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堅持實事求是與創造性探索的一生——紀念我們的父親陳雲
陳偉力 陳 元 陳偉華 陳偉蘭 陳 方
今年是我們的父親陳雲誕生100週年。他雖然已經去世10年，但是他的思想和精神仍然長久地震撼着我們，長時間影響着我們對人生的選擇和價值判斷。作爲他的子女，我們雖然和他長期生活在一起，但對他的思想，對他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卻是在不斷觀察學習和思考中逐漸領悟的，是透過我們自己工作和生活的體驗來逐步理解的。對他認識越深，他的思想和精神對我們的吸引力就越大。
父親去世後，黨和人民給了他很高的評價。1995年江澤民同志在紀念陳雲同志誕辰90週年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指出：“在陳雲同志的身上，我們看到黨的老一代領導人的精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和生機蓬勃的創造精神，看到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看到無產階級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嚴格求實的科學態度的有機統一。”
父親一生的經歷艱難而豐富，以我們的水平和經驗很難對他有一個完全準確的認識。當大家坐在一起討論時，有一個共識，那就是，他留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他完全徹底的實事求是精神和頑強的創造性的探索精神。
父親長期工作在黨和國家的領導層。他告訴我們，對他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影響最大的是毛澤東同志。1933年，他與毛澤東同志剛相識時，對毛澤東同志並不瞭解，但是到了1935年遵義會議前後，父親對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和精神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他對毛澤東同志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費盡心血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精神非常佩服，認爲毛澤東同志“非但聰敏，且有才能”，“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才”。延安時期，父親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工作，他與毛澤東同志共事的時間越長，對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的理解越準確深刻，並深深被毛澤東同志身上煥發出的那種探索與奮鬥精神所鼓舞。他曾對我們講，他在延安利用養病的時間反覆閱讀了毛主席的全部文電，仔細研究了毛主席的所有著作，思考很久後，他認爲實事求是是毛主席想問題做事情的根本思想。那時，毛澤東同志在與他三次談話中，反覆提出要他學習哲學，他照着去做了，終身受益。
從那時起，父親逐步表現出徹底的實事求是和創造性的探索精神。
父親能做到實事求是和創造性探索，第一個原因是他在工作中長期堅持調查研究。他曾反覆對我們講過調查研究的重要性，認爲這是實事求是的基礎，領導機關制定政策，一定要拿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做調查研究，最後討論作決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就夠了；只有從現狀表面入手，深入進去弄清真實情況，才能找到正確解決問題的辦法；調查研究貴在深入、翔實和縝密；要以大量的事實爲基礎，形成對情況的整體把握；要請基層瞭解情況的同志把情況談透，從無數細節中發現問題，認識發展趨勢與規律，挖掘基層幹部羣衆創造性地解決問題的辦法。作爲一名高級領導幹部，儘管他主管工作的範圍非常寬，但是始終堅持親自調查研究，親自寫總結報告。他在延安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時期，中央決定中組部的工作要由過去面向延安轉爲面向全國，要在全國範圍內發展並鞏固黨的組織和黨員隊伍，解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全國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黨員數量大幅度減少的問題。當時各個根據地被敵人分割，中組部對敵後根據地的情況掌握不夠。爲此，他用了大量時間披閱和聽取各個地區省委書記、組織部長、宣傳部長以及地委書記、副書記的報告。在此期間，他曾與組織部的同志學習毛澤東同志農村調查的方法，陸陸續續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對華北地區基層情況進行調查，先後邀請了華北6個不同區域的9個鄉黨支部書記來延安談基層情況，每個鄉的情況都談了3天3夜，留下了9份詳細的社會調查報告。這樣的調查方法，使他對各個地區，包括遠離延安、交通很不方便的地區以及敵佔區的基層情況，心裏都有了底數。在此基礎上，他親筆撰寫了給中央的報告，並在黨的刊物上發表文章，闡述發動羣衆、鞏固基層黨組織、開展敵後工作的意見。