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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宋任窮同志（右一）看望陳雲同志。
照片選自《宋任窮回憶錄》
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政治工作的卓越領導人宋任窮同志因病醫治無效離開了我們。他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矢志不渝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奉獻了一生，令人深深敬佩。1978年12月，任窮同志接替胡耀邦同志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後，我們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了四年。當時，黨和國家正處在偉大的歷史轉折時期。任窮同志雖已70歲高齡，但從履行新職之日起，就把全部智慧和精力投入到貫徹落實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中去，在組織戰線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保證全黨工作重點戰略轉移，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在與任窮同志朝夕共事的歲月裡，他表現出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胸懷、膽識、纔能和品德感人至深，我們所得到的言傳身教終生難忘，和他結下的深厚同志情誼長存於心。
1979年是全黨集中精力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第一年。深入開展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准的大討論，有力地推動著全黨全國思想大解放和新時期黨的政治路線貫徹執行，要求組織戰線繼續抓緊糾正『文革』中的冤假錯案，把林彪、『四人幫』顛倒了的是非功過顛倒過來。『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哪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這是黨心民心所向所盼，是凝聚全黨、全國的力量盡快消除『文革』災難的後果，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關鍵所在。胡耀邦同志擔任中組部部長一年中，在鄧小平、陳雲同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支持下，旗幟鮮明地推動解放思想，衝破重重阻力，堅決撥亂反正，為落實乾部政策打開了一個好局面，奠定了堅實的工作基礎。任窮同志接任後，立即把進一步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作為組織戰線貫徹落實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首要而緊迫的任務。當時，一方面歷史遺留的各種冤假錯案堆積如山；另一方面由於長期受『左』的思想影響，有些領導乾部對落實乾部政策的重要性、緊迫性認識不足；少數人對平反冤假錯案不同程度存在懷疑、抵觸情緒，使工作困難重重，步履維艱。任窮同志以馬克思主義的堅定性和大無畏精神，堅決貫徹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排除障礙，抓住關鍵，大刀闊斧，深入細致地推動工作。
平反冤假錯案，首先要統一政策思想。任窮同志反復強調，落實乾部政策要實事求是，公道正派、剛正不阿，堅持『有錯必糾』，按照『全錯的全平，部分錯的部分平，不錯的不平』的原則解決問題。在任窮同志主持下，中組部從具體分析案例入手，先後形成了幾十個文件，為平反冤假錯案提供政策武器。在文件報經中央批准後，任窮同志抓緊部署，督促實施，進行具體指導。復查副省長、中央副部長以上領導乾部的冤假錯案，涉及原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案件時，情況十分復雜，遇到的阻力很大。任窮同志抓住這個重點，堅決予以突破。他不分日夜，深入了解情況，親自聽取受迫害乾部的申訴，親自主持研究重大冤假錯案的平反和復查結論，推動解決問題。在他的帶領下，中組部各單位不分節假日地工作，辦公樓經常深夜燈火通明。即使這樣，由於案件太多，在未結案前，許多蒙冤的同志還處境艱難，他們的親屬、子女仍受株連。任窮同志發動大家出主意，想辦法，加快工作進度，並請示中央批准，把在乾校的同志先全部接回北京，仍被關押的同志先解脫出來，對身體尚好、能夠工作的同志先分配工作，然後再作復查結論。