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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後，養過豬、賣過涼茶。
淡泊的人生背後，是這位老人純樸務實的風采，一個共產黨員的本色
清晨，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區的蔡家崗鎮，七月的陽光穿透了劉春樵家的玻璃窗。
83歲的劉春樵起牀了，妻子把劉春樵從臥室扶到廳堂裏坐下。劉春樵在家的專用座椅由木板箍成，形似一隻高高的木桶，裏面墊滿曬乾的稻草，再鋪上布墊。在湖南常德，這種土製的功用類似沙發的座椅被稱爲“草窩”。
劉春樵是坐過真沙發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劉春樵就擔任湖南省委常委。從1969年到1977年，劉春樵在中國共產黨第九、第十、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連續當選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三次名列大會主席團名單。大家親切地叫他“劉常委”。
勞模
1949年年初，解放大軍已經打到了湖南。26歲的劉春樵此時參加黨領導下的地下武裝。
幾個月後，劉春樵參加的江南遊擊大隊被編入解放軍第47軍160師炮兵3連。1949年到1950年，劉春樵隨部隊參加了湘西剿匪戰鬥，因爲他獨自出色完成了團裏的燒炭任務，被授予“剿匪特等模範”稱號。
1952年，劉春樵隨部隊參加荊江分洪水利工程。當年6月30日，工程完工，劉春樵被中南軍政委員會、荊江分洪總指揮部授予特等功，特等模範。
1953年，申請赴朝抗美未獲批准的劉春樵退伍返鄉，先後任土改隊員、鄉農會主席、聯鄉黨支部書記。1954年，劉春樵帶領鄉壯勞力參加治理西洞庭湖水利工程，被工程指揮部授予特等勞模和勞動英雄稱號。“我們鄉負責的那段堤，就是要比其他地方高，還厚實。”劉春樵說。
從1949年“參加革命”到1954年，劉春樵3次榮立特等模範。如今在蔡家崗鎮，人們都還記得劉春樵當年的功勞，現在鎮上雜貨店的老闆也說，“他名字刻在分洪紀念碑上的呢”！
劉春樵倒對這段光榮看得簡單，他指着自己的肚子，“要對得起每天三頓飯”。
中央委員
1964年，40歲的劉春樵被任命擔任蔡家崗鎮公社書記。蔡家崗是當時常德縣有名的窮鄉僻壤，劉春樵接任時，公社欠國家貸款幾十萬元，這在當時簡直是天文數字。
但劉春樵發現，蔡家崗與周圍鄉鎮四通八達，“是個做生意的好地方”。當時國家大搞農田水利工程，水泥非常緊俏。劉春樵和公社幹部商量，搞了個水泥廠。“按照現在的說法，應該叫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劉春樵說。
由於方圓百里獨此一家，蔡家崗又交通便利，生意十分興隆。
隨後，劉春樵一連串辦起石灰廠、磚瓦廠、陶器廠；根據農業生產的需要，劉春樵甚至辦起了機耕隊、綜合加工廠、農藥廠，搞起了勞務和技術輸出。到1968年，蔡家崗鎮還清了所有欠款，而且還有了50餘萬元存款。“我們用錢不要國家貸款、吃糧不要國家返銷，集體不欠國家的，社員不欠集體的，集體不欠羣衆的，這叫兩不要三不欠。”劉春樵回憶說。
1968年春節，是劉春樵一生中最重要的時間節點。春節前，時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的華國鋒到常德地區視察。
一天下午，劉春樵沒來得及拿材料，就被拉到會議室彙報工作，劉春樵腦子裏一片空白，張口就是：“華書記，我是個農民，不認字，說不好。”華國鋒聽後一笑，“不要緊張，怎麼幹的怎麼說。”劉春樵死活想不起原來準備的材料上寫了啥，乾脆從自己參加地下武裝說起，說到參加荊江分洪，治理洞庭，越說越順，一直說到在蔡家崗辦企業。十多年的經歷，劉春樵一直說到了晚上9點。
