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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親耳聽到日本侵略者在盧溝橋開戰的炮聲，他在抗戰最前線向世界及時報道臺兒莊大捷的消息，他突破重重封鎖到延安採訪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
作爲一位傑出的國際記者，愛潑斯坦在抗日戰爭中向世界忠實報道了中國人民抗擊日寇的英雄事蹟，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
5月26日，這位用一生見證中國的國際主義戰士，在北京走完了90年的人生旅程。
去世前夕，這位被人們親切地稱作“艾培”的老人，在自己的寓所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專訪，講述他眼中的中國抗戰。
“中國人民偉大的愛國熱情和不屈不撓的鬥爭，讓我深受感動”
愛潑斯坦一生寫下了上千萬字的作品，其中絕大部分是關於中國的革命和建設的。“殘酷的戰爭條件，是對我寫作的限制，也是對我的鍛鍊。”回憶起自己戰地報道生涯，艾培說：“中國人民偉大的愛國熱情和不屈不撓的鬥爭，讓我深受感動。是中國人民給了我創作的動力和源泉。”
1915年出生于波蘭的艾培，1917年隨父母來到中國。“從我記事起，就想當一名記者。”艾培說。從15歲起，他就成了《京津泰晤士報》的僱員。“在以後的數十年中，中國成爲我寫作的唯一主題。”
“9·18”事件後，艾培寫了一系列揭露日本侵略圖謀的報道。由於過於直露的反日傾向，隨着日本逐步取得對華北的控制權，艾培失業了。
22歲時，艾培成了斯諾夫婦創辦的《民族》雜誌最年輕的編委。1937年7月7日，正在北京西郊臥佛寺度假的艾培，突然聽到了從盧溝橋傳來的日本侵略者的炮聲。隨着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艾培開始了真正的戰地記者生涯。他作爲美國合衆社的記者，被派往南京採訪。
到達南京的第一個晚上，艾培半夜被震耳欲聾的轟炸聲和高射炮聲驚醒。他爬到窗前，看見防空系統的探照燈和五顏六色的曳光彈交叉照射，搜索着敵機。他下樓來到街上，看到了橫七豎八的屍體。“我這才清醒過來，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隨着時間的推移，艾培學會了在宵禁的空襲聲中睡覺。“不管怎麼轟炸，我照睡不誤。這個本事對於應付以後的許多危難是很有用的。”
南京淪陷後，艾培於1938來到了武漢。
“從南京到武漢的轉移，是地理上的撤退，也是政治和道義上的進步。”昂揚向上的“武漢情緒”似乎至今仍在感染着艾培，“面對日本的侵略，中國人不再打中國人，而是再度團結起來，爲祖國的獨立和前途而奮鬥。”
1938年4月，艾培從武漢去臺兒莊採訪，向世界及時報道了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上取得的這場重大勝利。
“我們去臺兒莊採訪的一行人意氣相投，配合默契。”國際著名導演伊文思的電影班子剛剛從戰火紛飛的西班牙來到中國。在西班牙，他們拍攝了一部聞名世界的紀錄片《西班牙大地》。在中國，他們正在創作另一部紀錄片《四萬萬人》。“對於攝影，我是外行，但是我可以幫助他們打燈光、佈置道具。”讓艾培欣慰的是，《四萬萬人》在國際上產生了與《西班牙大地》一樣的反響。
在戰區司令部，艾培採訪了戰區司令官李宗仁將軍。“李將軍是南方人，面目清瘦，但精神矍鑠。他把臺兒莊的勝利歸功於人民的支持。”
“日本人顯然是想用恐怖手段摧毀中國人民的意志，但他們失敗了”
在1957年加入中國國籍之前，艾培一直是無國籍人士。他的這一身份，使他能夠從與其他人不同的角度觀察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見證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
艾培清楚地記得，從上個世紀30年代初開始，日本就在天津的中國居民中有計劃地擴大毒品貿易。“我曾到日本人開設的吸毒室看過，場景讓我終生難忘。”艾培說，一排排癮君子貪婪地吸着菸捲，這些菸捲的一頭已經被掏空，塞進了海洛因粉末。爲了不讓這些粉末撒掉，他們吸菸時將菸捲高高地豎立起來，就像高射炮一樣。
“日本軍事情報部門銷售毒品，是爲了消蝕中國人的意志、招募漢奸特務，以達到他們把華北從中國分裂出去的圖謀。”艾培說。
1937年7月底，日軍開始對天津發起進攻。日軍飛機不斷向南開大學俯衝轟炸，圖書館和許多建築設施被毀。轟炸過後，日軍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爲自己辯護。艾培一直保存着那次記者招待會的記錄——