這樣，從中央各部門到地方各級黨委都加強了領導，平反復查工作的進展大大加快。但是不久，出現了落實乾部政策『差不多了』的思想和松勁情緒，有的地方、單位擅自撤掉了辦事機構，有的領導乾部和工作人員對應該解決而又不難解決的問題頂著不解決，還認為落實政策『過了頭』。針對這些情況，任窮同志堅定地指出，平反冤假錯案要做到善始善終。他一再強調，要對每個同志的政治生命負責。不能只看到面上的問題已經解決了80%、90%，只要還有一個錯案沒有得到糾正，那麼，就這個同志來說，就是100%地沒有解決。要一個案件一個案件，一個人一個人地紮紮實實地搞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為此，由中組部專門發了《關於善始善終地搞好落實乾部政策工作的意見》，要求繼續加強領導，堅持全黨辦案，堅持推動平反冤假錯案。
在抓緊解決『文革』中的冤假錯案的同時，對以往一些政治運動中的錯案和復查其它一些重大歷史遺留問題，也加快工作步伐和力度。這些歷史案件數量不少，而且事隔多年，加上當時所處的復雜環境，現在解決起來難度相當大。任窮同志說，解決好這些問題，既是我們黨實事求是平反冤假錯案、落實乾部政策深入發展的必然要求，也與平反『文革』中許多冤假錯案有直接聯系。這些問題不解決，人心就不齊，氣也不順，必然影響全黨工作重點的戰略轉移。他直接領導復查處理的歷史老案就不少。在他的言行中，我們絲毫感覺不到面對如此艱巨復雜的任務，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擋他的前進步伐，相反給人的信息是一種所向披靡、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堅強意志。在復查歷史上的錯案中，也出現了另一種苗頭性問題，就是有些人持否定一切的態度，要求對建國以來的一切案件，不問青紅皂白統統翻過來；把一些不該否定的問題也『一風吹』。針對這種思想傾向，任窮同志強調要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嚴格掌握政策。他在一次座談會上指出：『文革』以前的案件，包括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傾，還有1963年開始『四清』運動，凡是搞錯的案子，該復查的還是要復查。『重要案件完全搞錯了的，把人家錯開除了黨籍，錯開除了公職，把內部問題錯當成敵人處理的，個別案件個別解決。』但並不一定把一切問題都來搞什麼平反。會後，中組部下發了《關於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案件的處理意見》，明確提出了處理歷史老案的原則、方法和政策界限，及時統一了各方面的認識，端正了工作方向，推動了歷史遺留問題的順利解決。
任窮同志主持中組部工作期間，依靠全黨力量，堅決貫徹中央關於落實乾部政策的決策，僅僅用了3年多的時間，就基本完成了在全國平反冤假錯案的任務。平反冤假錯案後，對大量善後事宜，任窮同志也高度重視。他要求中組部新成立的老乾部局，用很大的精力為老同志服務。一是遵照中央指示，為受林彪、『四人幫』迫害已去世的老乾部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二是協同有關部門為大批老乾部辦理了恢復黨籍和原工資待遇，抓緊解決住房、用車、醫療、生活補助、配備服務人員等問題；三是看望、照料老乾部的遺屬和烈士遺孤，為他們解決工作和生活上的實際困難。每年春節前看望老乾部，逐漸形成了制度。
我們黨果斷結束『文革』後，主動糾正指導思想上長期形成的『左』的錯誤，在恢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確立正確的政治路線基礎上，通過堅決平反『文革』中和歷史上的一切冤假錯案，全面恢復了公道正派、實事求是地看待和評價乾部是非功過的好政策，恢復了組織部門這個黨員、乾部之家的好形象，不僅很快調動了廣大乾部的積極性，而且大大增強了全黨、全國人民同心協力搞四個現代化的凝聚力，為順利實現全黨工作重點戰略轉移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證。
按照乾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方針，培養、選拔合格接班人，調整配備好各級領導班子，建設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要求的乾部隊伍，是任窮同志擔任中組部部長期間緊抓不放的又一項重要戰略任務。當時，黨的乾部隊伍和領導班子在許多方面不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這些不適應，突出的表現是：一些領導班子中還有人堅持錯誤，抵制黨的正確路線，政治上不純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好；年齡普遍偏高，人數普遍偏多，文化普遍偏低，懂得專業知識的人太少。