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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主席今年4月在雅加達會見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時指出：“在當前形勢下，我們應採取切實措施，儘快扭轉目前中日關係面臨的困難局面，推動中日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繼去年7月2日推出“提問中日關係”討論專版之後，《國際週刊》再次約請中日兩國專家學者探討中日關係。
問題1：去年11月，胡錦濤主席在祕魯會見小泉首相時指出，當前中日兩國政治關係困難的癥結是日本領導人蔘拜靖國神社問題。小泉首相在日本國會答辯時說：“我參拜靖國神社與日中關係無關”。請問您對此有何看法？
江新鳳(中國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研究員)：
當前中日關係走進低谷的最直接原因是包括參拜靖國神社和修改歷史教科書等在內的歷史問題。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的實質就是美化侵略歷史，推卸戰爭責任，這是深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蹂躪的中國人民所不能容忍的。而小泉首相執意參拜供有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更是深深地刺痛了中國人民的心。在對待歷史問題上，日本缺少一種換位思考。在二戰中，日本既是加害者，同時也是受害者，但最終使日本受到原子彈轟炸的根本原因，正是日本發動了欲稱霸亞洲、主宰世界的侵略戰爭。日本在對待歷史問題上，完全割裂了這種因果關係，往往更多地強調受害者的形象，儘可能地抹煞加害者的形象，他們很少站在中國等亞洲國家這些真正受害者的立場上正確思考歷史問題。無論小泉以何種所謂的“理由”參拜靖國神社，都會嚴重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如果日本多一點換位思考，多從受害國的角度認識歷史，就能夠理解中方爲什麼把日本領導人蔘拜靖國神社問題看作是中日兩國政治關係困難的癥結，就不會出現在歷史問題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刺傷中國人民感情的事情。從這一點講，目前中日政治關係陷入困境的主要責任在日方。解鈴還需繫鈴人，希望日本領導人立即停止參拜靖國神社，在對待歷史問題上做到言行一致。如果日本在言行上不能對侵略歷史作出正確而深刻的認識，那麼不僅中日關係的發展將會失去推動力，而且日本也永遠難以成爲取信於亞洲國家的政治大國。
三谷太一郎(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是給日中關係帶來重大影響的重要因素，大概首相自己也充分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小泉首相最近強調參拜不是作爲首相而是基於個人信仰而爲。但是，也許中方很難理解小泉首相傳達的這種信息。因爲中方大概不想接受停止參拜以外的信息。就日方而言，在執政的自民黨和公明黨內部也出現了不少意見，要求小泉首相爲了國家利益穩定日中關係，在任期內停止參拜靖國神社。在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不斷密切的今天，停止參拜論是多數日本人的意見。
但小泉首相執意參拜的理由還在於小泉政權的性質。小泉政權不是靠自民黨內部派閥之間的合作，而是靠輿論調查所表現出來的對首相的高支持率來維持政權的。只要輿論調查對內閣支持率不大幅減少，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首相就會繼續參拜。另外，美國在佔領日本期間曾指示廢除國家對靖國神社的支持，但是，現在他們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並未提出特別的批評。我想，這對把“對美協調”放於最優先位置的小泉首相的態度產生了影響。
盛邦和(上海財經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
小泉純一郎不應該參拜供奉有14名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他認爲“我參拜靖國神社與日中關係無關”的論點是十分錯誤的。事實上，發展中日關係，不能也無法迴避歷史問題。正確對待歷史，才能把歷史的重負化爲前進的動力。當前，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成爲兩國政治關係的癥結，問題出在日本領導人身上。日方必須妥善處理這個問題。時間拖得越長，對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受害國人民感情的傷害就越大，也就越不利於兩國關係的改善和發展。
