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發動毒氣戰的日軍(資料照片)
二戰期間，日本違反國際條約祕密製造用於作戰的毒氣，並將大量裝有毒氣的炮彈運進中國，殘害中國人民。半個多世紀後，侵華日軍遺棄的化學武器仍然威脅着中國民衆的安全。爲揭開這段塵封的往事，本報記者專程前往戰前日本的毒氣製造基地——大久野島
乘新幹線西行入廣島縣界，再從三原轉乘去忠海港的列車，下車後便能看到瀨戶內海。站在港口向遠處觀望，海中有個獨立的、爲綠樹所掩蓋的小島，周圍景色極美，很難讓人相信這裏曾經就是臭名昭著的“毒氣島”。
行前，記者與熟悉“毒氣島”歷史的山內正之先生約定相見，趕到忠海港時，正遇上山內先生忙着接待前來參觀的福山市盈進中學的學生。帶隊老師說，參觀“毒氣島”是社會學科教學內容的一部分。爲便於聽山內先生統一講解，我們臨時加入了參觀者的隊伍。山內原是中學教師，退職後出任毒氣資料館負責人，他的名片上寫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從大久野島學習戰爭加害的歷史。” 從地圖上消失的島嶼
大久野島不大，周長約4公里，島上建築物不多，從航拍的照片看如同一片漂在大海中的落葉。此島在上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期間曾作爲彈藥庫，60年代開發成度假村，建有網球場和游泳池，但無人居住。
大久野島與日本軍方的聯繫始於19世紀末。中日甲午戰爭後，日軍“爲了保衛軍都廣島和軍港吳港”，將大久野島改造成軍事要地，在島上修建了16處炮臺。1927年，日軍開始在島上建立毒氣加工廠，1929年投產。知情人說，爲了掩蓋製造毒氣的罪惡行徑，當時採取了極嚴格的保密措施，島上實行24小時警戒，“車子經過都要掩上窗戶”，大久野島從此成了“從日本地圖上消失”的地方。
直到1945年戰敗，大久野島在前後16年間都是日本陸軍的毒氣生產基地，從這裏製造的毒氣被運到九州的曾根，在那裏被裝進迫擊炮彈和航空炸彈送往戰場。1937年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島上的毒氣生產量劇增。先後製造了糜爛性、刺激性和窒息性等多種類型的毒劑，品種有芥子氣、路易氏氣、氰化毒氣、催淚毒氣、噴嚏性毒氣等5種，高峯時有7000人在島上工作，最高年產1200噸。有統計說，大久野島的毒劑生產總量爲6616噸，其中一半被運到國外投入戰爭，包括芥子氣、路易氏氣等致死性毒劑大量運往中國。
山內先生帶領我們參觀了幾處製造毒劑的遺址。當年供全島電力用的發電廠廠址現在成了廢墟，外面爬滿了青藤，沒有玻璃的四壁上書寫着不少遊人留下的字跡，其景象使人想到侵華日軍731細菌部隊在哈爾濱的遺蹟。當年遍佈島上的製造車間現在已全無蹤影，只留下片片空地，只有從散佈各處被堵塞的防空洞還能依稀想象出當時的情景。山內說，當年的數十處設施主要建在岸邊，“凡是現在變成空地的地方都是當年廠房的所在”。 遺留毒氣能殺死全人類
由於整個島嶼都由政府環境廳管理，被堵塞的防空洞不能隨意打開，裏面至今還存放着多少毒劑罐誰也說不清。不過，不遠處的“毒氣資料館”較系統介紹了“毒氣島”的歷史。該館是在上世紀80年代由毒氣受害者與和平人士共同出資修建的，每年有4萬多人前來參觀，成爲一處“學習歷史的和平場所”。
資料館內陳列着各種毒劑容器、液化毒氣製造裝置、防毒面具和歷史資料，其中兩份文件資料記載着日軍發動毒氣戰的史實：其一是《中國使用武器戰例教科書》，這是一本日本軍校使用的軍國主義教材，裏面清楚地記載着防毒、放毒和辨認毒性的方法，同時列舉了日軍在中國河北、山西等地發動的幾場毒氣戰；其二是美國公開的日軍總參謀長載仁親王1939年5月13日發給華北方面軍司令杉山元的密令，令其在山西地區使用“黃劑(糜爛性毒劑)等特種資材”，“研究其作戰價值”，並要求在實施過程中採取措施“絕對保密”，特別是對第三國“更不能承認”。1938年4月11日，載仁還曾指令侵犯山西等地的日軍使用裝入迫擊炮彈內的“赤筒、赤彈”(刺激性毒劑)，做到“使用毒氣事實嚴格祕匿，不留痕跡”。有統計說，二戰期間，日本總共發動過2000多次毒氣戰，直接造成10萬多人死亡。