這也反映了長期『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特別是『文革』在乾部問題上造成的嚴重後果。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在組織建設上妥善地同時解決好這些問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不久，鄧小平同志就反復強調，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已經確立了，現在是組織路線問題，是乾部問題，特別是選拔接班人問題。鄧小平、陳雲同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智慧，及時提出了新時期黨的乾部隊伍建設必須堅持『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的方針。這是黨的組織建設工作的一個大戰略、大方針，也是一項十分緊迫的政治任務、組織任務。對於黨中央提出的乾部隊伍『四化』方針，廣大黨內外乾部群眾非常擁護。但是，也有些同志未能全面理解，使貫徹這個方針遇到了一些思想阻力。任窮同志利用各種場合，實事求是地、辯證地闡述『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的相互關系，指出革命化是前提，從年輕乾部中選拔人纔是要全面按照『四化』要求選賢任能，不是只年輕就行；推進領導乾部隊伍年輕化是新老乾部合作交替的過程，不是不發揮老乾部的作用；從文化水平較高、掌握專業知識的同志中選人，不是不要工農乾部，而是要同時培養提高現有乾部的知識水平。他指示中組部主辦的《組工通訊》，要有針對性地發表評論，介紹經驗，促進思想認識的統一。1979年到1982年，《組工通訊》在這方面發表的具有指導性的短評達40多篇，其中不少是他出題目、出思想寫成的。1980年5月，湖南錫礦山一位同志給中組部寫信，表示『解決乾部隊伍年齡偏大、水平偏低的狀況非常必要』，但對黨政機關吸收新乾部，主要從大中專畢業生或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年中擇優選拔，有些想不通。任窮同志見信後，親自給這位同志回了信。信中充滿關愛，語重心長，擺事實，講道理，針對性、說服力都很強。這封信先在《組工通訊》刊登，後全文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對統一思想、推動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湖南等地的同志專門來電話說，大家認為，任窮同志的信，不是只寫給這位同志的，也是寫給全體乾部的，充分闡述了新時期黨的組織路線的重要內容，體現了黨中央的決策，符合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工農乾部也普遍感到心裡熱乎乎的。中央領導同志親自處理下級乾部的來信，用行動帶頭恢復和發揚我們黨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很值得大家學習。
在按照乾部隊伍『四化』方針推進各級領導班子建設時，任窮同志始終著眼全局，立足當前，面向未來。他提出，通過選拔優秀中青年乾部和加強領導班子建設，要在3年或稍長一點時間內，把各級領導班子調整好，並努力使之成為能夠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密切聯系群眾、勤奮學習、善於管理、團結一致搞四個現代化的堅強有力的工作班子。他反復強調，關鍵在於必須解決好『退』和『進』的問題。『退』就是按照中央的要求，認真妥善地安排一批年老體弱的同志退居二、三線；『進』就是大膽地把德纔兼備、年富力強、能打開局面的乾部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來。他先後7次召開選拔中青年乾部工作座談會、匯報會，了解情況，聽取意見，研討問題，推動工作。在他主持下，制定並下發了《關於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的幾點意見》、《關於抓緊做好選拔優秀中青年乾部工作的意見》。為了加強這方面的工作，遵照陳雲同志的意見，從中央組織部開始，很快在整個組織系統建立了青年乾部管理機構。與此同時，任窮同志強調，老中青乾部緊密團結，是黨的事業繼往開來的重要保證。要充分注意發揮老同志的傳幫帶作用，使新老乾部在合作中交替、交替中合作。1981年底至1982年初，按照中央關於機構改革的部署，任窮同志負責組織起草的省級機構改革中關於省級領導班子配備的指導原則和意見，從當時的實際出發，強調省級領導班子人員配備要精乾；堅決執行德纔兼備原則；掌握好乾部任職年齡，省部級正職一般不超過65歲，副職一般不超過60歲，常委中55歲以下的不少於1/3；減少交叉兼職；妥善安排年老體衰、不能堅持正常工作的同志；整個工作要認真走群眾路線。