中日關係在發展中出現的困難，必然會使雙方合作受到制約。我們希望從大局出發，加強兩國執政黨之間的對話和溝通。只要中日雙方以史爲鑑，面向未來，堅持《中日聯合聲明》等三個文件的原則和精神，鞏固兩國友好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基礎，中日關係就能長期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
吳廣義(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研究員)：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與中日關係不是無關，而是關係重大。中國人民曾飽受日本軍國主義的蹂躪和摧殘，痛苦的記憶至今仍然留在中國人心中。僅從1931年到1945年的日本侵華戰爭，就造成中國軍民死傷3500萬人，戰爭消耗與財產損失達6000億美元。中國人民從來都認爲，在那場不幸的戰爭中，亞洲人民，包括被迫走上戰場並失去生命的日本士兵在內的日本人民都是戰爭的受害者；但是，對發動這場戰爭的戰犯，中國人民是深惡痛絕的，理所當然地反對任何形式的參拜戰犯。小泉首相一再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爲，是對中國人民感情的蔑視與傷害。
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決不是孤立的事件。日本政要森岡正宏、久間章生等人相繼妄稱“甲級戰犯在日本國內已經不是罪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進行單方面審判的”，顯然是在爲甲級戰犯翻案。因此，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涉及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亞洲受害國人民的感情和尊嚴，關乎發展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影響到東亞的穩定與和平。
問題2：中日兩國政治關係的障礙給兩國經濟交流與合作帶來了哪些消極影響？如何進一步加強雙方在廣泛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五百旗頭真(日本神戶大學教授)：
我沒有預料到日中關係會遇到如此困境。很明顯，不論在日本還是在中國，有相當一部分人對對方抱有牴觸情緒。但是，兩國都希望在國際體系中求得經濟發展，合作對雙方都有利。這一點兩國政府及有識之士都非常清楚，因此，兩國國內即便存在敵對情緒，最終也會受到抑制，我對日中友好合作關係的發展持樂觀態度。日中之間的關係決不應陷入一種互相猜忌的關係。兩國應從大局出發，理性思考，迅速恢復以夥伴關係而不是以對手關係爲基軸的雙邊關係。
江瑞平(外交學院國際經濟系主任、教授)：
中日政治關係的持續冷淡，正在導致中日經濟關係也隨之趨於冷淡：先看中日貿易。2004年中日貿易僅增長了25.7%，比2003年降低了5.4個百分點，更比同年中國外貿總增長率整整低了10個百分點！今年頭幾個月更是如此。按中方統計，1—4月日本對華出口僅僅增長了3.4%，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0.1個百分點。10年前對日貿易佔中國外貿總額的比重爲20.5%，今年第一季度已降至14.0%。長期位居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的日本，去年已退居第三位，而在今年1—3月，中日貿易僅分別相當於中歐和中美貿易的87.5%和94.5%。具有明顯地緣優勢的中日貿易，還不及中歐和中美貿易增長快，顯然已受到中日政治關係趨冷的影響。
在日本對華投資方面，2004年中國實際引進外資比2003年增長了13.3%，而實際引進日資僅增長了7.9%，低了5.4個百分點。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在6月7日發佈的一項緊急問卷調查表明瞭事態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性：準備擴充已有在華業務或開展新業務的日本企業佔被調查企業的比重，比半年前下降了32個百分點。
村田忠禧(日本橫濱大學教授)：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的時代特徵，日本與中國之間存在的問題都可以和平、友好地加以解決，因爲大部分問題都是由於相互不理解而產生的。我們應該發揮自己的聰明與才智，防止有損雙方信賴關係的行爲發生。爲了加深相互之間的信賴與理解，應特別重視培養髮揮橋樑作用的人才。日中雙方要特別重視派遣留學生的工作，有必要大力完善能使留學生專心學習的獎學金制度和住宿設施。對留學生的支持僅靠政府不夠，社會各團體特別是企業也應對此做出積極的貢獻。
