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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部長高強 |
先是安徽泗縣“問題疫苗”事件，再是最近的四川資陽豬瘟，接着是國務院社會發展研究中心近期發佈的醫改報告認爲：“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繼兩年前的“非典”危機後，高強和他掌管的衛生部，再次成爲國人關注的焦點。
衛生部部長高強最近的日子面臨挑戰。
先是安徽泗縣甲肝疫苗接種時出了問題，造成了大面積的學生恐慌，舉國關注，總理過問；接着，四川資陽又出了“怪病”——人感染豬鏈球菌，死亡30多人，世界衛生組織干預，溫總理批示。
7月28日，在四川資陽人感染豬鏈球菌病疫情趨於穩定，發病、死亡人數減少之後，高強奔赴“前線”檢查工作。
媒體報道說，他臉色凝重，下車後就回避了在場所有媒體記者的提問，徑直走進了前線應急指揮部聽取彙報……
這是從吳儀副總理手中接過衛生部長一職三個月後——4月27日，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被任命爲衛生部長。剛上任不久，公共衛生領域開始不斷出現舉國關注的“事件”，這是高強所想不到的。
三個月前，評論人士認爲，吳儀副總理將兼任的衛生部部長一職“交班”，表明因“非典”突發而一度陷入應急狀態的中國衛生工作，已恢復至常規運轉狀態。
現在，頻發的重大公共衛生危機似乎又開始拉響中國公共衛生工作的警報。
在安徽泗縣疫苗事件中，高強明確指出當地衛生防疫部門存在違規之處；四川資陽人感染豬鏈球菌事件中，高強稱農村地區的應急防疫方面確有薄弱之處，農業、衛生等部門要密切配合，把這次的疫情儘快控制在最小的範圍內。
同時，高強強調，要堅持公開、透明、準確、及時的原則，向社會公佈最新疫情。
和兩年前——“非典”時期的話語如出一轍！
那時，一場突如其來的“非典”危機，將毫無準備的高強，推上了歷史的風口浪尖。此前，他從事了幾十年與衛生毫不相干的財政工作，被朱鎔基總理稱爲財政部“堅強”的源頭(編者注：財政部當時有另一名司長名爲高堅，朱鎔基笑稱財政部很“堅強”)。
受命於危機關頭
2003年4月的北京，“非典”肆虐，人心惶惶。
定於4月18日召開的國務院新聞發佈會通報被延遲到20日。
20日，原定衛生部部長張文康爲主角的新聞發佈會上，張沒有出現。一張陌生的面孔映入衆多記者的眼簾，主持人介紹說，這是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
這是高強第一次以衛生部官員的名義現身，也是他走入公衆視野的開始。
時隔兩年之後，回憶起當年新聞發佈會的一幕，一位老記者仍然感嘆時局的無常。他告訴本刊記者，4月20日那場重要的新聞發佈會，他早早就趕去了，當時臺上桌牌寫的是張文康。但是，臨到發佈會正式召開的時候，工作人員急匆匆趕來，把張文康的名字換爲了高強。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當時，就有許多敏感的記者議論開了。”這位老記者說，4月初的時候，高強的身份還是“國務院副祕書長”，4月6日下午還曾陪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副總理吳儀到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考察工作，同衛生部領導成員和部分著名醫學專家進行座談。
歷史的許多細節就是在如此不經意間定格。當天下午的新聞發佈會上，高強以衛生部常務副部長的身份宣佈：“5天以前，衛生部公佈北京確診病人是37人，現在是339人，增加了302人。”
同時，相對於張文康“北京是安全的”的論斷，高強告訴媒體，“在北京是不是安全，由大家自己來判斷”。
這個微妙的變化很快就顯出它的實質意義。當天下午，新華社獲授權發佈消息：免去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市長孟學農的黨內職務。4月26日，胡錦濤簽署主席令任命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兼任衛生部長。此後，“非典”防治開始發力。
