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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國效力
“保釣”運動漸入低谷後，海外留學生們漸漸意識到，一個強大的中國纔是徹底解決釣魚島問題的根本保障。而許多“保釣”學生紛紛轉向於促進兩岸統一的運動中去。
新中國成爲他們在對臺灣當局極度失望後所有理想的寄託之地。這期間，包括楊振寧、何炳棣在內的旅美著名學者的競相訪華，帶回來的都是一個嶄新的正在崛起中的祖國的形象。
雖然其時的國內“文化大革命”的風波尚未平息，經濟建設遭遇重大挫折，但“保釣”學子們還是朝着聖地涌去，形成解放後新中國第一撥留美臺灣學生回國潮。
中國地質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林盛中是“保釣”運動後最早回到祖國的留學生之一。他個人的人生轉折發生在1971年9月21日，因爲參與支持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的遊行示威，並被安排高舉招牌，“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的最後感嘆號正好在他手中。等及第二天新聞報道出來，林盛中驚訝地發現，自己和感嘆號的照片成爲衆多媒體的壓題照片。沒過幾天，他臺灣的父親寫信來，幾乎老淚縱橫地勸自己的兒子，不要再參加這樣的活動了。
1972年，林盛中率先回到祖國。最初生活的艱辛還是出乎他的意料。他回國時穿了一雙皮鞋回來，到1976年結婚時再穿，四年裏，一直沒有鞋油可擦。作爲留學生，當時唯一的照顧是每月的32斤半口糧可以不用粗細搭配，以至於孩子出生時，妻子連一隻滋養身體的母雞都吃不到。最難以接受的是，專業的特長無從發揮，林盛中說，當時國內提及地質就是挖礦之義，所裏的高溫高壓設備沒有，實驗無法進行，他只能幫着編撰礦物大詞典，重複簡單的文獻工作。
而1979年回國的中科院核能研究所研究員楊思澤教授則說，生活上的艱辛還可以忍受，最大的痛苦來自於對於國內當時學術環境的不熟悉，學派的團體利益常常令其無所適從。
“七十年代，回國服務的留學生還是比較少，十個人左右吧，主要是因爲祖國還未完全敞開懷抱，提倡寓才於外。”林盛中說。
1978年，林盛中等到了又一個同路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的廖秋忠回國，成爲中國社科院第一個語言學博士，廖博士爲此不惜與國外的妻子離婚，隻身帶着年幼孩子。孩子在美國喝慣了果汁，而當時國內物資貧乏，只能喝白開水。
回國的二十餘年也是與臺灣父母兩岸隔絕的二十餘年，其間父母備受當時臺灣當局打壓，一直到廖秋忠去世，也未能見上父母最後一面。
1978年後，廖秋忠與呂叔湘先生一起培養“文革”後招收的研究生，在中國開創了篇章語言學和語用學的研究。爲了節省時間從事專業研究，他甚至連理髮等待的時間都不願意花，一直由妻子給他理髮。
他是美國語言學會會員，但是他從不往美國語言學雜誌投稿，他想的只是怎樣做使中國的語言學趕上世界語言學的步伐最有效。因爲無所依傍，正研究員的職稱資格一再延後，甚至他的學生都早於他拿到。
一直到逝世，家裏連個電話都沒裝上。他說：“爲了電話汽車，我就不回國了，在美國這些我都有。”
1980年始，改革開放高歌猛進，祖國對於海外學子的呼喚日益熾熱。當年，與李椿萱一起先後回國的有100多人，蘇紀蘭也在其列。他們與張信剛同在紐約州立大學任教或讀書，均學的是流體力學專業，在“保釣”運動之後，都將人生的規劃寄託在回國報效的身上。
如今，李椿萱，將流體力學用於航天研究，已經成爲中國工程院院士；蘇紀蘭，將其用於海洋研究，也已成爲中國科學院院士；而張信剛，則將專業用於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成爲英國皇家工程學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學的校長。
回饋母邦的路途並不是一帆風順的。
1972年張信剛隨“保釣”訪問團回祖國大陸訪問，在逗留中國期間，他已經在爲回國做準備，但遺憾的是國內還沒開展類似研究。
