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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外這樣總結：“紅燈變得快”“腦筋急轉彎”“標誌牌誤導”“廣告瞎起鬨”
安徽小夥子陳建旺來上海做生意快兩年了，爲了跑業務，經常要開車。說起上海的道路交通，小陳感觸最深的就是交通標誌經常讓他這個外地人“吃藥”(指上當)。“上海有幾千條路，沒個一年半載根本沒法熟悉，這種時候，交通標誌顯得更重要，但是，我感覺，外地人在上海開車還是很頭疼。”他給記者說了自己親身經歷的幾件事：
“除非你是在30米外斜眼看”
有一次，他在淮海路上開車，準備進一家商場附近的大停車場。車子剛開到停車場門口，警察就把他攔下了，向他敬個禮，然後告訴他：這裏禁止左轉彎。這個時候，他後面又有兩三輛車因爲尾隨而至，也被警察抓個正着。罰款後經人指點，小陳才知道，原來淮海路上有一個“禁左標誌”，但是，這個標誌高高懸掛在司機的頭頂上，任誰也難以注意到，“除非你是在30米外斜眼看”。
還有一次，陳建旺在延安東路地面上開車，準備進延安東路隧道。但是，行駛在左邊車道的他不知道，只有靠右的車道才能進入隧道。等他開到附近一看，兩根車道之間已經變成白實線了，不能變道。無奈之下，他只能把車開到外灘，再掉頭重來一遍。這一次，他還是沒有看到提示標誌，他變了車道過隧道。過了不久，他第三次過這個隧道，碰到紅燈，警察規規矩矩給他敬了個禮，說：“你從這個路口走了三次，第二次的時候違法了，我要罰的是你第二次的行爲。”陳建旺打心底裏佩服警察的眼力，也打心底裏抱怨：這個路口的設置還是讓人開車的嗎？
“你跟國際接軌也沒錯，但是搞得我們都沒方向了”
陳建旺還有一件事特別不能理解：上海所有高速公路的名稱都用英文字母加數字編碼，例如，A20公路就是外環線高速。“你跟國際接軌也沒錯，但是搞得我們都沒方向了，”他說，“我在上海開了一段時間的車還能記住幾條路，剛到上海的司機誰能搞清楚？”現在，上海高速公路、立交橋上的指示牌都只標公路的編碼，他說：“你哪怕在編碼後加注個說明，舉手之勞，司機就輕鬆多了。”
跟陳建旺相比，上海一家媒體的記者鄭翌，作爲本地人，對上海路面和交通管理的情況都更熟悉。然而，他也有他的苦惱。有一次，他深夜坐飛機到虹橋機場，他父親開車去接他。父子倆心想，深夜走高架道路最適意不過。誰想到，車子從延安高架開到南北高架路口，才知道南北高架封閉了。車子兜了一大圈，經過一番周折纔到家。“延安高架上那麼多電子指路牌，怎麼就沒一個提示一下呢？”他憤憤地說，“在上海這座城市，12點並不算晚，有關部門不能因爲很晚就放鬆管理了。”
“你蹦出一個人家毫不知曉的路名，指示牌不是形同虛設了嗎？”
鄭翌告訴記者，上海有一些“藥頭路口”，對不熟悉路況的人來說，“吃藥”是十分容易的。比如，一條直道往前開，快到一個路口的時候，馬路上的直道標誌突然變成轉彎專用道標誌。司機還沒有反應過來，車道間的虛線已經變實線了，司機要麼直走違法，要麼不情願地轉彎、走冤枉路。
作爲本地人和“老”司機，鄭翌還想爲外地司機和“新手”說句話。上海道路上的交通指示牌不算少，但大多是寫道“往XX路”，而不是標明南北東西。鄭翌說：“人家看地圖找地方，肯定是先看方位。你蹦出一個人家毫不知曉的路名，人家還是搞不清楚，指示牌不是形同虛設了嗎？”他還指出，司機一犯暈就很危險，就得放慢車速，在路口猶豫……而這些都容易導致交通事故的發生。
前土耳其駐滬領事諾揚在上海生活了20多年，是一個“上海通”。這位洋“啄木鳥”總結了上海交通管理方面的幾個缺點：“紅燈變得快”，車輛經常要等兩個紅燈才能到路口；“腦筋急轉彎”，變道不提前及時通知司機；“標誌牌誤導”，有的給樹葉遮住了，有的指路語焉不詳；“廣告瞎起鬨”，有的廣告是一雙一層樓高的眼睛跟你對視，有的是一個人笑成了兩張嘴，不暈纔怪……
法學家認爲
交通協管違法，行政機關有責
談起北京嘉裏中心個別交通協管員“看人下菜單”、以權謀私亂執法的現象，華東政法學院教授鄒榮和上海交通大學教授葉必豐認爲，根據我國有關法律規定，行政機關可以賦予特定的單位和個人以一定的執法權，但是，一旦其出現違法行爲，行政機關必須承擔後果和責任。
如果公安機關是委託協管員個人進行執法，那根本就是與法相違