人才培養不僅僅是留學，也可以利用暑假進行短期培訓，另外還可以採取多種靈活方式，如在本國讀大學期間可以短期出國留學一年等。教員的相互派遣、課程的相互交流應更加活躍，有必要開展跨國教育。應該重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使之在日本和中國蔚然成風。
問題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對於中日關係來說是個重要而又敏感的年份。有一些日本學者和政要指責中國進行“反日教育”。中日雙方在相互認識上存在哪些誤區？中日兩國如何解讀對方的戰略取向？
蔣立峯(中國社科院日本所所長、研究員)：
目前，中日關係的發展處於困難時期。究其原因，並非如我國有些人所言是緣於“強強對立”。就政治、經濟、技術、軍事而言，中國對日本仍是弱對強的局面，日美同盟關係的鞏固進一步強化了這一局面。何況強強相對並不一定成爲雙邊關係必然變壞的理由；更非如日本某些人所言是緣於“中國作爲迅速崛起之大國必然要挑戰國際秩序、擴張權益”。須知中國作爲國際秩序中負責任的發展中國家不是要挑戰國際秩序，而是要參與改造國際秩序，以使國際秩序更合理、更公正。
但在中國方面有一些人將日本領導人與民衆視同一律，將日本政治“右傾化”視爲日本民衆的“右傾化”。其實，用“右傾化”一詞規範日本政治的發展現狀並不準確，用來概括日本民衆的思想傾向就更不準確了。近年來，民族保守主義日漸成爲日本政治發展的要素，日本民衆的多數跟着走並非難以想象。從總體上說，日本民衆仍然是我們努力爭取的對象，而且是必須努力爭取的對象。因此，對於日本民衆，不應以對歷史問題的認識正確與否劃線，而應以是否願意推動中日關係發展劃線。當代日本青年與日本近代史上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毫無關係，完全沒有必要搞“父債子還”，讓他們爲父輩的罪惡認罪道歉，而應鼓勵他們站在正義一邊共同聲討日本軍國主義。他們對歷史問題一時認識不清，可以等待，這不應妨礙他們成爲我們的朋友。即使對中國抱有成見者，只要不以敵待我，就要通過工作化解其成見，以擴大友好陣營。其實，對以敵待我者也要做工作，日本右翼也不是鐵板一塊，同樣可以爭取多數，孤立少數。
近年來，日本政界一些人動輒攻擊中國進行“反日教育”，甚至造成聲勢，影響很大，使得相當多的日本民衆也以爲如此。這是日本民衆認識上的誤區。如果說中國進行“反日教育”，此乃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之教育。中國曾飽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有充分的權利進行這種教育，同時也有必要進行這種教育。日本軍國主義也曾危害日本廣大民衆，如果不願重蹈近代覆轍，則在日本也應認認真真地進行這種教育。但是，日本個別領導人以及一部分政客、右翼文人、某些傳媒所鼓譟的中國進行“反日教育”並非是認識上的誤區，而是出於對中國政策的故意歪曲。他們欲藉此在民衆中擴大影響，擡高身價，或轉移視線，以對中國政策的歪曲來詮釋其國內政策的一意孤行。對他們而言，此類作法也許會得益於一時，但不會有效於長久。日本領導人應該及早改弦更張，使中日關係回到正常發展的軌道上來。
永野茂門(日本戰略研究論壇理事長)：
日中兩國相互如何進行戰略定位？首先，在考慮世界安全保障問題時，排除美國因素是不現實的。保持日美中的合作態勢是維持東亞和平的底線。因此，三國之間有必要切實地加強聯繫。其次，日中兩國有必要以“向前看”的姿態來處理相互之間的關係。第三，最近，日中關係冷冰冰的，令人寒心。從安全保障的角度出發，我們希望今後能夠進行軍人以及自衛官之間的交流。爲了建立未來更良好的日中關係，我們想更有效地運用政府與民間的基金。最後，爲了維護日中友好關係，我們都應以大局爲重，這是作爲一個世界大國應盡的職責。
方堃(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戰略研究所戰略研究室主任)：
在中日關係中，日本的軍事發展走向是最爲敏感的問題之一。不僅中國對此高度關注，周邊受過日本侵略的國家對日本發展軍事力量也持激烈批評態度。值得注意的是，自去年下半年以來，日本在一些敏感的軍事問題上採取了一系列具有戰略意義的舉措，其中許多涉及中國。
去年年底，日本公佈了《新防衛計劃大綱》和《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對其軍事戰略進行了重大調整。第一，日本將軍事戰略方針從“專守防衛”轉向先期遏制性的“主動先制”和“海外干預”，這一戰略調整在於強調“先發制人”。日本明確提出其軍事力量承擔“本土防禦”和“應對周邊危機”的雙重使命。這是日本成爲軍事大國的重要戰略步驟，也意味着提高對“周邊危機”的干預能力將成爲日本軍事力量建設的重點。第二，大肆渲染“中國的軍事威脅”，並第一次在防衛大綱中將中國列爲主要威脅。第三，將有效應對所謂“新型威脅”作爲日本軍事力量運用的基本方向。事實上，在上述文件公佈前，日本已經開始對其兵力部署進行調整，將防禦重點由俄羅斯轉向朝鮮和中國。