無奈之下，轉赴加拿大工作，但報效祖國的理想一直沒有熄滅。文革結束後，1978年，張信剛又舉家回祖國考察，在北京、西安、上海、成都等地打聽後，被告知，所學專業依然在國內沒有。
一腔熱情在持續了燃燒了六年之後，張校長終於決定放棄。時光荏苒20年後，當他以香港城市大學校長的身份重回祖國時，始得一圓夢想，而此時已是兩鬢染白。
專業的特長無處發揮，歸國的“保釣”學生只能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在兩岸關係的溝通交流上盡一份微薄之力，“也算是實現另一種人生價值。”
“1972年，我和兩位旅美同胞，向周總理建言，希望在全國人大設立臺灣省觀察團，聽取他們的意見，當時還不敢提代表團。這個建議很快得到了重視，1973年中共十大上，第一次有中共臺灣省代表團，並且中央委員中居然有了兩個臺灣籍人士，1975年，人大終於設立臺灣代表團，第一批13人沿用至今。”林盛中一度是全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主席團主席全國政協常委，楊思澤是全國政協委員。
務實報國的實踐
那些留在國外的“保釣”精英們如今安在？
除去早期回國的少數留學生外，大部分“保釣”精英最終還是留在了美國，這中間又有一部分應中國重返聯合國的契機，入聯合國工作，放棄學業而從事繁冗的翻譯工作。更多的人則重回書齋，利用國外先進的科研條件和環境，矢志專業，終有所成。
丘成桐說，“七十年代，我回國訪問，親眼目睹新中國的變化，讓我深切地知道中國的需要，我朋友回國再出國的遭遇也提醒我，當時什麼樣的途徑是報國的最好方式。”
他繼續留在美國深造，“保釣”運動結束11年後，他摘取了世界數學界最高獎項——菲爾茲獎，28歲時，已成爲世界著名學府斯坦福大學的教授，並且是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的終身教授。
這十年丘成桐頻繁來往與美國與中國之間，爲祖國的數學事業發展盡心盡力，發起成立了浙江大學數學研究中心，雖然“保釣”歲月已經不再提起，但他對本報記者坦陳，“那場運動影響了我，確立了實務報國的想法。”
1971年，楊振寧訪問大陸成功後，又多次回國進行學術訪問，每次回來他幾乎都要到清華園去看看，因爲他的童年時代就是在這裏度過的。1977年，楊振寧與何炳棣一起發起成立了“全美華人協會”，在團結在美華僑愛國人士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79年1月中美建交，全美華人協會在華盛頓希爾頓飯店歡宴鄧小平先生，是爲協會成績的頂峯。
2001年，楊振寧和夫人約定回國定居。但是由於夫人的身體不好，歸期被一再推遲。一直到2003年夫人離開了人世，在國外生活了59年的楊振寧才得以真正葉落歸根。
吳家瑋教授亦如是，1983年他成爲加州州立大學舊金山分校的校長，期間推動了中國最早一批學者赴美訪問研究的項目，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又義務做中國代表團的隨行顧問，幫着處理對外事務。1980年代末香港科技大學初創，他抱着報國的熱情毫不猶豫地回到香港，並延聘了大批“保釣”健將到香港科技大學任教，“香港科技大學復活了他們的報國熱情和赤子之心。”
顯然，對於吳家瑋及其同事們來說，當年在“保釣”運動中煥發的民族認同熱情，已經成爲後來他們將一起開創一所大學的巨大動力。
1973年，沈君山辭去在美國普渡大學的終身教職，回到臺灣擔任新竹“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人生的路向就此改變。
假如沒有1970年代初期的“保釣”運動”，沒有在此背景下所產生的一些思想變換，沈君山這位四十出頭，在美國無論是家庭、事業都已經安營紮寨的天體物理學家，或許不會離開已經生活了16年的美國。
從美國“連根拔起”，對沈君山的改變如此之大，隻身返臺後，他的妻女都留在美國，不幾年妻子則改嫁他人。1989年他纔再次結婚、重組家庭。
“我是在釣運的後期才正式參與的。那時候，楊振寧、王浩、何柄棣等人，都是從中國大陸出去的人，在美國大多已經功成名就，楊先生更是諾獎得主。他們在情感上傾向認同中國(大陸)，楊先生生在大陸，很有愛國感情，鄉土感情很重，這也是他當時‘中國最好’心理優先的原因。”