外國記者問：“爲什麼要轟炸大學？”
“諸君，這是因爲這些無法無天的中國人在那裏駐兵。”
“我在那裏沒見過中國兵。”一名記者說。
“但那裏的建築物很堅固。中國人會加以利用。”
“你怎麼知道？”
“如果我是中國的司令官，我會利用。”
“難道這成爲轟炸一所世界著名學府的理由嗎？”
“諸君，南開大學是一個反日基地。我們必須摧毀所有反日基地……南開大學的學生都是反日親蘇的。”
“但是，上尉，現在正放暑假，校園裏沒有學生。”
“諸君，我是一個軍人。我告訴你們，我們正在摧毀南開大學。這是一個反日基地。所有中國的大學都是反日基地。”
“那麼，日本人要摧毀所有中國的大學了……”
“請原諒。”
……
1938年，艾培到達正遭受日軍飛機轟炸的廣州。當時的場景，讓艾培觸目驚心。“2000多具平民的屍體散亂在河邊還沒來得及清理，日軍又展開了新一輪轟炸，又有1500多人死於非命，這些男女老少被炸得血肉橫飛，成爲難以辨認的一堆堆骨肉。有些受傷的人被壓在水泥板下，哭泣呻吟着。斷壁殘垣上的水管子還在淌着水，如同死人的血管還在流血一樣。”
“日本人對廣州的空襲，顯然是想用恐怖手段摧毀中國人民的意志，但他們失敗了。”艾培說。
“這裏的人民也比其他地區的人民積極得多。他們代表中國，他們代表未來”
在艾培寓所客廳最醒目的地方，掛着一張發黃的毛澤東的相片。“這是我1944年在延安採訪時，毛澤東親手送給我的。”艾培讓夫人取下相片，小心地捧在手上。“毛澤東在這張延安石印的相片簽了自己的名。60多年來，這張相片一直跟隨着我。”
回憶起自己的延安之行，艾培眼中閃動着別樣的光彩。
在邊區採訪的每一天，都讓艾培處於興奮狀態，他在給自己當時的妻子邱茉莉的一封信中寫道：“這個邊區不光是一個有關英勇的人民被封鎖的悲慘的地方，而是一個小規模的偉大的國家……這裏進行着的活動恐怕比中國其他任何地區都更爲豐富多彩，而且可以肯定，這裏的人民也比其他地區的人民積極得多。他們充分相信，他們代表中國，他們代表未來。”
在延安採訪的中共領導人中，讓艾培印象最爲深刻的是毛澤東。
“他常常會步行在塵土飛揚的街道上，不帶警衛，同老百姓隨意交談。在集體照相時，他總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也沒有人把他引導到這樣的位置上。”一次單獨的、沒有時間限制的採訪，讓艾培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澤東的個人魅力。“他雖然身居延安的窯洞，但對外部世界的情況是相當瞭解。”
艾培還採訪了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朱德總司令愛吃蔬菜，他自己開墾了一塊地，種植西紅柿。“我們外國記者團回重慶時，他把自己種的西紅柿送了我們好幾筐，不但使我們這些記者享受到了這些好吃的鮮果，還使我們產生了關於邊區的新的認識。”
艾培對周恩來的採訪是在周恩來居住的窯洞裏進行的。窯洞極其簡樸，裏面只有一張牀、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和幾個堆滿了書報的書架。一個小小的發報機正在發送新華社新聞電訊。“就是在這裏，我幫助修改了新華社英文電訊稿。”艾培自豪地說。
在延安幾個月的採訪中，艾培發出了大量報道，讓世界更清楚地知道了延安，瞭解了中共領導人。在給《紐約時報》的一篇長篇通訊中，艾培寫道——
“八路軍從不拿羣衆一針一線，而且每一個八路軍的單位都有責任訓練人民自衛技能並能在敵軍入侵時掩護婦女兒童撤往山裏或祕密地道。這就不難明白，爲什麼這些地區的人民深信：抵抗(而不是投降)不但是一項廣泛的愛國義務，並且也是爲他們自己的社會集體所作的最佳選擇。”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時候，艾培經印度、英國，來到美國。1947年，他寫成了《中國未完成的革命》。
在回憶錄《見證中國》中，艾培這樣表達自己的信念：“在歷史爲我設定的時空裏，我覺得沒有任何事情比我親歷並躋身於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更好和更有意義。”他說：“我愛中國，愛中國人民，中國就是我的家，是這種愛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國的命運聯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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