他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一道，把調查研究掌握的情況和以往豐富的經驗結合在一起，改革組織工作方法，制定了比較正確而完整的政策，使全國各地黨組織的工作更加活躍並且是因地制宜地發展起來。7年之後，全國黨員的數量從3萬發展到121萬。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爲了適應年齡與身體情況的變化，他把自己主管和關注的工作，收縮到精力與體力允許的、他認爲最必要的範圍。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仍然堅持對重要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堅持親筆起草報告、講話或親自提出提綱，待祕書成稿後由他逐字逐句修改推敲；堅持對未經調查研究、心中沒有底數的事情，不提出決策性的意見、建議。
父親能做到實事求是和創造性探索，第二個原因是由於他認真聽取內行、專家和當事人的意見。我們親眼看到，1979年5月到6月，已74歲高齡的父親受中央委託，花了近一個半月的時間集中精力對上海寶鋼問題進行研究。當時圍繞寶鋼建設，有各種不同意見。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前多年主持全國經濟工作，對鋼鐵行業也有比較豐富的經驗和知識，但他不願輕易提出結論性的意見。他先請薄一波同志召開座談會，聽取搞過鋼鐵工作的同志的看法，在北京又仔細研究了中央7個部委有關寶鋼建設的意見。之後，他帶着問題到上海，聽取上海市和市冶金局領導同志以及上海一、三、五鋼廠廠長、副廠長、總工程師的意見，並與他們進行討論。他還派祕書到寶鋼工地的現場找工程指揮部的同志瞭解情況，並親自與寶鋼的領導同志深入探討問題。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他還非常注意收集鋼鐵工業發達國家在不同時期所採用的做法的材料。最後，他再一次聽取了冶金部領導班子的意見。在一個半月的時間裏，通過不斷交換意見，他的看法有過三次反覆，認識越來越深入完整。最後，在6月中旬召開的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全體會議上，他提出了關於寶鋼問題的8點意見，認爲這是一個特大項目，事關全局，雖然上馬倉促了，但經過反覆考慮，認爲即使困難，也要下幹到底的決心，各個部要同心協力把寶鋼的事情辦好。他還提出，冶金部要組織全體幹部對寶鋼問題展開一次討論，主張全國的冶金專家都要參加討論，都要參與、過問、接觸、關心這件事，而且應該不止一次；要在寶鋼建設和持續論證過程中，培養我們自己的專家和技術工人。他的意見獲得了大家的支持，而且歷史證明它是正確的。寶鋼問題有了結論之後，他由於過度疲勞，生了一場大病。在回憶對寶鋼問題的決策過程時，他對我們講過，對有爭論的重大問題，要集中精力去研究；大的決策不能太快，要慎之又慎，決策過粗過快容易失誤，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損失很難彌補；要保證決策不失誤、少失誤，就要拿出時間，讓專家、內行和當事人圍繞中心議題，放開思路發表意見，要有幾個方案拿出來做比較。正確的觀點是在爭論中產生的，不碰到問題，出不了新觀點。
父親能做到實事求是和創造性探索，第三個原因是他能夠認真聽取反面意見。他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多次對我們講過堅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並對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在民主集中制方面的做法做過比較。他通讀了《列寧全集》和《斯大林文選》，發現列寧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後的7年裏，一直模範地堅持民主集中制。在列寧的領導下，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民主氣氛很濃，各種不同意見和反面意見都可以直率地提出來。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他一再提倡要堅持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並且要把這種風氣擴大到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中去。他認爲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曲折道路上，這是提高決策水平、提高組織能力、提高民族凝聚力的最有效的辦法。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在自己主持的研究重要問題的會議上，總是請持各種有代表性意見的同志把意見完全擺出來，讓大家盡情發言。討論持續了三四天之後，他把大家的思想綜合概括成幾條，寫在一張紙上，再請大家逐條發表意見。他從來不給別人扣帽子，在他做最終的結論性意見時，對各種意見，包括一些極端的意見，都仔細推敲，以找出最符合客觀事物本質的正確意見。
