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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每年有近6000億元資金流向國外及港澳地區的賭場或賽馬場，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公款。
國外及港澳的賭場對於來自大陸的賭客出手之闊綽而大驚失色。
賭博成爲一些官員斂財的方式。“打工作牌”已變成了某些地方的“潛規則”。
兩高司法解釋能否從根本上解決“官賭”現象？
對於中國嗜賭的大大小小官員們來說，壞消息一個接着一個。但這對於遏制6000億元資金外流和國人來說，卻是一個個好消息。
5月8日，雖然被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和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七年，蔡豪文“名揚天下”的卻是因爲他的賭名，因爲他挪用公款和受賄的目的最終指向是境內外的豪賭。蔡豪文鋃鐺入獄，讓與他有同樣愛好的官員吃驚不小。
四天後，也許因爲巧合，“對國家工作人員實施賭博犯罪要從重處罰”的由最高法和最高檢出臺的“關於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便呼之而出，告示天下。
官員賭博，尤其是到境外賭博，一般需要鉅額資金作賭資。但十賭九輸。這樣，被參賭官員挪用的公款源源不斷地流向境外，國家財產爲此遭受嚴重損失。據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披露的數字顯示，中國內地每年有近6000億元資金流向國外及港澳地區的賭場或賽馬場，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公款。
官賭賭壞了政風，賭掉了民心。信念缺失的賭官們，鑽法度不嚴的空子，惡化了政治生態，加劇了政治腐敗。當官員淪落成賭徒時，他絕不會爲案牘而勞神，更不會勤政爲民。
“官賭”標誌性人物：蔡豪文一年內27次出境賭
今年2月7日，作爲公安部A級通緝令通緝的重大犯罪嫌疑人蔡豪文被押解回吉林之前，判決書中的蔡豪文留給人們的形象是：“在擔任處長(副縣級)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蔡豪文在擔任延邊州交通運輸管理處處長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個人名義，挪用公款276萬餘元，借用所轄5家運輸企業資金75萬元，合計351萬餘元。期間，蔡豪文通過琿春某口岸分27次出境到朝鮮羅先市‘英皇娛樂中心’參與賭博，將上述挪用和借用的資金作爲賭資，在國外揮霍一空。以借款的手段分21次挪用本單位公款共計318.55萬元，並先後用這些款項多次出境賭博。”
在2004年1月至11月，蔡豪文通過延邊州一口岸27次出境到鄰國英皇賭場參與賭博。27次出境中，只有3次是經過上級主管部門批准的因公出境，其他24次都是自己帶車以休閒遊的方式進入鄰國。
不到一年27次出境賭博，蔡豪文現象也許是個案。但像他這樣沉迷於賭博的官員，卻非少數另類。
對於愈演愈烈的官賭現象及兩高的司法解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認爲，“這一切看似偶然，其實必然。”“近期以來，紀檢監察系統正在“殺五風”(官員賭博屬於五種歪風之一)，重點調查打擊官員賭博問題時發現，《刑法》303條關於“賭博罪”的條款很難適用，直接影響到依法打擊、依法懲治的效力。因此，兩高司法解釋的出臺，自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
“大陸賭客出手大方得驚人”
