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立克將在北京和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一起,正式展開中美建交史上的首次高層“戰略對話”。
中國外交部在對話前夕宣佈,雙方將在會談中“就中美關係和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與地區問題交換意見”。而佐立克則表示,“希望美、中對雙方的諸多共同點加深瞭解、促進合作,同時應對可能出現的分歧。”
一個是當今世界惟一的超級大國,一個是充滿活力的復興新秀,對於中美而言,高層級對話無疑使兩國關係向前邁出堅實的一步。
“雙方同意進行戰略對話這一事實至少表明:雙方希望通過和平對話解決問題。”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防務學院副教授徐輝認爲,“從一定意義上講,具有里程碑意義。”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學院國家安全中心主任張敏謙認爲,“在常態、成熟的關係下,中美兩國的交往正變得越來越理性。”
起始開創中美關係“最前沿”
外界普遍認爲,高層對話機制是在2004年11月在智利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會議期間,由國家主席胡錦濤向美國總統布什提出,並獲得布什的贊同而推動的。同年12月,中國副外長戴秉國訪美期間,同當時的國務卿鮑威爾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會談時再次敲定,雙方每半年輪流在兩國首都舉行一次戰略對話。
相較之下,美國方面的態度一直略顯保守。出於所謂的“盟國的感受”,布什政府儘量避免採用“戰略”兩字,而是稱這一機制爲“全球對話”或“資深級別會談”。不過無論如何冠名,戰略意義卻是此次對話的最大看點。身爲國務院二號人物,佐立克前天在香港接受採訪時就一語道破天機:“我們討論的將是符合雙方共同利益的戰略議題。”
“戰略對話”這個概念本身,就和以往中美之間的外交接觸有所區別。專家認爲,戰略對話的起點高、範圍廣,是雙方以互信溝通爲目的、着眼全局的戰略話題爲內容,並且擁有固定機制的高級別外交模式。
張敏謙7月28日在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舉辦的“中美戰略對話”研討會上表示,戰略對話是中美關係發展過程中避免衝突的有效方式,“它將開創中美關係最前沿的領域”。
目標逐步建立“戰略互信”
美國國務卿賴斯今年上任不久便於3月、7月兩度訪華,中國國務委員唐家璇正在美國訪問,兩國元首9月將實現年內互訪,中美的密集交流體現出兩國關係確實處在“三十年來最好的時期”。不過,布什總統本人近日卻評價說:“中美關係良好而複雜。”
正是因爲這份複雜,使中國成了美國國會近期的熱門議題。“到處都有人在談論中國。”來自新澤西的民主黨衆議員羅斯·浩特近日接受早報訪問時說。以美中工作小組爲例,許多國會議員出於對中國議題的強烈興趣,自發成立了這個小組。
美國無法掩藏其對中國日益濃厚的興趣。這種興趣源自對中國飛速發展的不安,以及對自身應付未來挑戰的危機感。目前,國會對中國所持的態度兩極分化,提倡合作者有,高喊“對抗”者也不乏其人。難怪本年度的《中國軍力報告》一經出臺,就被美國輿論評爲“矛盾交織的產物”。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楊潔勉將其歸結爲“守成大國”對“新興大國”的疑慮心態。“歸根結底,中美之間依然缺乏戰略互信。”這也正是中美戰略對話所要達成的目標。
徐輝認爲,中美雙方應在對話中明確各自的核心利益,以及各自的主要關切,在增進了解的過程中逐步建立互信。徐輝說,“中美兩國要尋求利益的交匯,而非利益的衝突。”
內容涉及中日關係、臺海問題
作爲中美戰略對話的開端,此次佐立克與戴秉國的爲期兩天的會晤將涉及安全、經貿、能源等議題,此外也會就胡錦濤主席9月的美國之行進行初步磋商。當然,中日關係、臺海問題等敏感議項也不會被排除在外。
佐立克曾表示,這次對話的目的是要“登高望遠”,從全面的角度看待兩國關係和對全球的影響。但同時,“我們也會從議程上的個別案例着手,嘗試把一些問題結合起來。”因此有觀察家認爲,這次對話將是務虛和務實的結合。
中國戰略學者預測,中日關係將成爲此次對話的提議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研究問題中心主任王湘穗認爲,中日之間關係目前處於特殊時期,亞太地區蘊涵美國巨大利益,如中日關係從目前緊張的勢頭走向嚴重不可控,其實是美國不願見到的。
“未來東北亞事務的走勢仍將取決於中、美、日的三邊關係,美國如果要維護自己在東北亞的利益,就不得不協調中日關係。”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編輯室副主任陳鴻斌如是說。
另一個難以迴避的重要議題就是臺海局勢。儘管中美兩國對這一問題有分歧,但也有着顯而易見的共同利益,抑止“臺獨”勢力鋌而走險、避免引發臺海軍事衝突、維護穩定與和平將是中美首先要考慮的問題。“臺灣問題代表着中國的核心利益,這一點美國必須明確。”徐輝表示。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美洲研究室主任劉學成認爲,中美戰略對話議題還包括如何促進地區的整體利益,避免危機和控制熱點地區升溫。劉學成說:“在防止核擴散、反對恐怖主義的事務上,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正不斷擴大。”
在經濟方面,此次對話是處於經濟同步擴張狀態中的最大發達國家與最大發展中國家間的對話。作爲全球經貿增長的重要大國,需要中國爲全球經貿發展負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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