經過機構改革，省級領導班子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職數大幅度減少，平均年齡由62歲下降到55歲；具有大專文化程度的由20%提高到42%。其中新提拔的乾部佔新班子成員的44%，大多數是中青年乾部，71%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在當時的情況下，改善領導班子結構能取得這樣的成效是難能可貴的。許多老同志以黨和人民的事業為重，盡管自己剛恢復工作不久，仍然主動讓賢，積極舉薦年富力強的優秀乾部走上領導崗位，顯示出了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
任窮同志對培養選拔女乾部和少數民族乾部，也同樣十分重視。經過這次調整，一批優秀的年輕的女乾部和少數民族乾部進入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班子。他們在黨的關心和實踐鍛煉中不斷進步，健康成長，為推進共同的偉大事業和各民族的團結，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從組織上推動領導班子結構調整的進程中，任窮同志毫不放松思想政治建設，大力促進黨內民主生活的正常化。他強調對黨員乾部進行新時期形勢與任務的教育，黨的基本路線、基本知識和黨規黨法的教育，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教育，是一個戰略問題。在他的領導下，這些教育，同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准討論的深入開展緊密結合，實際上是進行了一次辯證唯物主義教育和黨性教育的補課。由於林彪、『四人幫』煽動無政府主義，搞以幫代黨，破壞黨、瓦解黨，給黨造成嚴重的創傷，而且內傷重於外傷。因此，任窮同志把批判派性、增強黨性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他要求在黨內生活中要發揚民主，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領導乾部要帶頭做自我批評，不要爭功諉過；要克服當面不講，背後亂講和批評不得、一觸即跳的壞作風；同志間要講真話，互相支持，互相諒解。對錯誤的意見要積極引導，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不無限上綱、亂扣帽子。針對當時黨內的實際情況，任窮同志提出：現在既要民主，又要集中，在某些方面更要集中；既要自由，也要紀律，在某些方面更要紀律；既要個人心情舒暢，也要統一意志，在某些方面更要統一意志。要嚴格遵守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統一紀律。在他的領導下，中組部還報中央批准後下發《關於加強黨員教育健全黨的組織生活的意見》，有力地推動了全黨教育工作和恢復黨內正常的政治生活。
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僅要有能夠勝任的領導班子，還必須有一支數量和質量都能適應形勢任務要求的乾部隊伍。我們黨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是乾部隊伍人數不少，但真正懂經濟、會管理的不多。我們不可能等到造就這樣的乾部隊伍後再搞建設，只能在搞建設的同時提高乾部隊伍。任窮同志把有計劃、大規模地培訓乾部，作為黨的一項重要戰略任務和當務之急。他在四年中，先後5次主持全國性乾部培訓工作會議，布置和推動這項任務。任窮同志強調，開展乾部培訓『要捨得花本錢，捨得花心血。要大手大腳，不要小手小腳；要千方百計，廣開門路；要改革學習內容，注重學習效果，著重提高他們的專業水平和現代管理能力』。在此期間，經中央批准中組部專門下發了《關於加強乾部教育工作的意見》等文件，推動乾部教育培訓工作的開展。1980年到1983年的4年時間裡，全國共培訓乾部1130餘萬人。多渠道、多層次、多學科成龍配套的乾部培訓網絡，也隨之初步建立起來。
幾十年來，我們黨形成了一套適應不同時期形勢任務要求的乾部制度。但是，隨著全黨工作重心的轉移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展，乾部制度中一些不適應甚至妨礙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部分也日益顯露出來。鄧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18日以《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為題發表重要講話，旗幟鮮明地指出：『現行的組織制度和為數不少的乾部的思想方法，不利於選拔和使用四個現代化所急需的人纔。