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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歲的高齡，疾病纏身，卻仍活躍在農村第一線，深入生活體驗生活，且每年都有數十萬字的優秀作品問世，這在眼下中國的作家中是絕無僅有的。記者曾多次到天津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楊潤身長期掛職(縣委常委)的河北省平山縣採訪，每次見到楊老，他都動情地說，我是人民的兒子，爲普通的百姓樹碑立傳，是我的責任和義務，我爲此感到光榮和幸福。
楊潤身1923年出生於河北省平山縣一個叫北馬冢的小山村。他的父親是楊白勞式的窮苦農民，家中幾乎一貧如洗。在楊潤身童年的記憶中，過年的時候，從未吃過餃子，沉重的債務壓得一家人整年喘不過氣來，嫂子還因爲貧困而抱着一歲的孩子跳了井。這種經歷，使楊潤身從小就對革命充滿了嚮往。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村裏來了八路軍，只有14歲的楊潤身穿着母親的一件大花襖，毅然地跟着隊伍走了。他在戰火中接受了洗禮，第二年即於火線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晉察冀邊區，有些文藝細胞的楊潤身以百倍的熱情投入了工作，他時常登臺演出，先後創作並導演了《炕頭會》《圍困堡壘》《交公糧》等街頭劇和舞臺劇40餘部，鼓舞了人民的鬥志，在羣衆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本人也被邊區政府授予了“鄉村文藝旗幟”的稱號。幾年後，楊潤身調任區委宣傳委員，此後又到著名作家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了三年。這段寶貴的創作經驗和生活積累，爲他日後參與創作電影《白毛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天津解放後，楊潤身成爲首批進城的專業作家，不久，他便作爲主要編劇，參與了電影《白毛女》的劇本創作。這部電影1950年開始由東北電影製片廠拍攝，1951年公映後，喜兒、楊白勞、大春以及黃世仁等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同年，影片就在捷克斯洛伐克舉辦的第6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上獲得特別榮譽獎，1956年，又榮獲文化部優秀電影劇本一等獎。這之後，楊潤身一鼓作氣寫出了電影劇本《探親記》《姜喜喜》等，然而不幸的是，正在他的創作噴發期，電影《探親記》被江青點名，接着便被當成“大毒草”受到批判，楊潤身也因此而遭到迫害，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筆。粉碎“四人幫”之後，楊潤身重新歸隊，並在天津市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上當選爲市作協副主席。可此時的楊潤身已經找不到創作的感覺了。有一度，他曾很苦惱，他說，我的筆丟了，可我不怕，毛主席說過，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創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我要到我的故鄉平山去找回我的筆！1978年底，楊潤身不顧體弱多病，離開安逸的天津，回到了當時條件還十分艱苦的革命老區平山。掛職縣委常委的楊潤身給自己“約法三章”：一是不享受常委待遇；二是小車不坐、送禮不收、私事不辦；三是不吃請，下鄉吃飯按規定付錢。掛職20餘年來，他一直按着三條約法去做，經常深入到偏僻的鄉村住在農戶家裏，與農民同吃同住，喜農民所喜，憂農民所憂，爲他們解決了許多實際問題。鄉親們說，老楊沒變，他還是老八路！而對那搞腐敗的幹部，楊老則深惡痛絕，他以高度的責任感，兩次向中紀委反映情況，爲黨的廉政建設盡職盡責。
1991年9月21日，江澤民同志在視察西柏坡時，楊潤身作爲天津作家，與省委領導一同受到了江澤民同志的接見，江澤民同志對楊潤身說，《白毛女》是一部好作品，生命力很長，你一直在平山體驗生活，沒有忘記家鄉和人民，這很好，作家就應該紮根在人民生活的土壤裏，才能寫出好作品。楊潤身說，我是農民的兒子，不會忘本的。次年，楊潤身作爲天津文藝界的代表，光榮地出席了黨的十四大。在平山這些年，楊潤身從生活中汲取了大量鮮活的創作素材，一部又一部作品從他的筆端流淌出來，僅反映農村改革的長篇小說就有《風雨柿子嶺》《九莊奇聞》《白毛女和她的兒孫》《天堂裏的凡人》《魔鬼的鎖鏈》等7部，另外還有中篇小說《失落的“無價之寶”》《實在王的悲歡》和散文集《每當我走過》等，計300餘萬字，迎來了創作的又一個高峯。同時，他在青年作家的培養上也傾注了大量心血，對他們的每一點進步，都給予熱情的讚揚，鼓勵他們堅持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
“在事業上往上比，在待遇上往下看”，這是楊潤身一貫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早在上世紀50年代，他就主動地將電影《白毛女》和《探親記》獎金及稿酬近兩萬元交了黨費。當時的兩萬元是一筆相當龐大的數目。作爲進城老幹部，在生活上，楊潤身始終嚴格要求自己，他的住房條件可以說在專業作家中是最差的，但他從未要求作協和有關部門解決他的住房問題，他說，我的住房比一般的百姓好多了，住在這裏，我心裏踏實。每次往返天津與平山之間，他也是堅持坐長途汽車，謝絕作協爲他派車。前些年，楊潤身的兒子、兒媳雙雙下崗，孫女又患病，加重了他的負擔，但他從沒因爲這些事找過任何人，且教育子女要體諒政府的難處，鼓勵他們自己創業解決困難。
總結自己幾十年來的創作，楊潤身感慨地說，文學離開生活，離開現實，就失去了生活的根基，文學脫離人民，人民自然會遠離文學。作爲一名黨的文藝戰士，我只要腦子還清楚，身子還能動，就不離開人民，不離開土地，用我的筆，謳歌我們的時代，謳歌我們的祖國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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