”。加藤週一50年代即主張“雜種文化論”，強調吸收外國先進的文化因子來改造日本，推動日本社會進步。這和他主張和平、反對戰爭的觀點一樣，貫穿於他的學術生涯之始終。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政界和日本社會要求修憲的呼聲一天高過一天。爲了維護日本的和平憲法，加藤週一與大江健三郎等人組成了“九條會”。這個九位平均年齡76歲的老人組成的護憲組合，今天在日本已經發展有兩萬多成員，成爲日本社會維護和平憲法的重要力量。更爲可貴的是，即便社會氛圍變得非常惡化，他也不憚於公開闡釋自己的觀點。他引用魯迅的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儒子牛”以明志。加藤週一在北京期間，我一直陪着他，我欽敬他這份毅然決然的精神。在我的面前，他是代表着日本知識界的一張良知和光明的面孔。
我想，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在力量對比沒有出現根本變化之前，我們可能長期面對着多重面孔的日本人。這正是日中關係複雜的一面。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會知道，當聽到個別的日本人於某個私人場合道歉，不是整個日本人在道歉；即或今天小泉不參加靖國神社的春祭活動，很難期待他明天不去或不會有另一個小泉去參拜，很難期待日本在教科書問題上會完全“自肅”。即便存在教科書問題、靖國神社問題、歷史問題等等，也並不等於日本明天就會軍國主義化。
200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60年。60年間，日本社會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強行加給日本社會的西方民主和法制，已經成了日本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在日本社會中，有一部分人叫囂過去的那場戰爭不是侵略戰爭，也有一部分人站出來自費幫助中國勞工和細菌戰受害者跟日本政府打官司。
當代的日本社會就是這樣一個多層面的有各種變量的存在，問題在於什麼樣的力量推動它向哪一個方向發展。
那麼，我們能夠推動中日關係向良性方向發展的力量何在？
根本的答案是中國的發展和進步。
回顧歷史，日本的外交一直是尋求與最強者結盟以尋求最大利益的外交。一戰前後英國最強，所以日本人最爲重視日英同盟。二戰期間判斷德國最強，所以追隨德國。戰後美國強大，加上被佔領，日美同盟被放在最爲核心的位置。冷戰後國際政治格局出現的是美國超強獨大的局面，日本外交更把日美關係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最有代表性的一點是冷戰結束後，作爲日美共同假設敵的蘇聯已經解體，來自北方的危脅已不存在，但90年代以來，以蘇聯爲假設敵的日美安保條約不僅沒有廢棄，相反卻得到補強。這就是“有事法案”。
與此相對應的是，日本的亞洲政策一直是從屬性的，第二位的，借美國的力量與中國大陸抗衡，一直是日本外交的主線，雖然伴隨20世紀後半期葉亞洲經濟迅猛的發展，日本國內也出現過重視亞洲，回到亞洲的聲音。
事實上，中國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場，有大量低佣金人力資源，日本有豐富的資金和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兩者的經濟是互補的，和則兩利。但從美國的立場看，卻是中日對抗於自己更爲有利。討論中日關係背後的美國因素，多少離開了本文主旨，這裏不展開，但這卻是一個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和研究日本國民性的重要問題。
我們知道，情況正在發生變化。
記得90年代初我剛到日本，在日本的大百貨只有最低檔的貨櫃才能看到中國的服裝或工業製品，並且價格都便宜得很。但今年去看，中高級的貨檔上已經不乏中國製品，價格也非常可觀。不僅服裝，百貨店、大大小小的家用電器，彩電，微波爐、照相機，林林總總，拿一件看一看，大多後面印着“中國製造”。這裏原本擺着的都是日本或其它發達國家的商品呵。
上邊說到日本律師自費幫助中國勞工打官司，讓我想到子在《尊嚴———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紀實》中寫過的一件往事。1945年6月，被抓到日本秋田縣花岡礦區的中國戰俘和勞工不堪忍受非人的虐待舉行了暴動，這就是有名的“花岡事件”。暴動直接的導火索是日本監工用“牛陽鞭”抽打勞工，這種不把人當人的舉動超過了中國勞工忍耐的極限。但是，當暴動的領導人確定暴動時間時，他們考慮到監工石川忠助和越後古義勇比較友好，沒有打罵過勞工，特地把暴動的日期推後到他們休息的6月30日。
我想，“花岡事件”的中國勞工在那個殘酷的敵對環境裏不喪失理智，還能區別出日本人善和惡的面孔，實在是值得我們後代子孫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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