然而，40天后的另外一場新聞發佈會，讓在衛生部立足未穩、從未有過獨當一面經歷的高強遇到了一次“尷尬”。
在2003年5月30日的這場新聞發佈會上，高強表示，他不認同張文康因爲隱瞞疫情而被免職的說法，前幾天還專門去看望了張文康，和他就今後加強中國的公共衛生建設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談。
“張文康同志4月初在這兒宣佈中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我想不是有意的隱瞞疫情，而是由於當時的信息渠道不暢，難以掌握到準確的數字。”高強說。
在時隔兩週後的另一場新聞發佈會上，高強又稱，實踐證明中央對張文康的處理是正確的，從“我在前兩次新聞發佈會所披露出來的、中國衛生工作存在各方面的問題，就能夠品味出張文康工作中的失誤”。
“讓一個正部級的領導人在公衆面前硬生生地改變自己的論調，在中國，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這位知情人士說。然而，高強做到了。
重塑形象
或許，上述的“尷尬”經歷讓高強領略到了媒體的威力。在隨後的日子裏，高強開始致力於提高自己以及衛生部的形象。
2004年除夕夜，高強帶領着一干衛生部、北京市的領導，專程來到北京協和醫院和北京同仁醫院，向節日堅守崗位的醫生護士獻上鮮花，表達問候。
2004年2月，禽流感盛行，爲了消除普通民衆對於食用家禽的恐懼，高強特意在媒體面前吃雞。
帶領着幾個副部長，領着一大批記者，高強夾起雞腿咬了一口，說：“我已經多年沒吃過雞肉了，牛羊肉等也很少沾。今天之所以‘有所突破’是想告訴公衆，因爲禽流感就拒絕吃雞肉是沒有必要的，也是不科學的。”
他認真地告訴周圍的記者：“不僅雞，鴨、鵝、鴿子等所有禽類的肉我都不吃”。原因是“夫人生肖屬雞，自從結婚後，就再也不吃雞了”。
通過媒體的宣傳，“高強吃雞”的故事開始在民衆中流傳。
艾滋病的傳播流行，是中國衛生事業的最大隱患。2003年8月，高強率領一干人馬遠赴雲南實地考察調研艾滋病防治狀況。2004年元旦前的一天，高強等一行人又走在了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外泥濘的小路上，實地探訪丁友明等艾滋病患者家庭。
在2005年春節衛生部和媒體的聯誼會上，高強的話很受記者們歡迎：“請各位記者朋友充分發揮輿論導向和輿論監督的作用，對我們存在的問題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評——而且我還特別看重大家揭露問題。”
今年兩會期間，高強更是出人意料地向政協委員作了一回“檢討”。
原來，去年政協會全體醫衛界委員聯名提案，提議借鑑中央經濟領導小組的成功經驗，成立中央衛生工作領導小組或國務院衛生工作領導小組。但一年過去了，似乎沒有什麼動靜，一些委員表示不理解。
“老實講，我辦事不力，沒有提出一個特別像樣的方案報國務院。”高強的言辭很懇切。他表示，自己也非常贊同大家的意見，但衛生工作畢竟牽涉到諸多部委，部際間的協調效率和落實問題很難，加之又不想搞一個不疼不癢的方案，所以一直拖到現在。
“大家要批評的話，就批評我辦事不力、效率不高。今後大家有意見還要儘管提，提得更具體、更明確，要求得更強烈一點，推動衛生工作的進步……”結果，臺下委員們掌聲一片。
“身不由己”
公衆面前，高強開明、成熟、穩健，不過，在天津一中的師生眼中，年過花甲的高強可是一位事業有爲而且很念舊情的老校友。
天津一中的一位老師告訴本刊記者，當年新中國建立不久，天津曾經有一段時間是河北省的省會，後來遷到石家莊，但是一些幹部子弟則留在了天津讀書，高強是其中之一。那時的高強默默無聞，除了本班同學知道有這麼個人之外，同年級同學很少有人瞭解他。後來高強做了衛生部的常務副部長，知道他的同學才逐漸多了起來。
“高強那時學習不錯，後來考取了中國人民大學。他對母校很有感情。”這位老師說。
一個例子是，2004年7月29日，趁着開會間隙，高強回到母校天津一中座談。此前，2002年7月，時任財政部副部長的他也曾回母校參觀。
這位老師還告訴記者，高強回母校的時候，平時工作中從不吸菸的他破例抽起了香菸，脫離了正式工作束縛的他顯得很隨意。
“我是來尋根問祖的，不是視察來的。兩年一別母校飛速發展，母校的發展和變化令我振奮！”高強說，“廖曉琪校友(現商務部副部長)和廖曉軍校友(現財政部副部長)總回學校麼，我們都是身不由己的人啊！”
