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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軍在天津街頭開炮轟擊 |
1937年7月29日，日本侵略軍佔領天津後，天津電話閘口街二、五局，河北的六局，河東的八局及法租界的電報局，先後被日軍接管。嗣後，日僞政權將電話、電報兩局合併，成立了“華北電報電話公司”，總局設在河北路北口(今市電話總局)。因電話三、四兩局在英、意租界內，日軍不能以武力接管，在地下黨員朱其文的領導下，以局長張子奇、總工程師朱彭壽爲首的電話局廣大職工，利用租界這一特殊環境，與日本侵略者及日僞政權展開了一場不屈的鬥爭，堅決不交出電話三、四局。這就是歷時3年之久的電話局“抗交”事件。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日真正開始。
同年天津淪陷，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天津各階層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1945年10月8日，日軍駐津司令官在投降書上簽字，天津人民從此擺脫了長達8年的亡國奴生活。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六十週年，我們特擷取了一些可歌可泣的事件，如雁翎隊、抗戰兒童團、曲藝界抗日活動等，以此紀念那些爲民族解放做出巨大犧牲的人們。
電話歷史
早在庚子(1900年)以前，電話便已傳入天津，但當時只是在租界內使用。八國聯軍侵入天津後，丹麥人璞爾生在天津成立德律風(英文Telephone的譯音)公司，經營電話業務，並在天津與北京之間架設了單線電話線。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電政大臣袁世凱決定在北京、天津、塘沽之間架設電話線，於是，清政府從日本購入機械設備，並聘用日本人吉田正秀爲技師，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又建成了複線電話線。後又用5萬兩白銀收購了璞爾生的德律風公司，在東門裏二道牌坊成立電話局，聘請丹麥人羅泰爲工程師，改私營爲官辦。
民國後，隨着人們對電話快捷、方便的性能的逐步認識與瞭解，社會對電話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天津政府在閘口街設立了電話總局即二局，改原來的磁石式電話爲共電式電話。當時電話用戶已達3000多戶，並在逐年增加。於是，1922年又在英租界增設了電話南局，即三局(今四川路)，不久，又在意租界設立東局，即四局以及北局，即六局。後因軍閥混戰電話線路屢遭破壞，遂改三局爲電話總局。1927年，從德國西門子電機廠購入國際最新型電話機，將租界裏的二、三、四局陸續由原來的人工話機改爲自動電話。
設備安裝調試好投入使用時，外方人員藉口中國方面沒有人能勝任而堅持要派外國人擔任總工程師，中國方面則推薦曾留學美國、德國，攻讀數學、電信工程的朱彭壽。外方提出要通過考試決定，最終，朱彭壽以優異成績獲得了這一職位，爲中國人大長了志氣。
接收不成屢施破壞
坐落在英租界的電話三局，是天津電話局總機關，局長及科室職員均在此辦公，與意租界的電話四局之間僅隔一條海河，兩局遙遙相望。1937年9月、10月，日軍及日僞市政府曾多次要求接管電話三、四局，英總領事均以種種藉口予以拒絕。1938年2月10日，僞天津“市長”潘毓桂突然來到電話局，聲稱奉命前來接收電話局，並當即出示了一顆刻有“天津特別分署”的關防。接待潘的科長金敬祈見“市長”親自來接管，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幸好局長張子奇、總工程師朱彭壽及時趕到。他們把關防搶過來退給了潘毓桂，並義正詞嚴地表示：沒有英租界當局的同意，誰也甭想打電話局的主意，電話局全局職工“抗交”到底，誓與電話局共存亡！潘毓桂只得灰溜溜地走了。此事發生後，英租界工部局立即在電話局門前設崗以防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2月28日，日軍向英、意當局施加壓力下令割斷第一區與英租界間的電話線，並運走了全部電訊器材。3月2日，英、法租界當局妥協，擬同意日僞接管天津電話分局，但因電話局全體職工的堅決抗爭而未成事實。