記者在島上參觀了七八處當年貯藏毒劑的設施，最大的是長浦貯藏庫，曾存放過容量爲100噸的6個大型貯藏罐，環境廳立的牌子上說：“從1929年到戰爭結束，舊陸軍在該島上祕密製造過毒劑，主要製品是芥子氣和路易氏氣，皆爲糜爛性毒劑，使皮膚潰爛，年產量達1200噸。”據調查，二戰結束後大久野島及周邊地區遺留約3240噸毒劑和16000發毒氣彈，這“相當於全世界的人都能致死的量”。戰後在美軍指揮下用一年時間做了清理，或投棄海洋，或進行燃燒或就地掩埋。據曾參與過銷燬毒劑的帝人三原工廠記載，當時投入海洋的毒液1845噸、毒液罐7447個、催淚劑和噴嚏劑1萬多罐，60千克的毒氣彈13272個。另外，燒掉和就地掩埋的毒氣彈達65萬多個。 中日人民都是毒氣受害者
“毒氣島”訴說着毒氣戰的罪惡。正如山內先生所說，“毒氣島”所反映的不僅是歷史，也是現在的問題，“毒氣問題是現在進行時”。由於部分毒劑就地掩埋，導致毒性長期殘留或滲入地下，當年參加處理的人當中，有不少人患上胃病或肺病過早死亡，不少人至今仍在忍受着後遺症的折磨。在島北部的工地上，我們看到戴着口罩的工人把掘土機挖出的泥土密封在白色的布袋裏。1996年，日本原環境廳對“毒氣島”做土壤和水質調查時發現，當地土壤中含有大量砷化物(俗稱砒霜)，污染濃度最大達正常值的470倍。政府被迫投入巨資把受污染的土壤挖出，送到秋田縣的工廠進行清理，島上污染最嚴重的地方曾經深挖6米處理。大久野島的地下水至今不能飲用，完全靠從島外輸送。在修建海水浴場和防波堤時，發生過多起芥子氣和氫氰酸中毒事件，證明島上及近海地區仍然殘留着糜爛性毒氣。
侵華日軍不僅在中國多次發動毒氣戰，其中包括1942年5月27日在河北省定州北疃村發動的毒氣戰中，上阪少將指揮的日軍往地道里注入毒氣，致使上千名居民死亡，而且戰敗後又把大量化學炮彈投入中國的田野、河川，僅已查明的就有200萬枚以上，遍及全中國十數個省市，在戰爭過去60年後的今天，日軍遺棄的化學武器仍威脅着中國的和平居民。 昔日加害者爲歷史作證
在山內先生的陪伴下，我們來到竹原市的藤本安馬家訪問。年近八旬的藤本老人現在是“毒氣島歷史研究所”的顧問。他從14歲起進入毒氣廠工作過3年多。藤本說，戰爭期間自己雖然沒有去中國，但也是加害者，感到慚愧。他說當年參與制造毒劑的人差不多都有後遺症，最多的是支氣管炎，患癌症、胃病、肺病的人比正常人羣要高4倍。藤本回憶，當時島上到處都有憲兵監視，不想幹的人馬上會被送往戰場。廠裏工傷事故不斷，越到戰爭末期工作量越大。戰後自己還被迫簽了“誓約書”，對任何人都不能說出“毒氣島”的祕密，否則就會被捕。前些年，當他通過電視看到在中國發現的毒氣罐時，氣得渾身哆嗦，“這就是當年在大久野島生產的，它還在害人！”於是從1994年開始，沉默多年的藤本開始主動爲“毒氣島”上發生的罪惡作證，同時也開始了向中國謝罪的行動。
2004年8月，藤本和“毒氣島歷史研究所”的同仁訪問了中國，現身說法揭露日軍暴行。在當年日軍使用過毒氣的河北省北疃村，他們見到了倖存者李慶祥，藤本緊握着他的手謝罪：“我製造了毒氣，我有罪！”而在那場毒氣戰中失去弟弟妹妹的李慶祥卻平靜地答道：“侵略是鐵的事實，但日本人民也是受欺騙走上戰場的，讓我們一起尊重史實、爭取和平吧！”藤本雖然有嚴重的慢性氣管炎，但從中國回來後釋放了壓在心中多年的壓力，精神特別矍鑠。他決心在有生之年爲揭露歷史的醜惡做一名“證言者”。他說：“我以前是鬼，有了加害者的意識才重新變成人；我以前是作爲鬼爲侵略服務，現在作爲人要爲真相而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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