確實，很多時候高強“身不由己”。一位常年跑衛生部門的記者告訴本刊，如果不是2003年那場“非典”，按照副部級幹部60歲退休的慣例，從財政部副部長調任國務院副祕書長的高強或許已經退休。
當時，衛生部在張文康被免職前，已有5位副部長、1箇中紀委駐部紀檢組長，而挑選衛生工作的外行人高強坐鎮衛生部，有着雙重考慮：其一是，時任國務院副祕書長的高強曾經幫助吳儀實地調查過北京的“非典”情況，對真相比較瞭解；其二就是財政部出身的高強(高在做財政部副部長期間主要負責文教衛生口)有助於他協調各部門力挽狂瀾，解決中國積累多年的衛生欠賬。
於是，“身不由己”的高強，仕途開始轉彎。
執政難題
“非典”大考催生了“官員問責”，也讓親身經歷此事、財政系統起家的高強重新反思以往的衛生工作和衛生體制。
“非典”結束的當年，高強就大聲疾呼，公共衛生涉及全國人民的健康權益，是政府的重要職責。各級政府要增加衛生投入，加強衛生基礎設施建設。
接任衛生部長沒幾天，在醫院管理年工作會議上，他強調指出，醫院具有公益性質，收費要考慮羣衆的承受能力。
“全國有45%以上的患者應該就診而未去就診，有近30%的患者應該住院而未去住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醫療費用過高。如果這45%和30%的患者都能夠成爲我們的服務對象，醫院的收入會減少嗎？希望大家換一個角度來考慮。”
今年兩會期間，高強更是發表了“虛高藥價簡直就是對百姓生吞活剝”的言論。同時表示，衛生部將就如何整治藥價虛高拿出詳盡的辦法。
安徽泗縣問題疫苗事件中，該縣大莊鎮衛生防疫保健所爲了牟利，未經縣衛生、教育主管部門和地方政府批准，私自與學校聯繫，組織數名鄉村醫生爲該鎮17個村19所學校的2000多名學生接種了甲肝疫苗。結果導致一名學生死亡，幾百名學生出現異常反應，輕者頭暈、胸悶、四肢乏力，重者呼吸困難、四肢麻木。
事後查明，該防保所有6名工作人員，財政只給其中4個人每月發150元錢。於是，在生存與利益刺激下，防保所從不具疫苗經營資格的販子手中按每支4.5元的價格購進甲肝疫苗，向每名學生收取25元接種費，學校獲取每支1元的提成，達成了“利益聯盟”。
衛生部將該事件定性爲“違規集體接種甲肝疫苗引起的羣體性心因性反應”。專家指出，流通體制的漏洞和相關監管措施的乏力，導致地下疫苗非法交易愈演愈烈，從而觸發了這場人爲的悲劇。
在四川資陽人感染豬鏈球菌事件中，從6月24日發現第一例“怪病”，到死亡高峯的7月23日，短短一個月時間，死亡數高達30多人。媒體披露，儘管7月20日資陽就向全市發出了通報，禁止宰殺食用病死家畜，但由於幹部執行不力，在此期間依然有人因吃病豬肉染病。
7月29日高強說：“我發現基層防疫有薄弱環節，14日省市接到報告後，反應快，從24日到今天29日工作很有成效，但14日以前，其實農村基層有了這個病，但基層沒有人發現。”
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共衛生應急處置機制，是高強執掌衛生部面臨的挑戰。與此同時，觀察家們也指出，在中國，艾滋病、結核病、血吸蟲病等重大疾病仍在嚴重威脅公衆健康，而且普通民衆“看病難”的問題比較突出。
同時，一位業內人士也告訴記者，高強涉足衛生工作僅兩年多時間，在衛生行業這樣一個崇尚專業背景的系統裏，他的權威以及新政的施行尚待時日。
從常務副部長邁上了部長的臺階，開始主政一部，高強任重而道遠。
高強簡介
河北鹽山人，1944年8月生，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世界經濟專業。1967年參加工作，1978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高級經濟師。歷任河北省財政廳副處長、副廳長，財政部財政預算管理司副司長、司長、部長助理、副部長等職，2001年7月任國務院副祕書長兼國家科教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2003年4月任衛生部黨組書記、常務副部長。2005年4月27日任衛生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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