從近年被查處的一些賭博案件看，賭博地點開始由內地向境外延伸，境外賭場已成爲一些官員的“熱衷”之處。國外及港澳的賭場對於來自大陸的賭客出手之闊綽，輸掉幾百上千萬處事不驚的“優雅風度”而大驚失色，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賭客是來自大陸攜公款的官員。原瀋陽市常務副市長馬向東，曾經17次去澳門賭博，最多一次3天輸掉上千萬；廈門遠華走私大案主犯之一、原廈門市副市長藍甫，和馬向東一樣，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飛到澳門賭博。原中山市實業發展總公司陳滿雄夫婦多次去澳門豪賭，共同挪用中行中山分行資金4.27億元；原廣東省交通廳廳長牛和恩多次到澳門賭博。
原湖南郴州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樹彪赴澳門豪賭，挪用公款1.2億元；原重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市廣電局局長張小川等人挪用公款2億多元，其中1億多元輸在了澳門賭場。澳門賭場的賭客大部分來自內地，僅去年就共接待了約1600萬賭客。據統計，僅在澳門一地，內地賭客每年就要輸掉十幾億元，其中有相當部分是官員輸掉的公款。
被查處的“官賭”案件僅僅是冰山一角。據知情人士透露：一些黨政官員出國考察，實際是爲了滿足賭癮；一些政府代表團到美國考察，賭城拉斯維加斯成爲必去的“考察項目”，名曰考察城市管理，其實是去賭博。
由於看到巨大的中國市場，一些西方國家的賭場以提供出入境服務或者代辦簽證、提供往返機票、免費食宿等方式不斷招攬我國內人員出國參賭。資料顯示，美國許多賭場開始將中國大陸的企業老總和政府官員“鎖定”爲重要客戶來源。
覬覦巨大經濟利益，一些相鄰的國家在與我接壤的邊境一側也紛紛設立專門針對中國公民的賭場。目前，除了港、澳外，周邊地區的賭博網已從原先的東南亞，延伸到中俄、中朝、中蒙邊境。據報道，從2005年1月份全國開展打擊賭博違法犯罪專項行動至今，由於客源稀少，中國周邊四個國家的146個賭場基本處於關閉歇業狀態，有些已經開始考慮轉產。
“一邊忙改革，一邊忙賭博”
“一邊忙改革，一邊忙賭博”。在基層，參賭幹部的級別正越來越高，賭博行爲也越來越公開化，賭博規模不斷擴大，幹部賭博之風正在迅速蔓延。
從參賭幹部身份看，“官賭”涉及面越來越廣。“官賭”者已從經濟管理和企事業單位發展到黨政機關、司法機關，級別開始從低向高蔓延。如，原重慶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張宗海多次挪用公款到澳門賭錢，共動用2億多元公款。賭博官員由過去直接掌握經濟財政大權的領域向黨政領域突破，顯示出賭博這一社會公害正在逐漸拓展其侵蝕範圍。另外，參與賭博的幹部不僅有縣鄉一級幹部，而且還涉及一些廳局級幹部，甚至包括個別省部級幹部。這意味着，參賭幹部的級別越來越高，參賭幹部人數日衆，且呈多元化發展之態勢。據統計，僅浙江省在2002年～2004年兩年內共立案查處黨員幹部參與賭博案件就有4800多件，佔各種黨員幹部違法亂紀立案總數的26.1%。
過去，官員賭博往往是以休閒娛樂方式爲主而且偷偷摸摸地進行。現在，一些官員的賭博行爲可謂肆無忌憚。一些人賭博成癮，不僅業餘時間賭，工作時間也賭，甚至在上黨校的時間也不忘外出過把賭癮。2004年底，寧夏回族自治區公安廳查獲一起“官賭”案件，固原市原州區統戰部副部長、宗教局局長勉禮和與包括7名公職人員在內的人員一起豪賭。當時擔負禁賭重任、身爲固原市公安局政委、副局長的李亞平，竟然在一旁興致勃勃地“觀戰”。
“官賭”中的“賄賭”
參加賭博的前提是擁有賭資。與普通賭徒不同的是，官員很少用私款參與賭博，而往往採取貪污、受賄、挪用公款、侵佔國家財產等違法手段獲取賭資。而一旦他們嗜賭成癮，又會加劇索賄等腐敗行爲，從而將權錢交易進一步公開化、市場化。可以說，“官賭”與腐敗猶如一對孿生兄弟，二者形影相隨。
以賭博之名行賄賂之實，是“官賭”歪風中常見的一種現象。隨着我國反腐力度加大，公開的、明目張膽的尋租風險越來越大。於是，類似賭博這種隱蔽的腐敗形式便應運而生。由於官員手中掌控着一定的公共資源，賭博往往就成了下級向上級、“老闆”向官員行賄的重要渠道，併成爲某些官員拉幫結派的紐帶，升遷晉級的捷徑，行賄受賄的妙術。一些領導幹部之所以好賭、敢賭、有錢賭，並非賭技過人，而是權力在起作用。人們諷刺地稱之爲“幹部贏老闆、老闆贏利益”。輸者心甘情願，贏者心安理得。小小賭桌搖身一變，竟成爲權錢交易的平臺，而且這種交易更加隱蔽。