3月13日，電話局部分職工爲老職工郝玉亮送葬時，被日本憲兵逮捕了8人；15日16日，在日、法租界的路口，日軍又截捕了十幾名電話局員工。日軍這次陰謀破壞，給電話局“抗交”行動蒙上一層陰影，職工內部也有人出現了動搖，甚至有些線路工人離開了電話局。面對嚴酷的現實，地下黨員朱其文立即召集電話局職工開會研究應對措施。大會決定決不屈服，把“抗交”堅持下去，並安排租界外職工立即攜眷屬遷入租界，無住所者暫時住在電話局內；動員老工人推薦親屬、子女來局工作，由總工程師朱彭壽做基礎培訓。這樣，電話局業務才得以維持。
此後，日本特務又指使漢奸潛入租界，打開馬路電杆上的電纜分線箱，注入鏹水，一度造成電話線路混亂，無法正常通話。在線路工人的晝夜搶修下，電話線路才恢復正常。爲防止敵人再次破壞，英租界當局派出許多巡捕在分線箱下晝夜巡邏。因爲英方也不希望電話局被日軍接管控制，所以，他們當時對電話局“抗交”行動是支持的。
領事團接管
但日軍爲達到接收目的，不斷對英方施行高壓政策，甚至揚言要派軍隊強行接管。英方也不甘示弱，7月3日，10餘輛載重汽車運送200餘名士兵進入英軍兵營，5日，英當局下令英商賽馬場停止賽馬活動，改做增援部隊的飛機場，擺開一副要與日軍決戰的架勢。但見日軍態度堅決，隨時可能發生武裝衝突，英方深恐事態擴大，遂提出由英、意、法、德、比五國派代表暫時代管的緩衝辦法，得到了日方的認可。
7月1日，局長張子奇、科長金敬祈被在英領事館的“英、意、法、德、比”領事團傳去，命他二人“立即將電話局結束移交領事團”，張子奇當即質問領事團：“我們想知道結束原因是什麼？你們接管是否有合法手續？”意國領事說：“眼下還沒有手續，不過三日內定會補齊所有手續。”張子奇回局後，立即召集各股主任商議對策，最後他們議定了四項移交條件：一、保障電話局所有員工及家屬的安全；二、不得改變電話局原有職員工人數和位置；三、一切待遇應比照交通部的規定執行；四、不許將電話局交與第三者。領事團對前三項條件予以肯定，沒有答應第四項。因第四項未予圓滿答覆，全局員工立即祕密組織工人糾查隊，保衛電話局，保護職工、家屬。
佈置好一切，當日局長張子奇突然失蹤，電話局一切事宜由科長金敬祈暫行辦理。除英工部局派大批警探駐守外，領事團仍在開會研究對策。7月5日，英、意、法、德、比五國從形式上接管了電話局，委任英方電務處的安蒂爾爲電話局長。而實際上張子奇並未離開天津，他暗中仍繼續組織電話局的“抗交”鬥爭。
英方妥協 抗交結束
電話局由領事團接管後，日軍仍不能達到控制的目的。1939年6月14日，日軍天津防衛司令下令，從即日6時起，對英、法租界外圍的七條通道實施封鎖，割斷了電話三局、四局之間的聯繫，維修機器所需零件也無法及時運到。幸虧四局有一名叫尤德治的德國工人有一張行醫執照，憑此執照他可每日乘汽車自由通過封鎖口，因此，他也就成了三、四兩局聯繫的一條生命線。
日方試圖採取迂迴策略控制電話局，他們託人找到總工程師朱彭壽，以重金、要職做誘餌，企圖讓他交出電話局線路圖，朱彭壽不爲所動，並繼續培訓工人，以抵制日方破壞，使日方極爲惱火。8月27日，日本憲兵隊化裝潛入英租界，在朱彭壽上班途中將其劫持，拘押於日本憲兵總隊。審訊中，日本特高課長太田亮出一張由僞市長潘毓桂簽發的、蓋有特別公署大印的委任狀，任命朱彭壽爲天津電話局長兼總工程師，並聲稱，只要交出線路圖，該委任狀即可生效。朱彭壽當即嚴詞拒絕，並列舉了日軍在津犯下的數條罪行。惱羞成怒的太田令人將朱彭壽打入了水牢。幾天後，朱彭壽又被提審，這次，太田先將他綁在“好漢架子”(一塊寬一米、長兩米、四周有一寸多高框子的硬木板，四角釘有四個牛皮帶環，用以固定四肢，中間釘有一條二寸寬的皮帶環，用以固定脖頸)上，用馬鞭、軍棍猛抽狠打，接着灌辣椒水，之後，又用整股的香火燒其兩肋和後背。朱雖幾次昏死過去，但絲毫沒有屈服。9月1日，朱彭壽慘死在日本憲兵隊。
1939年7月，天津發生了特大水災，電話機械線路遭到嚴重破壞，職工們忙於修復工作，“抗交”鬥爭一時沉寂下來。加之日方對英租界當局不斷施壓，1940年1月27日，日軍禁止糧食進入租界。2月2日，意租界當局向日軍妥協，後日方答應：每日可允許向法租界運糧五車。英方一邊對日方封鎖租界的通電網一事提出抗議，一邊做出讓步，希望儘早就糧食問題與日方達成協議。9月17日，英、意、法、德、比領事團與日方簽訂協議，把天津電話局管理權全部移交給日方。電話局職工聞訊後，包圍了局辦公室，向駐局代表表示抗議，要求“電話局與租界共存亡”！然而，電話局的“抗交”鬥爭，最後還是以英租界當局對日軍的妥協而被迫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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