希望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在這個問題上來個大轉變，堅決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礙，打破老框框，勇於改革不合時宜的組織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養、發現和破格使用優秀人纔。』任窮同志立即指示中組部的同志認真學習小平同志的講話，他強調我們黨已經有了正確的政治路線，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在於人纔，解決人纔問題的關鍵在於改革乾部制度。
改革乾部制度也是革命。我們黨自己建立並實行了多年的乾部制度，由於形勢、任務變了，現在要自己改革不合時宜的制度和辦法，必須勇於和善於否定自己，闖出一條靠制度建設乾部隊伍的好路子。任窮同志說，我們的組織工作，特別是乾部工作中，有不少制度是不合理的。比如乾部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鐵飯碗，能上不能下，權力過分集中等等，弊端很多，危害很大。如果看不到形勢發展的需要，不積極地堅決地對乾部制度進行改革，必將影響大局；反過來，把這種改革看得太簡單，草率行事，也將事與願違。一切有關乾部制度的改革，都必須有利於經濟體制改革和四個現代化建設。他指示中組部研究室深入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提出適應新形勢要求的乾部制度改革方案，使全國各級各部門領導班子的『四化』有一個較大的突破，基本實現新老乾部的交替正常化，並通過建立一套科學的制度保持領導班子和乾部隊伍的合理結構。在任窮同志主持下，中組部形成的乾部制度改革方案，報中央批准後，於1983年召開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作出了部署，乾部制度改革在全國有計劃地展開。
乾部制度改革是一項全面系統的改革，也是一件十分復雜細致的工作。任窮同志主張分清輕重緩急，抓住關鍵，堅決而有秩序地向前推進。根據中央的精神，選擇了從廢除實際存在的領導乾部職務終身制入手，逐步建立一套有中國特色的乾部制度的改革路子。『文革』十年耽誤了黨的事業，也耽誤了乾部，正常的退休制度也被破壞。到1976年，全國已到退休年齡而沒有退休的乾部達到60多萬人，省、地級黨政領導班子成員一般有20—30人，而急需選拔使用的優秀年輕乾部卻沒有位置。任窮同志指出，妥善安排新老乾部有秩序有步驟地實行適當的交替，已經成為擺在全黨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成為新的歷史時期黨和國家乾部制度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建國前參加革命工作而且已到退休年齡的老同志，應該也完全能走在改革的前頭。1980年10月，中組部代國務院起草的《關於老乾部離職休養的暫行規定》向全黨全國頒布。1982年2月，中央發出了《關於建立老乾部退休制度的決定》，根據這個決定，中組部又代國務院起草了《關於老乾部離職休養制度的幾項規定》。隨後，任窮同志和王震同志聯名上書中央，請求退出一線領導崗位，這又一次體現了他一切以黨和人民利益為重，堅持言行一致的崇高品德。
推進乾部制度改革，解決當時普遍存在的『乾多乾少一個樣、乾好乾壞一個樣、乾與不乾一個樣』的弊端，改變『能官不能民、能上不能下、能進不能出』的狀況，是關鍵所在，也是難點所在。任窮同志明確提出，解決問題的要害是對乾部進行實事求是的考核。他說，這是新時期加強乾部隊伍建設的一項重大舉措，有利於各盡其能，盡職盡責；有利於鼓勵先進，激勵後進；有利於知人善任，發掘人纔；有利於提高乾部素質，做到又紅又專。他要求，面對實行乾部考核制度的暫時困難，既要勇於改革，大膽試驗，又要慎重行事，過細工作。在試行乾部考核中，要根據不同類型、不同職務乾部的特點，從德、能、勤、績等方面提出考核標准。他在一次組織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把考核的結果，作為乾部職務昇降的主要依據，要在搞好試點和總結推廣試點經驗的基礎上，把乾部考核制度建立起來。