去年5月，防衛廳就通過媒體透露，它已制定向沖繩派遣7200人的兵力以應對臺海地區可能出現軍事衝突的戰略計劃。“新大綱”公佈後，日本軍方又制定了所謂“西南島嶼防禦計劃”，將中國領土釣魚島明確劃入其防禦作戰範圍。日本企圖以軍事力量干預臺海形勢、不惜動用武力爭奪我領土主權，將嚴重損害兩國關係的政治基礎。日本走向政治大國的進程中，其國內政治正在滋長一種在保衛安全的口號下企圖以軍事力量挑戰國際關係準則的傾向。我們必須對未來日本軍事發展的走向保持高度警惕。
周永生(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
中國方面出於重視中日關係大局的一貫立場，在歷史問題上一直採取剋制態度。幾乎每次都是日方首先在歷史問題上挑起衝突，如否定南京大屠殺，政府審議通過歪曲歷史的教科書，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等，中方大多都是在出現這些問題以後才表明本國在歷史問題上的立場，強調以史爲鑑的重要性。
中國的歷史教育是人文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傳承和培養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載體。我們的歷史教育以尊重歷史事實爲基礎，以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與人文精神爲主線，並沒有刻意貶低日本或其它哪個國家。近代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八國聯軍屠殺義和團，西方列強掠奪中國大量領土等等，都包括在中國歷史教育內容之中。同時，我們還歌頌黃帝、炎帝，介紹四大發明等中華民族燦爛的文化。中國的歷史教育重視厚德載物，重視正義與寬容。但是，近代至二戰結束，日本是給中國帶來深重民族災難的侵略國家之一，中國在進行歷史教育時有責任將這些歷史真相告訴下一代。特別是在反法西戰爭勝利60週年之際，告訴日本和世界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受到殘殺的不僅僅有法西斯德國統治下的猶太人、蘇聯人等，還有大量中國人遭到東方法西斯國家———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侵略和殘暴虐殺。
在歷史教育上，中國特別注重把軍國主義國家、軍國主義分子和廣大日本人民區分開來。我們不禁要反問，難道當今指責中方歷史教育的日本政府和某些人，要爲當年軍國主義國家張目，要把自己同當年的軍國主義分子畫上等號嗎？如果不是的話，那麼，日本政府就沒有理由反對我們這種尊重歷史事實，包容日本人民，有區別的歷史教育。
問題4：您對中日關係的前景有何看法？如何妥善處理中日兩國間存在的分歧？如何避免中日關係大局受到新的干擾和衝擊？
井出敬二(日本駐華大使館公使、新聞文化中心主任)：
當前日中兩國的經濟關係非常好。在日本在華企業工作的中國人(包括間接僱用和直接僱用)超過了920萬人。日方非常希望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所有的領域與中方發展關係。對於日本民間出版的歷史教科書，如果中方有了意見或者是各種看法，可以在學者、研究人員和普通市民之間進行廣泛的意見交流。關於日本政府對戰爭的認識，在1995年著名的村山首相談話等場合已明確闡述過。
發展日中關係是我們強烈的願望，同時也是我們的責任和義務。例如日中兩國應該在能源、資源、環境等方面合作。另外，我認爲在援助全世界貧困地區、有紛爭地區方面，日中兩國也可以合作。改革開放以來，日中兩國已經在經濟合作方面取得了成功。今後在全球穩定和繁榮方面，日中兩國也應該合作。
松本健一(日本評論家、麗澤大學教授)：
在全球化即世界趨向同一的過程中，理所當然地，世界各國也在這個同一的世界中，不得不採取“自己的國家自己保衛”的國家戰略或方針。這導致所有的國家“向內”，民族主義傾向增強。
就日中關係而言，近年來出現許多對立。如圍繞尖閣列島(指我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本版注)主權問題、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日本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問題而形成的對立以及歷史教科書問題等，這一切都與“自己的國家自己保衛”戰略有關，就連與所有問題都有關係的歷史認識問題也不例外。應該保衛的“自己的國家”到底是什麼？這就涉及到確立國家的主體性。
日本到了小泉時代，追隨美國的姿態不斷增強，侵略亞洲的歷史記憶日漸淡薄。另外，中國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由於經濟的發展大國意識增強，至少有一種取代日本在亞洲發揮主導作用的願望。結果導致日中關係因雙方各自確立和強化自己的國家主體性而產生激烈的對立和衝突。就目前而言，還找不到解決日中關係緊張的方法，至少在外交談判上沒有什麼解決辦法。如果說還有什麼辦法的話，那就是兩國各自實施內部的變革，在此基礎上，兩國爭取站在亞洲主體性的角度，爲未來的亞洲提出構想。爲達到這一目的，幾年前我就曾經提出設立“亞洲共同家園”這一常設機構。