我國《行政處罰法》的第十八條規定，行政機關依照法律、法規或者規章的規定，可以在其法定權限內委託相關組織實施行政處罰。行政機關不得委託其他組織或者個人實施行政處罰。委託行政機關對受委託的組織實施行政處罰的行爲應當負責監督，並對該行爲的後果承擔法律責任。第十九條又規定，受委託組織必須符合以下條件：(一)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務的事業組織；(二)具有熟悉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和業務的工作人員；(三)對違法行爲需要進行技術檢查或者技術鑑定的，應當有條件組織進行相應的技術檢查或者技術鑑定。
鄒榮說，行政機關考慮到行政成本、執法人員數量限制的因素，可以依法委託執法。從當前披露的事實看，北京的這些交通協管員已經在進行行政處罰。但是，這些協管員歸哪個單位？那個單位是“事業單位”嗎？都不清楚。再進一步，如果公安機關是委託協管員個人進行執法，那根本就是與法相違。如果協管員是被公安機關聘用的，那他的執法資格就值得懷疑。“就連警察也不是人人都可以進行交通執法的，刑警可以站馬路嗎？”他說。
既然協管員實際上已經在進行執法行爲，他就應該比照進行公務活動的公務員適用法律
葉必豐認爲，協管員必須具備《行政處罰法》的有關規定，纔可以進行執法。即使如此，公安機關也應該事先對公衆進行公示，聲明已經賦予協管員執法權，以及具體的執法權限。否則，協管員與其他公民就沒有區別，任何人都可以拉起一支隊伍、穿上制服去執法。再者，從“協管員”的稱謂看，他其實是協助管理、協助執法的，並不具有調查取證權、處罰權等行政執法權力。“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往往有偏差。”他說。
對於這起事件造成的後果，鄒榮告訴記者，既然協管員實際上已經在進行執法行爲，他就應該比照進行公務活動的公務員適用法律。第一，他們已經構成索賄、受賄，要麼就是違反行政紀律，要麼就是觸犯刑法構成犯罪。第二，他們處理事情的原則違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即使行政機關賦予他自由裁量權，他也不能違反公平原則，”鄒榮說，“‘看人下菜單’已經遠遠超出自由裁量權的範疇。”葉必豐強調，行政機關必須爲他們委託或聘用的協管員的行爲負責。
協管員的罰款訓斥不少駕車人都領教過
“現在是什麼人都有，明明是紅燈，他睜着眼就往前走，怎麼說都不管用，”今年43歲的協管員趙某告訴記者，現在在路口、尤其是等紅綠燈時，時常有行人闖紅燈，而且不聽勸阻。“要較真的話這一天淨打架了”，至於逆行等等違章行爲就更多了。
同時，被停車管理員或交通協管員罰款甚至訓斥，也是不少駕車人遭遇過的尷尬。記者瞭解到，北京市目前能夠給違章停放機動車貼的罰單的單位有交管部門、交通協管員、社區警察等，都有權對違章停車行爲作出處罰。而很多司機在採訪中對交通協管貼條權限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北京的新交法中明確提出，“道路交通安全協管員隊伍協助交通警察維護道路交通秩序，勸阻、告知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爲。”這就明確了協管員的職能範圍。
有關專家表示，由於目前這些“被授權”人缺少培訓，執法意識相對不足，往往採取自己認可的方式進行“管理”，常常有侵犯公民切身權益的事情發生，這就會給授權的執法機構帶來信譽損害，造成新的社會不和諧。
北京“褐色”協管人數與交警基本持平
在北京交通比較繁忙的路段和路口，經常可以看到身穿褐色制服、手拿小旗的人在指揮交通，這就是北京的交通協管員。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北京市的交通協管員有大約3200名左右，與交警數量基本持平。
北京的交通協管員可分爲路口協管員和路段協管員兩種。路口協管員就是在路口舉小旗、吹哨的工作人員，他們主要負責約束非機動車和行人的違法行爲。路段上的交通協管員可以給違章停車貼條，罰款額度一般爲50元。但是，他們只負責貼條，不負責收費，少數交通協管員可以給違章停車拍照。根據規定，北京市四環以內出警時間爲10分鐘，警力不足的矛盾非常突出，因此今後北京交通協管員的隊伍還將會繼續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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