對乾部制度改革進程中湧現出來的新事物，任窮同志十分關注，熱情支持。他早就力主發揚黨內民主，推行差額選舉。1979年3月，中央批准在全黨征詢意見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乾准則》文稿中，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有的地方的試驗，寫入了黨的各級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委員會的產生，要充分發揚民主，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實行差額選舉。任窮同志十分贊賞，指示中組部研究室、組織局重視這方面的經驗，加強宣傳引導。他說，差額選舉可以更好地體現選舉人的意志，保障黨員行使黨章規定的選舉權；有利於選拔優秀人纔，建立適應四個現代化所需要的堅強的領導班子；有利於加強群眾對領導的監督，增強領導乾部的群眾觀念。《組工通訊》很快即以《差額選舉好》為題發表評論，推動各地各部門大膽實踐。公開選拔乾部，是乾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項重要成果。目前已經成為我國選拔領導乾部的重要方式之一。20多年前，這項創新一出現，就受到任窮同志的重視和支持。1980年10月，重慶市公用局根據市出租汽車公司領導班子建設的需要，在市委組織部、市人事局的支持和幫助下，公開登報在市內全民所有制職工中招聘經理、副經理和技術業務骨乾，經過嚴格的業務考核和政治審查，從報考的216名人員中錄用了11人。1981年7月4日，市公用局請示市建委對符合乾部條件的應聘人員辦理乾部任命手續時，市建委對公開招聘持否定態度，使這一改革面臨夭折的危險。任窮同志知道後指出，隨著經濟改革不斷深入，乾部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這需要我們按照黨提出的原則，解放思想，勇於衝破那些不適合新情況的條條框框的束縛，認真研究乾部工作遇到的新情況，不斷總結群眾創造的新鮮經驗，正確對待探索過程中發生的問題，使改革不斷完善。在他的推動下，四川省委責成省委組織部會同重慶市委組織部、重慶市人事局進行調查，肯定了公開招聘是改革用人制度的一種嘗試，使招聘上來的同志順利上了崗。
胡耀邦同志擔任中組部部長期間，就對知識分子工作極為重視，做了大量開創性工作。任窮同志接任後，繼續把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做好知識分子工作放在同落實乾部政策、管理好黨政乾部同樣重要的位置上。當時，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左』的錯誤對黨內包括各級組織、人事部門的思想影響，還遠沒有得到認真清理和糾正，貫徹執行中央的正確政策遇到不少阻力。針對這種情況，任窮同志指出，我國的階級狀況早已發生了根本變化，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工人階級中具有現代科學知識的一部分，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依靠力量。社會主義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都是我們這個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是四個現代化建設的主力軍。他說：『黨內外都還有為數不多的同志，他們憎惡林彪、「四人幫」把廣大知識分子當成專政對象，把我們自己培養的、掌握了文化科學知識的人看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是，當我們今天提出要注意從知識分子中選拔乾部的時候，他們又把自己人當成了敵人。這種自相矛盾的心理狀態是應當改變的。』這些深入淺出、有的放矢的說服教育工作，對貫徹執行黨的政策，掃除思想障礙，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黨的組織部門既是黨員、乾部之家，也應當是知識分子之家。為做好這方面工作，專門成立了由中組部牽頭、有關部門參加的知識分子工作聯系小組，中組部一位副部長為小組召集人。任窮同志十分關心和支持聯系小組的工作。在聯系小組第一次會議上，他要求大家：一是對新時期的知識分子和黨的知識分子工作要有新的認識。當前最重要的是認真清理長期存在的『左』的影響，把思想統一到黨中央的方針政策上來。二是加強知識分子工作，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不僅要善始善終地解決好平反冤假錯案的遺留問題，而且要在政治上、工作上、組織上、生活上關心他們。三是黨委要加強領導，各級組織人事部門要把知識分子工作列入職責范圍，有專人管理，改進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向各種官僚主義現象作斗爭，親自動手解決實際問題。此後，聯系小組成員單位經常相互介紹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情況，交流工作經驗，提出和研究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重要情況及時向任窮同志以至中央報告。在任窮同志的主持下，中組部於1981年10月到1982年初，專門組織對中央、國家機關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工作進行檢查，重點檢查對相當於副教授、副研究員以上的專業技術人員，在政治上落實政策和解決必要的工作條件、生活條件問題做得怎麼樣。