王屏(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所日本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中日關係在困境中緩行。半年多來，日本對華外交表現出明顯的挑釁性和非連貫性。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隨着國際經濟地位的確立，日本開始渴望提高自己的國際政治地位。從中曾根康弘的“戰後總決算”到小泉純一郎的“自己的國家自己保衛”，追求日本民族的“主體性”，整合國民意識成爲新保守派政治家的執政理念。考慮到日本至今還沒有完全擺脫“被佔領”狀態，我們對日本社會內部出現的要求成爲“正常國家”的訴求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然而，小泉上臺後卻“超常發揮”，甚至一意孤行。他不僅要保衛“自己的國家”，還要和美國一起把別國的領土作爲“共同戰略目標”。
“新日本主義”是小泉的執政理念：它表現爲政治上的“新保守主義”，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文化上的“新民族主義”，軍事外交上的“新現實主義”。近乎走火入魔地參拜靖國神社是小泉“新民族主義”思想的具體體現；小泉的目的是讓日本獨立，結果卻將自己捆綁在美國戰車上前行；他將平衡式現實主義外交改爲擴張式現實主義外交。小泉搞內政焦頭爛額，搞外交捉襟見肘。小泉政治已近尾聲。
小泉的執政理念直接地影響到中日關係的走向。他在歷史問題與臺灣問題上的不當決策，破壞了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臺灣情結”與“日美同盟”將是影響未來中日關係發展的致命點。日本如果繼續在戰略上視中國爲“威脅”並與之抗衡，中日關係則難以改善。我們希望日本未來的執政者能汲取小泉的教訓，與亞洲兄弟國家攜手共進，完成近代以來亞洲人的“興亞”夙願。
同時，我們在“歷史認識問題”上也不要急於求成，要相信大多數日本政治家和人民能夠進行正確的判斷和選擇。當然，對於一小部分別有用心的政客與右傾文人則另當別論。作爲鄰國，有矛盾和摩擦是正常的，我們有信心也有理由相信未來的中日關係能夠走出困境，迎來曙光。
徐萬勝(中國人民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博士)：
在導致中日關係困難重重的各種因素中，既有“老”問題，也有“新”問題。日本的政治軍事大國化戰略取向則正成爲影響中日關係發展的“新”問題，並刺激“老”問題處於顯性狀態。
首先，中日關係中的“老”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屬於日本國內的結構性政治障礙，一時難以消除。目前，執政的日本自民黨在是否支持小泉繼續參拜的問題上一分爲二，並有相當部分的日本民衆難以理解中國方面緣何將參拜靖國神社視爲“問題”。這表明中日雙方消除上述分歧的努力將是長期的、艱鉅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使得這種分歧與矛盾處於隱性狀態，防止其“外溢”影響到中日關係發展的全局。爲此，我們主張大力加強中日兩國政治、學術精英間的對話，提高雙方在決策領域的相互認知程度，從而進一步探索徹底消除分歧的有效途徑。
其次，中日關係中的“新”問題應放在多邊關係的框架下予以考慮。日美同盟是日本爭當政治軍事大國的重要途徑與主要平臺，日美同盟的強化也是日本小泉內閣執政長期化的國際性戰略支柱。以駐日美軍整編爲契機，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又有所上升，日美同盟的“涉臺”傾向加強，併成爲影響中國周邊安全的重大消極因素。因此，包括臺灣問題在內，我們很難單獨與日本之間尋求問題的解決。相反，中日關係中的許多問題，可以採取“迂迴”美國的間接方式尋求解決。另外，中國的發展是與東亞一體化進程緊密相連的，中日之間的分歧與矛盾也可以在東亞一體化的進程中得到緩解。
最後，我們應呼籲社會傳媒、特別是日本傳媒在中日關係的發展過程中發揮良性作用。事實上，一方面，對於20餘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及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許多日本民衆在心理上一時難以接受；另一方面，隨着中日兩國間經濟合作關係的加深，經濟領域的摩擦也必將不斷涌現。對此，中日兩國的傳媒應本着實事求是的態度加以客觀報道，不要隨波逐流，更不能爲了滿足一小部分人的心理需求而惡意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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