後來，地委領導來電話說，老劉，你搞得不錯，華書記滿意。劉春樵心裏石頭落了地。
半個多月後，劉春樵又接到通知，省委有意要他參加代表團赴北京參加即將召開的中共九大，要劉春樵去省裏待命。到了省委，劉春樵才得知，湖南省委將他在蔡家崗的工作彙編成材料報送中央，毛澤東主席在材料上批示，“光輝燦爛的希望就在這裏”！
1969年開春，劉春樵生平第一次坐上了飛機飛赴北京。在萬里雲端，劉春樵思前想後，恍若隔世。“真的非常激動，也想不清楚什麼，就是激動，還有感激。”劉春樵回憶說。
到北京後，各省代表團先召開預備會議，推選主席團成員。幾經推敲，湖南代表團推薦了劉春樵。有代表提出，劉春樵是公社書記，屬於幹部，不能代表農民。劉春樵回憶說，最後是周總理表了態，說縣團級以上不能代表農民，以下可以。“總理說的還是對，其實我就是個農民。”
在中共九大上，劉春樵當選九大中央候補委員，名列主席團名單。
在中國共產黨十大和十一大上，劉春樵又連續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和中央委員。在地方，從1969年至1979年，劉春樵則歷任常德縣革委會副主任，湖南省革委會常委；常德縣委副書記，常德縣委第一書記，縣革委會主任；常德地委副書記，湖南省委常委。
劉春樵的一位老同事評價，老劉實際工作能力強，但理論水平差些。
劉春樵說，當省委常委期間，別的事情他不懂，但開常委會涉及到農業生產和農村企業問題，他總是要表態的。“比如說‘文革’期間，只要是搞些吃不飽飯的事情，我全反對！”
“他主要是出身好，歷史成績好，又被毛主席誇獎過，要不然可能早就吃大虧了。”老同事評價說。
涼茶攤老闆
1979年，劉春樵被選爲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80年，劉春樵赴京參加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在會議上，小平同志提出幹部年輕化，開場白就是，“今天我講的，有些老同志聽了可能會不高興”。但劉春樵說，他聽了之後很高興，“我那個時候馬上滿60了，也不想幹了，回家當農民好些。”
回到湖南，劉春樵向省委提出希望從領導崗位上退下去。劉春樵的一位老同事回憶說，當時，劉春樵應該是湖南首批自己提出退下去的領導之一。
1983年，劉春樵從省人大副主任的位置上離休。
按照相關待遇標準，劉春樵至少享受副省級離休幹部標準，在省委大院裏可以擁有一棟俗稱“常委”樓的小樓，配專車和專職祕書。但劉春樵一概謝絕，“省裏我住不慣，我還是跟農民住在一起舒服”，“我不認字，祕書也不需要，到了鄉下，專車也不需要了”。
劉春樵帶着根據政策發給他的退休費、安家費和省裏的特別補助，總共2800元回了蔡家崗。“我拿這筆錢蓋了房子，就是現在住的這個。”劉春樵說。
這是一個帶兩間臥室一個廳、廚房和豬圈齊備的標準農家小院，院子裏面種着常見的茶花和芭蕉花，院子後面有一小塊菜地。劉春樵很滿意地看着這個小院，“我夠住了”。
當時，劉春樵的工資是74塊5毛，這是全家全部的收入。除了大兒子當兵，家裏一共有3個孩子要上學吃飯，劉春樵的經濟情況頓時緊張起來，只好養豬補貼家用，但是收益太慢。
1984年，劉春樵的小兒子劉平清突發急性闌尾炎，劉春樵在外辦事，妻子在家湊不出住院費，直到醫院領導得知病人是昔日中央委員劉春樵的兒子後，才暫免費用給劉平清開了刀。
劉春樵後來大受震動，“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又開始想新的賺錢辦法。”劉春樵發現鎮中學和鎮電影院毗鄰，人員流動多，於是決定在鎮中學的山坡下面擺一個涼茶攤。