結果表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國家機關在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方面是有成績的，但還存在著重『長』輕『家』的習慣勢力，不少應該解決的問題還未解決。隨後，任窮同志親自召集聯系小組的同志進行研究，決定統籌解決一些老大難問題，比如住房、用車、兩地分居等。同時繼續組織力量，檢查對中年業務骨乾落實政策的情況，力爭在短期內做出成績。經過努力，一些重大疑難案件和有關工作、生活、醫療等方面的問題大都予以解決，一些知識分子長期受壓抑的狀況得到了改變。
宋任窮同志要求中組部的同志特別是領導同志，都要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以深厚的感情同知識分子交朋友。他自己就是這樣做的。1981年9月，一位外國專家給他和習仲勛同志寫信，要求修改審查結論。任窮同志十分關心，舉一反三，親自推動，不僅對這位外國專家，而且對愛潑斯坦夫婦以及在新華社工作的英國籍專家夏皮諾、在外語學院工作的英國籍專家柯魯克等人的原有結論，進行認真復議，使問題很快得到了妥善的實事求是的解決。之後，他指示中組部有關局同有關部門一起，對外國專家朋友落實政策問題進行全面檢查和清理，發現問題盡快解決，消除不良影響。對在『文革』中遭到傷害的專家，既要做到在政治上徹底平反，又要在生活上充分照顧，工作上熱情支持。任窮同志看到一份反映文化部在知識分子工作方面的問題的材料，他立即批示要『一個一個問題地解決』。四川省一位在學術上有成就的知識分子應邀參加一次國際性學術會議，但受到阻撓，撰寫的學術論文也不能發表。任窮同志知道後很氣憤，他要求四川省委『徹底查明』，對有關單位的錯誤提出嚴肅批評。
在幾十年風風雨雨的革命生涯中，任窮同志始終保持著共產黨人的本色，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對共產主義崇高理想矢志不渝，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心血和精力奉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這些都使我們深懷敬仰之心和愛戴之情。
宋任窮同志擔任中組部部長以前，我們同他接觸很少。1978年12月27日，聽了他在就任中組部部長第一天會議上的講話，就令我們感到他不僅是一位光明磊落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虛懷若谷的好長者、好領導、好老師。他說，我今年70歲了，三國時期有個老黃忠，我恐怕連黃忠還不如。我這個人能力不那麼強，魄力不那麼大，四平八穩，有時有點優柔寡斷。但是有個辦法可以補救我的不足，那就是加強集體領導。他這些話語，乍聽起來似乎平凡，但卻令人起敬。在那4年裡，中組部領導班子在任窮同志的帶領下，堅持民主生活會制度，開民主生活會時，同志們都能暢所欲言，交流思想，認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在工作中，大家和衷共濟，互相支持，非常默契。我們都尊重他，但他從來不個人專斷。研究問題時，他總是鼓勵每個同志充分發表意見，他也總是認真聽取，並且擇善而從。我們同他相處幾年，心情舒暢，在他面前沒有任何壓抑感，敢於講真話，心裡話。
在任窮同志身上，我們還強烈地感受到一種真正的共產黨人那種襟懷坦蕩、維護團結、顧全大局的崇高品德和風格。他功大不居功，權重不弄權，遇事不諉過，律人先律己。特別是在人事和乾部任免方面，他堅持搞『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堅決反對拉山頭、搞宗派。他嚴格要求乾部，同時十分愛護乾部。他艱苦朴素，廉潔奉公，嚴格要求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所有這些，都贏得了中組部廣大乾部的尊敬。
任窮同志堅持黨的原則，時刻注意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給自己定了個原則：對中央大事多請示，小事不乾擾。在中組部領導工作中，他習慣於與同志商量行事，十分體諒下級。他已年逾70，仍然常常一天三班，做到批件不過夜，真正是為黨為人民嘔心瀝血，不知疲倦。
『登天賞廣宇，浩蕩正氣歌。良師悠然去，相思何其多。』任窮同志說過，他任中組部部長的4年，是他『幾十年革命生涯中很值得回顧的歲月』。任窮同志離開我們了，但他留下的精神財富和寶貴經驗永遠激勵著我們不斷前進，他對黨、國家和人民的巨大貢獻永遠銘刻在我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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