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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後遺孤杜冬梅把九十歲養母於世芳攙扶到客廳的沙發上，爲母親整整衣角，翻翻領子，安頓好後，拉着母親的手，開始給我們講述她和養父母的故事。在中國東北，二戰後留下了大約五千名日本遺孤，最大的十來歲，最小的才幾個月。幾乎每一個遺孤都和中國養父母都有一段濃得化不開的感情，杜冬梅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個。
杜冬梅的父母和大多數遺孤的父母一樣，是日本“開拓團”的成員。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後，他們在日本政府的“號召”下，懷揣“東北到處是大豆和糧食”的夢想，來到僞滿洲國殖民。然而，殘酷的戰爭撕裂了這些人的夢想，日本戰敗後，他們沒有能力把自己的孩子帶回日本。
這些遺孤被留在了中國的東北、華北等地，其中以長春居多，因爲長春是當時的僞滿洲國“首都”。長春市民項貴臣回憶戰後的情景時說，不計其數的日本平民彙集到長春，打算從這裏回到日本。他們聚集在火車站和安民所，沒有任何生活來源，艱難地掙扎在生死線上。孩子成了他們的拖累，有的弄死了自己的孩子，就地埋葬，懂漢語的就苦苦哀求中國老百姓，收下他們的孩子。
中國東北的老百姓雖然慘遭日本侵略者蹂躪十四年，但當他們看到無辜的日本兒童時，伸出了善良的雙手。今年已年逾八旬的李淑賢年輕時被日本人擊中腹部，失去了生育能力，可是她收留了流落街頭的青山百惠。幾十年過去，李淑賢在回憶往事時平靜地說：“我也是一個母親”。一名評論者說，五千名日本遺孤，意味着五千箇中國家庭，一萬名中國父母，付出了超越血緣關係和民族恩怨的心血和汗水，把他們撫養成人。
六十三歲的杜冬梅還記得自己來到中國養父母家時的模樣。當時她叫鹽塬初美，患有淋巴結核，身材瘦小，膚色黑黃，下巴還淌着膿。她的養父杜鳳山收留了奄奄一息的她後，第一件事就是帶她去一家日本醫院看病，先後做了四次手術，控制住了病情，可是也幾乎花光了杜鳳山做電工賺到的所有的錢。在杜冬梅的成長過程中，她始終受到家裏的寵愛，有一次，養母爲了滿足她吃“大果子(一種油炸食品)”的願望，竟然當掉了一隻戒指。這件事使長大後的杜冬梅認識到，“(養)父親、(養)母親把全部的愛都寄託到我身上，這是永遠不能忘記的”。勤奮用功的杜冬梅後來考取了白求恩醫科大學，退休時，她是長春大學第三醫院的內科醫生。
中國的養父母的厚愛不僅感動了遺孤們，也感動了日本的友好人士。一九九0年，日中友好人士笠貫尚章知道了中國養父母感人的故事，決心幫助這些中國善良的普通百姓，使他們的生活更好。於是他募集資金修建了一座中日友好樓，在樓裏集中居住中國的養父母，當時共有四十九戶人家，杜冬梅、孫豔平、王雅君等遺孤家庭都曾在這裏居住。
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和中日關係的發展，這些遺孤大部分告別了養父母，回到了日本。養父母們對遺孤的離開給予了無私的理解，支持他(她)們回到自己的家鄉。遺孤們帶走了愛人、孩子，也給養父母留下了無盡的牽掛和悲傷。現在，中日友好樓裏最後一家——王雅君(小林惠子)家也已經離開了，一段歷史彷彿畫上了句號。
二00四年，一部名爲《母之愛：中國母親和日本遺孤的故事》的紀錄片拍攝完成，數位日本戰後遺孤用口述歷史的方式，講述這段即將遠去的歷史。畑山昭子在紀錄片的開頭說，“母親給了我們生命，對於我來說，給我生命的母親的面孔早已模糊，而養育我的母親的影像卻是那麼清晰。畑山昭子只是我夢中的一個記憶，孫豔平纔是我生命中的全部。”
日本駐瀋陽領事館總領事小河內敏朗看了這部紀錄片說，“它讓我重新思考日本在中國東北那段沉重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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