劉春樵的妻子對丈夫的決定一向遵從，丈夫決定擺茶攤，她就去準備桌椅板凳。老太太至今寡言少語，問多了，她就輕輕嘆口氣，“跟着他，我也沒享到什麼福”。
劉春樵的涼茶很簡單，分爲涼白開和涼茶水，兩分一杯。擺茶攤要一直坐在那裏不動，劉春樵不習慣，就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妻子，妻子有事時纔去替換。守攤時，劉春樵就安安靜靜地坐在茶攤後，也不吆喝，喝茶的人喝完一杯，放下幾枚硬幣，他就撿起來收好。
當時，劉春樵的茶攤一個月能收入將近50塊錢，而成本也就幾塊錢。對於劉春樵來說，擺茶攤的最大目的達到了。
鎮中學旁邊小店裏的一位老人回憶說，劉春樵擺茶攤時，大家也就不覺得他是大官了。
昔日的大官擺茶攤，但鎮裏平靜地接受了這個新鮮事，“在當時我們看來，老劉是個大官，但是好像又本來就是鎮上的一個人，他擺茶攤，我們渴了就去喝。”當時鎮中學的校長趙昌協回憶說。
或許鎮裏的人早就已經對劉春樵“不合常規”的舉動熟悉了。在鎮里人的記憶裏，劉春樵一直就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官。
上世紀70年代任《湖南日報》常德記者站站長的田正校記得，“文革”中各地糧食浮誇風盛行時時，中央和湖南的報社到蔡家崗採訪報道，有記者提出，希望劉春樵把糧食產量報高一些。劉春樵斷然拒絕，“高一兩都不行，高報一兩，我們少吃一兩”。“在他看來，肚子吃飽是最重要的。”鎮中學校長趙昌協說。劉春樵也很自豪的說，整個六七十年代，蔡家崗沒有餓死一個人，還借了幾千斤糧食給周邊鄉鎮。
鎮中學當時一名年輕教師朱新民的父親被國民黨拉壯丁，去了臺灣。“文革”中，表現優異的朱新民提出入黨，卻屢次不獲允許。最後劉春樵瞭解了朱新民的表現後給教育部門做了工作，終於批准了朱的入黨申請。朱新民至今對劉春樵當時的一句話心存感激，“跑到臺灣去的，也不一定是壞人”。
農民
2003年，劉春樵突患腦血栓，留下了偏癱的毛病。如今劉春樵行動不便，家裏總擺着一付柺杖一付輪椅，“我偏癱了，又白內障，不能擺攤了，只能在家自己喝涼茶”。
劉春樵不賣涼茶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可能在於經濟緊張問題已經解決了。3個子女都已工作成家，省裏又逐漸給他漲了退休工資，如今他每月有3000元左右的退休金。“擺茶攤主要是爲了掙點錢，現在已經不用了”。
劉春樵3個子女如今的工作都不錯，大兒子在常德市電力局，女兒在長沙市稅務局，小兒子在蔡家崗財稅所。劉春樵坦承，當年沒給孩子什麼照顧，還有一個女兒因病醫治不及時去世，很是痛心，退休後覺得很有些對不住孩子。
從2004年底開始，平靜了多年的劉春樵被湖南當地媒體再次關注，湖南和常德市有關方面已經組織力量，配合黨員先進性教育，準備於近期推出關於劉春樵事蹟的書籍，名字已經擬爲“布衣劉春樵”。
劉春樵如今坐在“草窩”裏，行動不便，他摸索着找茶缸的右手，蒼老得讓人真切地感受到一個真實的劉春樵。
“草窩”正對面的牆壁上，懸掛着原全國政協副主席毛致用2004年看望劉春樵的大幅彩色照片，照片上劉春樵穿着舊軍裝，笑得眯起了雙眼；草窩後面的牆壁上，懸掛着兩排共17張從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的獎狀，其中的大部分已經掉色黯淡。
劉春樵就每日安靜地端坐在照片和獎狀之間，拋卻兩邊牆壁上近半個世紀的記憶，坐在“草窩”中的劉春樵就和每一個老有所養的老人一樣，看不出任何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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