父親認爲有錢難買反對自己意見的人，有了反對意見可以促使自己思考問題。有時如果沒有不同意見，他也要自己假設一個對立面讓大家批駁。他在主持國務院財貿辦工作時，綜合經濟管理部門有一位副部長對一項重要政策堅持提出反面意見，爲此大家辯論了三天，最後終於統一了認識。上世紀80年代初，有幾位研究人員對一個典型進行深入調查後，對中央關於一項決定的部分政策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認真閱讀了他們寫的報告後，指出：已經決定的政策要堅持下去，不要輕易變動。但是，對提出不同意見的少數派要保護好，對他們提出的問題要非常重視，要給他們必要的經費和時間到基層去調查研究，鼓勵他們不斷向中央反映情況和提出意見，以保證中央能經常聽到不同聲音，對重大政策、決策的效果進行追蹤、研究。
父親常說，能聽到不同聲音不是壞事，這與中央保持一致並不矛盾，如果鴉雀無聲，反而大事不妙。他還說，要讓來開會和談話的同志感到我這裏是“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他認爲，一個人有時免不了說錯話，一點錯話不說是做不到的。不怕講錯話，就怕別人不說話，黨內一定要堅持民主生活、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在講民主的同時又必須有集中。要做到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否則，什麼事情也做不了，一事無成。他還曾多次表示，應該採取正確的方式來處理同志犯錯誤的問題，對由於認識不全面而講過錯話、發表過錯誤意見的同志，只要他們檢討了，在工作中糾正了就可以了，不要扭住不放。
父親能做到實事求是和創造性探索，第四個原因是他敢於堅持原則，能頂得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他常常感慨地對我們講，堅持正確的意見時要有一個“硬腦殼”，不能計較個人得失。父親的一生是充滿坎坷、頑強奮鬥的一生，他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從不願意隨波逐流。他認爲，領導者在處理問題、提出意見和觀點時，要把心擺得非常正，非常實事求是，毫無個人主義。只要這樣做，就能夠堅持真理糾正錯誤，就能夠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抵得上十萬軍隊、百萬軍隊，是一種無窮的力量。爲此，他早在延安時期，就在學習哲學時總結出“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觀點。建國以後，他曾多次因經濟工作中的一些觀點不被別人理解，而成爲少數派，也曾因爲一些重要的政治意見受到嚴厲的批評甚至批判。1962年，爲了度過國民經濟的困難，經過慎重的調查和長時間的思考，在與有關中央領導同志反覆商量後，他向毛澤東同志提出“分田到戶”的辦法。當時他已經知道毛主席明確表示過不贊成這種做法，但是他思來想去，覺得既然找到了解決缺糧問題的具體辦法，還是應該儘快向中央提出。後來，他和鄧子恢、田家英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受到了嚴厲批評，雖然他沒有被公開點名，但是參加會議的人都知道，黨內提出“錯誤觀點”的人中職務最高的是他。1977年，尚在家中賦閒的父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書面發言，要求重新評價“天安門事件”，重新讓鄧小平同志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他認爲到天安門去的羣衆是爲了悼念周總理，認爲鄧小平同志有能力、有經驗、有威信，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參加中央領導工作是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爲此，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負責同志到我們家裏來與他談話至深夜，提出要求他收回這兩條意見，並表示如果收回，可以在會議簡報上刊登他的書面發言。他當即表示不同意收回，如果要刪去這兩條意見，寧可在簡報上“開天窗”。
父親曾對我們講過，“不唯上”並不是不要聽上級領導的話，“不唯書”也不是不讀書報和文件，重要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提出問題，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這纔是最靠得住的，最經得起時間檢驗的。他曾對我們講，他要求自己提出的重要觀點和做出的重要決策，不僅要從現在看，而且要放在一百年以後看，到那時看也應該是仍然站得住的。父親堅持真理，堅持實事求是，還表現在他顧全大局，從不計較個人的恩怨；表現在重大問題上他總是旗幟鮮明地維護黨和國家、人民的整體利益，維護中央的領導權威；表現在他嚴格遵守黨的紀律，有話講在當面、講在會上，不搞自由主義。