沈先生坦陳，“在‘保釣’中，我並不是一個核心，而只是一個參與者，但是卻對我的人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被遺忘的奉獻者
“釣運真正深刻的影響發生在參加運動的每一個人身上。”昔日的“保釣”健將夏沛然如是總結。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博士畢業的他，1972年放棄所學，加入聯合國中國代表團工作，視爲“報國之途”，直至年老退休。
高原，1971年初“跳入”運動，而後幾經折騰，至1990年10月學業方告一段落。其間孩子上大學一文莫助，妻子於1981年患腦膜炎症幾乎失去生命。他長期以送報、作清潔工等勉強度日，口袋裏稍有幾兩銀，又得應付“革命”急需，然而卻不曾爲此有過一點後悔，數十年後，他在紀念文章中依然寫道，“每西望故園神州，感情常不能自已！”
當時的全美“保釣”委員會總召集人李我焱，因爲參與“保釣”運動，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員的工作被取消，其間疏忽家庭事務，幼子病重，無人照顧，最終夭折，這成爲他一生難以言說的痛事。34年後，從聯合國工作崗位上退職的李我焱，已經72歲了，定居於佛羅里達的奧蘭多，在家中照顧老年癡呆的妻子，而當年的失子之痛，無疑是他對太太一生的愧疚。
“這場運動，像一陣狂潮把我整個捲進去了，幸好聯合國環境保護總署成立，給了我一個機遇，還算未曾虛度此生。 ”1972年，中國進入聯合國，李我焱響應祖國號召，放棄了核物理的博士專業，進入聯合國工作。
當時和李我焱也作出相同選擇的還有八十多人，大多放棄學業從事繁冗的翻譯工作。1970年代末，聯合國環境總署成立，李我焱申請調入，遠赴非洲肯尼亞，一直工作19年，一度作到助理署長的位置。
現任德州第一銀行執行副總裁的劉虛心女士，因爲參與“保釣”，被臺灣當局列爲赤色分子，無法回臺，單親家庭裏相依爲命的父女生生被隔絕了十餘年，1980年初父親去世時，劉虛心亦未能披麻戴孝，親自送終。
她和丈夫陳贊煌相識於“保釣”運動，因爲共同的理想而結爲伴侶，三十年了，激情依舊，“保釣”幾乎成了夫妻二人各自事業之外的第二份事業，散盡錢財，耗盡心力。
而因爲參與“保釣”運動，58歲的林孝信在三十五年前被迫放棄芝加哥大學物理博士候選人資格，從自然科學轉入社會科學領域。
因爲拒絕了臺灣當局要求其爲“保釣”減溫的要求，林孝信的護照被臺灣當局沒收，失去身份，在美國非法居留近三十年。這段不堪回首的歲月裏，他不能打工，一打工就會被強制驅逐，只好到處靠同學朋友接濟，在幾乎走投無路的境遇下，遁入芝大圖書館，在浩瀚的書海中解答他生命的大惑──政治。
如今，林孝信爲“保釣”在臺灣和美國之間奔走。他還有一個理想，就是進行社區普及教育，培養真正是市民社會。 1990年代末至今，他一如既往地在臺灣的城市角落實踐着。
但他的許多朋友至今都在爲林孝信惋惜，“因爲‘保釣’，中國少了一位原可以十分優秀的物理學家”。
依然要提劉大任，這位矢志文學，一心想着學成回臺創辦文學刊物的當年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因爲參與“保釣” ，回臺無望，1972年進入聯合國工作，從事繁冗的事務翻譯工作，手中的創作之筆停滯了十餘年。
1976年，聯合國工作調整，劉大任申請調離紐約，奔赴非洲，“只爲了淨化心情，尋回舊日的文學夢想”。
還有一些留學生，毅然放棄學業，回到臺灣，隱於漁民桑梓，從事啓蒙教育工作，寒暑經年。事隔多年，本報記者已無法一一查尋。
劉佩瓊教授坦言“保釣”運動的反思。他說，經歷了“保釣”運動的起起伏伏後，我學會了認識事物的複雜性寬容地看待中國的現代化我不再會過喜過悲首先想到的是我能夠做些什麼﹖沒有偏激和不屑紮紮實實的工作纔是最重要的。
“如果說在時代的洶涌的波濤中，釣運不過是短暫的一個小浪尖，那麼構成這個浪尖的無數水花和泡沫，他們的奮鬥與掙扎、喧鬧與爭辯、探索與尋求、反省與沉思，無不具體反映了那個時代的色彩與特徵。”夏沛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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