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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圖長久侵佔中國的日本侵略者，一直嘗試對中華民族實施奴化教育。從“九一八”事變吞併東三省，到“七七”事變後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隨着日本侵略者腳步的延伸，其奴化教育的觸角也隨之延伸到所佔的中國領土上。
日本侵略者毀滅我國的文化機關，焚燬我國的民族典籍，屠殺與監禁愛國的文化人、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建立漢奸文化機關，豢養一批漢奸文人，鼓吹東洋文化，灌輸“中日親善”“共存共榮”“東亞新秩序”等奴化思想，培養奴化人才，妄圖以奴化活動和奴化教育來腐蝕我們的民族意識，消滅民族愛國思想，摧殘民族氣節。
與軍事、政治、經濟侵略相比，教育侵略更狡猾，更毒辣，更具欺騙性，危害也更嚴重。
東北廣大同胞，經受日軍奴役長達14年之久。14年時間，一個剛夠讀書年齡的孩童已經長大成人。很多孩子直到抗戰勝利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而非所謂“滿洲國”人。馮志良和徐德源兩位見證者在瀋陽接受了採訪，他們說，童年的感覺是黑暗的，日本鬼子雖然“用心良苦”，但傳承了五千年未曾中斷過的中華文化豈是他們所能撼動的？
84歲的馮志良老人還記得淪爲亡國奴的那心碎一刻：“1931年我讀小學二年級。‘九一八’事變後，校長給我們上課時說，這是‘最後一課’，從現在起，我們是亡國奴了。當時，師生們都痛哭失聲，這情景至今我仍記憶猶新。”
“我上小學五年級時，開始學日語，地理只講東北三省的，歷史只講遼、金、清的，這是要讓東北人從小就忘記中國的地域和五千年中華歷史。1939年我初中畢業，考入了奉天第五國民高等學校。那時，我們這樣的學生大都已可以用日語說日常用語，可以聽日本人講課。講課的內容除了什麼‘共存共榮’‘王道樂土’，就是日本人把‘滿洲人’從水深火熱之中救了出來，反正是要我們崇拜日本人，連到奉天上街經過日本神社和忠靈塔都必須停下來脫帽敬禮。”
原遼寧大學歷史系教研室主任、教授徐德源回憶說：“僞滿洲國成立時，我才6歲。那時，日本人嚴禁老百姓說自己是中國人，必須承認是‘滿洲國人’。誰說自己是中國人，就是反滿抗日，會被逮捕關押，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大人們怕我們這些小孩子出事，出門前常一再叮囑可別說走了嘴。”
“1936年，我上小學三年級時就有日語課，由日本人當教師。從小學到中學一共學了10年日語，學校採取各種手段督促、強迫我們學。當時的就業和升學等各種考試都考日語，日語考不好就難以就業和升學。1945年我在建國大學讀書時，幾乎所有的課程都用日語授課。日僞滿在奴化教育中這樣強制學日語，就是要在我們身上打下深深的難以磨滅的烙印。”
“日本右翼勢力今天篡改他們的歷史教科書，當年卻不擇手段地篡改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徐德源說，“在小學時，我們常被強迫背僞滿‘建國宣言’。‘宣言’中胡說東北地區在歷史上就是單獨開國，後來多次併入中國又分離出來。”
“1939年，僞滿國務院文教部編審頒發了名爲《國史》的‘國高’歷史教科書。這本所謂《國史》，與我在私塾讀過的《三字經》所記的中國歷史朝代完全不同，沒有講中國歷史上中原王朝的朝代，而是按東北歷代部族和民族政權講，將僞滿洲國的建立說成是歷史的當然繼承。”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對東北原有的教育設施進行了徹底的破壞。關東軍司令部命令所有學校一律停辦，並下達“排日教材要斷然剷除”的密令。據不完全統計，僅在1932年3月至7月間，日僞查禁、焚燒書籍就達650餘萬冊。同時，他們對愛國的中國師生展開瘋狂的鎮壓和屠殺。1936年，侵略者在僞安東省製造“教育界救國會事件”，抓捕遼東教育界愛國人士300餘人，造成近百人死亡。
馮志良回憶：“1940年9月3日，日寇迫使中國的工商業者捐錢買3架飛機，命令各中等學校學生，不論遠近一律列隊徒步前往觀看。我在行走途中說：‘有什麼好慶賀的，叫中國人出錢買飛機，再用它來炸中國人，這是讓人從心裏感到悲慘的事。’沒想到就因這句話‘惹了大禍’，有人告了密。幾名日本教師認定我是‘反滿抗日’的思想犯，準備找出來交給憲兵隊‘取調’(逮捕)。當天是星期六，我就趁鬼子還沒弄清楚我的名字，當夜乘車離開瀋陽。”
然而，無論侵略者奴化教育的用心如何險惡，手段如何卑鄙，也無法泯滅有良知的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殖民統治的高壓下蘊藏着抗爭的火種。當年被迫逃離學校的馮志良說：“我逃離後考上僞陸軍軍官學校，仍然要接受這種令人反感的教育。後來，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爲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社會部長春情報組工作。我們這些人，從小到大就受日僞奴化教育，可卻從未忘記祖國，未忘記自己是炎黃子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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