父親能做到實事求是和創造性探索，第五個原因是他堅持學習，堅持讀書，長期讀報，日積月累。在家裏，他要求我們從青少年時期就逐步養成讀報讀書的習慣。他說幾十年的報紙讀下來，就會積累很多歷史知識，更加理解重大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父親只有高小文化程度，但他長期堅持閱讀學習和思考問題，這是工作能取得成績的主要原因之一。延安時期爲了使自己的知識水平、認識能力更加適應工作要求，他在中央組織部內組織學習小組，堅持了5年讀書學習和討論。他幾十年如一日，堅持讀《人民日報》、《紅旗》和《求是》，以及《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堅持每天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世界知識手冊》是他多年身邊必備的工具書。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隻身一人下放到江西，帶了三個箱子，裝滿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和魯迅的書。在以後長達4年的時間裏，這些書是他的精神伴侶。他逐篇通讀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全集》、《斯大林文選》和《毛澤東選集》之後，又帶着思考已久的問題精讀了一遍《列寧選集》。日積月累的勤奮研讀使他能夠很敏銳地從經濟與政治的角度縱觀歷史，認識世界。這爲他堅持實事求是和創造性探索提供了深厚的理論、知識基礎和開闊的視野，使他在自己關注的領域、關注的題目上能夠跨歷史時期、跨社會制度、跨不同國家進行綜合分析比較。
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初期，爲了緩解日益緊張的糧食問題，他創造性地提出了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意見，這個意見是從當時的國情出發，在研究了北洋軍閥時期、國民黨時期和日僞佔領東北時期使用的方法，比較了德國和蘇聯使用過的方法基礎上提出的。1973年，經毛澤東同志同意，周恩來同志請他出來協助抓經濟工作和外貿問題。他從調查研究國際金融與貿易問題入手，提出題目，請人民銀行和當時的外貿部協助收集美、日、英、西德、法各國在金融和貿易領域十個方面的重要材料，收集他長期關注的西方發達國家經濟領域的一些高級官員和學者的主要意見、觀點，供研究使用。隨後，他不顧當時“四人幫”和極左思潮的壓力，以國際視野和戰略性的眼光，提出我國的對外貿易75%轉向資本主義國家已是大勢所趨，要敢於和善於利用外資、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利用國際市場的商品交易所。
父親徹底的實事求是精神和創造性探索還表現在，爲了防止被以往經驗和老框框所束縛，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70年代，直至90年代初期，多次以開放的態度講過，我們國家經濟建設的發展規模越來越大，情況越來越複雜，過去適用的一些做法，很多要有改變。做經濟工作要高度重視經濟統計問題，要善於把握總體情況和總的趨勢，要努力研究新情況、學習新東西，不斷探索解決新問題。
在他身上，實事求是和創造性探索常常緊密結合在一起。1982年他主持全國經濟工作時，吸取了黃克誠同志的思想，用“籠子”和“鳥”的關係形容國家宏觀計劃控制和放開市場的關係。他們的這個想法，是從當時經濟秩序混亂、經濟犯罪率增長很快這個客觀事實出發所作的思考——正是計劃經濟的不足，才導致引入市場經濟，活躍的市場經濟帶來了經濟增長，也因它的不足帶來了問題。站在歷史的角度看，我們黨對運用市場機制的經驗還不足，還需要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不能停止發展市場經濟。但是，要有辦法有效地減少混亂和犯罪。新的方法不可能憑空設想，只能根據現實情況，對原有方法進行改造和提高，並不斷創造新的辦法。關於“籠子與鳥”觀點的最初創意，是要用一種直觀形象的方法來描述一個異常複雜的經濟問題，這與父親幾年前對計劃與市場這兩種經濟方式在經濟整體發展過程中的比例不一定是“此消彼長”，而很可能是相應地增加和發展的思考方向是一致的。闡述這一觀點時，他還特別說明這個“籠子”大小要適當，該多大就多大，甚至不一定限於國內，也可以跨國跨洲。另外，“籠子”本身也要經常調整。但是無論如何，總得有個“籠子”。這個被西方學者稱爲“鳥籠經濟”的思想，曾在國內外引起很大反響和爭論，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更被廣泛重視和研究。今天父親雖然去世已10年，已看不到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在21世紀蓬勃發展的情況，但是他從實事求是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出發提出的創造性的思想觀點，將會不斷引發新的實踐和新的理論思考。
我們非常幸運，能與父親共同生活了幾十年，可以近距離觀察他，可以和他談話，交換思想，可以親身體驗和感受他。他是慈愛的父親、睿智的父親、嚴格的父親。他和所有的父親一樣，關心每一個孩子，希望我們靠自己的努力成長起來。他給我們指導，也給我們寬鬆的環境，讓我們在工作和生活的挫折與成功中取得經驗，鍛鍊自立於社會的能力。
江澤民同志在紀念陳雲同志誕辰90週年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指出，他的業績和著作，他的思想、品德和風格，屬於我們偉大的黨，屬於我們偉大的國家和民族。我們想，父親是爲人民而生的，爲祖國而生的，他爲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和人類的共產主義理想，貢獻了自己的一生。我們爲有這樣的父親而深感自豪，他的思想和精神將激勵我們緊緊跟隨以胡錦濤同志爲總書記的黨中央奮勇前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