由“官賭”所引發的腐敗一般有三種形式：行賄、斂財和挪用公款。
賭博已經成爲一些人行賄的手段。一些人投“官”所好，把賭博視爲“情感投資”、取悅上級領導的最佳方式，不斷用金錢的籌碼敲開權力的大門。“打工作牌”已變成了某些地方的“潛規則”。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鄉鎮幹部說：“縣級領導叫你打牌，那是看得起你；市級領導叫你打牌，咱受寵若驚，我得賠着錢、陪着人讓人家高興。總得讓領導加深印象啊，有朝一日能夠想起你，升個一官半職。”陝西省南鄭縣陽春鎮的“賭博書記”劉貴正曾直言，第一次挪用公款賭博是“投上級領導所好”，“爲了贏得縣委副書記開心，哪怕硬着頭皮，我每回都要故意輸掉好幾千元”。原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執行庭審判員張忠賢長期參與賭博，案件當事人投其所好以打麻將形式向其行賄達40多萬元，使其走上犯罪道路。
賭博成爲一些官員斂財的方式。一審被判死刑的福建省周寧縣原縣委書記林龍飛除了受賄外，其鉅額來源不明財產大都是借賭博之名斂來的，其賭博斂財高達145萬元。他經常打電話喊下屬來賭，在周寧縣幹部中流傳一句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林書記晚上打電話。”
“官賭”很容易編織成腐敗鏈。上行下效，在賭博幹部的周圍，自然而然會形成一個賭博圈子，使上下級形成關係網，導致腐敗窩案、串案的發生。原珠海市工商局局長鍾維順常常帶領屬下集體赴境外賭博，一些下屬也投其所好，樂此不疲，造成了本系統14名幹部違法犯罪。
由賭博而挪用公款、侵佔國家財產。官員一旦賭博成癮，爲了獲取賭資，一般情況下是將手伸向公共資金。由賭博到挪用公款、走向犯罪，這已成爲部分領導幹部參賭的定式。不少賭博案中牽涉經濟案，而經濟案中往往又引出賭博案。
司法解釋
不可能根除官賭
任建民認爲，在兩高司法解釋中，對官員賭博作了從重處罰的規定，這樣更有利於剎住官員賭博這股歪風。
不過任建明也坦承，新解釋也存在侷限性。不少官員賭博難以符合“營利目的”，其他幾個要件也有使用方面的困難。這些都說明，新解釋存在侷限性。有人的主張着力打擊的應該是腐敗而不是賭博。事實上，官員賭博並不是單純的娛樂性賭博，而是和手中的權力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賭博作爲社會公害，爲社會輿論所譴責。而作爲執掌國家公權的黨政官員參與賭博，所導致的惡劣後果，造成的不良影響，更爲社會所不容。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所所長李成言教授說，大量事實表明黨員幹部涉賭已產生非常惡劣的後果，如果任其發展，賭掉的將不僅僅是國家的經濟財富，還有國家的前途。任建明則認爲，加重對官賭的處罰，肯定會提高威懾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兩高司法解釋有助於剎住官賭歪風。但即使新解釋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官賭問題。首先，懲治、打擊，“重刑”，終歸不是治本之策，這種治標的辦法是不可能達到目的的。其次，治理官賭還是要治本。簡單地說，就是要預防腐敗，就是要挖掉官賭的“經濟基礎”。官員自由裁量權過大，合法的工資收入又很少；市場有缺陷，老闆不找市場找市長等。在這些現象還普遍存在的情況下，如果產生這些現象的體制、機制原因不解決，治理官賭就不可能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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