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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判決書究竟意味着什麼”
劣質奶粉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
“我的家庭狀況本來不錯，在當地屬於中上等，”高政說，“然而，給小孩看病花了五六萬，打官司、做鑑定等又花了10多萬，現在我負債很多。”
“官司都打一年了，還是沒有拿到賠償，真沒想到打官司這麼累。”6月29日，疲憊不堪的高政告訴記者。
高政被稱爲“揭露阜陽劣質奶粉事件第一人”，他的兒子因食用“伊鹿”牌劣質奶粉，一度病危。只有高中文化的高政四處投訴，與經銷商叫板，他的聲音被媒體聽到，最終引發了全國奶粉市場的全面整頓。
2003年6月23日，高政作爲死去兒子的代理人正式起訴經銷商。2005年4月14日,高政勝訴,3名經銷商被判賠償6.1萬元,被告沒有上訴,然而高政至今連一分錢也沒拿到。
“我不知道判決書對我究竟意味着什麼。”高政說。
他已經向法院申請了強制執行，不過，高政承認前景不樂觀，“如果被告把財產提前轉移，我也沒有什麼辦法。”
雖然受害嬰兒超過200名，但是向經銷商提出訴訟賠償的卻寥寥無幾。孔維釗說，根據他掌握的情況，總共有三戶人家到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其中，名爲童雪婷的受害嬰兒從經銷商那裏拿到了7.4萬餘元的賠償。
“那是趕上了好時候。”一位當地律師說，童雪婷案件的審理正是在奶粉風波的高潮期。
孔維釗說，“大多數家庭沒有到法院起訴施害者。除了經濟因素外，當地百姓不能確信法院是否能夠主持公道。”“法院沒人，打官司沒用。”在阜陽，記者不止一次從受害者那裏聽到了這樣的說法。
張林偉打官司的經過就很有代表性。
2003年，在蓉蓉離開人世之後，投訴無果的情況下，張林偉與經銷商張俊田簽訂書面調解協議，張俊田承認是銷售的劣質奶粉造成張蓉蓉死亡，並自願賠償12000元。
由於賠償沒有完全兌現，張林偉又開始投訴，2004年12月，張俊田被判決賠償張林偉6萬元。由於被告未主動繳納賠款，張林偉開始申請強制執行。然而，從2005年年初一直跑到3月，法院的人一再推脫，始終未能執行。
無奈之下的張林偉，在別人的點撥之下，開始“上泡”(當地話，行賄的意思)，先後吃飯、送禮花了7000多元。
執行的進程開始加快，在查封了被告的財產之後，被告表示只能掏出3萬，再也沒錢了。無奈之下，張林偉只得同意。
“法院連死亡嬰兒的賠償金都敢伸手要，還有什麼不敢拿的？”張林偉痛苦地說，他補充道，這些事情發生在阜陽中院腐敗大案之前。受處分官員低調行事
作爲2004年阜陽“假撤職事件”的當事人，徐學順時任太和縣工商局長，面對記者的詢問，說了實話:經縣工商局黨組集體研究，出臺了那份“站不住腳”、只上報給國務院調查組的處理決定，“這也是迫於形勢。”
隨後，徐被撤職。
在一些人看來，徐學順被罷免不是因爲他欺騙國務院調查組，而是因爲面對記者，他說了真話。
記者輾轉聯繫到了被免職的徐學順。他不願意接受採訪，只是表示，“自己認爲當初工作乾得很好，自己沒有錯，是冤枉的。”之後，記者再撥打手機，他不再接聽。
徐學順只是風波中受到牽連的官員之一。在阜陽劣質奶粉事件問責過程中，包括阜陽市市長劉慶強在內的14名地方主要官員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分。
時任阜陽市政府副市長的馬明業受“黨內嚴重警告、行政記大過處分，並責令辭職”。據媒體當時的報道，馬明業當時的表態是“就在家裏看書學習，想要過一段平靜的日子”。
據阜陽市委宣傳部的工作人員介紹，目前，辭去副市長職務之後，馬明業在市政府督導組擔任組長。“實際上也就是退居二線了，”一位熟悉阜陽官場的人士告訴記者。
嚴偉說，整個2004年，阜陽衛生系統幾乎都在反思劣質奶粉案的教訓，被“責令辭職”的阜陽市衛生局副局長丁麗玲目前在衛生局內從事事務性工作，“工作做得不錯，但是很低調。”
在事件中，阜陽市質監局曾經被指責爲“不作爲”，市質監局局長受到行政警告處分，副局長被行政記過處分，下屬潁州分局局長和一名副局長分別受到強制辭職和撤職的處理。
阜陽市質監局辦公室郭主任告訴《望東方週刊》，很長的一段時間裏，質監局承受了非常大的壓力。在劣質奶粉事件之後，他們已經吸取教訓，與工商局等相關部門定期舉行聯合檢查，對全市的食品衛生企業實行網絡化管理。
在2004年的劣質奶粉事件中，面對蜂擁而至的全國媒體，阜陽相關部門的“消息封鎖”曾經飽受指責。
一年之後，劣質奶粉受害嬰兒悅悅的親屬告訴《望東方週刊》，一些官員曾經找過他們，讓他們不要再和媒體聯繫，別再給政府臉上“抹黑”。而張林偉則告訴記者，當初一些官員曾經到他家裏，把媒體留給他的名片都要去了，不讓他再和外面聯繫。
“不過，我早有準備，抄了好幾份。”張林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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