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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歲的河北南宮高考考生高秀峯沒有想到，自己的大學夢實現起來卻會如此艱難：去年她的高考成績是511分，超過了三批本科線，她選擇了復讀。好不容易等到今年高考，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在6月8日高考理科綜合考試中，我所在考場的主監考老師因懷疑我是替考，多次在我答題過程中進行嚴重干擾，造成我腦子一片空白，在這門優勢科目中發揮失常……”
2005年高秀峯高考考了490分，依然只上了三批本科線，其中理科綜合成績只有178分。高考結束後，高秀峯沒有填報志願，開始向多個部門反映自己的遭遇；當地教育局很快做出“高秀峯反映情況不屬實”的認定。她對此並不接受，仍四處奔波“討說法”。
-高秀峯：我在考場上被幹擾了
7月27日，記者第一次見到高秀峯。高秀峯不斷地對記者重複着一句話：“我在考場上被監考老師干擾，影響了成績。”
高秀峯是這樣敘述事情經過的：“6月8日上午考的是總分300分的理科綜合科目。在發考卷之前，第59考場的三名監考老師對我們整個考場所有考生的准考證及准考證存根信息進行了覈對。”
“考試9點開始，大概十多分鐘後，主監考老師走到我面前，敲敲桌子讓我擡頭，”高秀峯說這個時間她記得很清楚，因爲這時她正做到第8道選擇題，“當時我並沒意識到發生了什麼，可是主監考老師在看看我之後，又把准考證拿走了，然後又和其他兩名副監考老師一起來到我座位旁，讓我擡頭進行辨認。”
高秀峯說當時在將她與准考證照片進行覈對時，兩位副監考之一的女老師說：“不像，我看不像。”這時她才意識到老師可能因爲她和准考證上照片不像，懷疑自己是替考。對此她並沒有慌張，因爲另外那位男副監考員是曾經教過她的本校教師，沒想到這位老師也沒做出肯定判斷，只是說：“我覺得像。”
“因爲判斷不出來，監考老師讓我先別答題了，並讓我再次擡頭，這時我開始有點慌了。後來我又繼續做題，到了大約10點的時候，主監考老師再次來到我面前，敲我的桌子對我進行辨認。”———按高秀峯的說法，在1個多小時時間裏，主監考老師除了拿走准考證外，還先後5次以敲桌子、讓她擡頭這樣的方式“干擾”她考試。“結果我的大腦變得一片空白，都不知道該怎麼答題了，到交卷時還有80多分的題沒有做……”
高秀峯同時交給記者15份同考場考生按有手印的書面證詞。
-主監考老師書面否認“干擾”
記者看到一份當場主監考老師戴健的書面說明———後來得知，這是南宮市教育局在事後調查時要求戴健出具的。
戴健的書面說明原文如下：“……6月8日上午查驗准考證時，我發現第20號考生高秀峯本人特徵與准考證照片明顯不一致……爲了更確切地辨認相貌，也爲了不影響到其他考生，我用手輕輕點了點桌子，示意讓其擡頭，發現照片臉型略胖，而本人臉型較瘦，所以我就示意其他兩位監考員前來辨認……經二人辨認，李紅霞老師說臉盤兒像，李鳳奇老師輕聲說是，並說去年曾教過該生，所以認識。我就打消了疑慮，將准考證放到考生桌子上繼續進行監考工作，此過程時間很短，大約只有一分多鐘。在後來的考試時間內我約兩三次下去巡視……未在任何考生前停留，未和任何考生說話，直至該場考試結束。我認爲我的行爲完全是在認真履行主監考員職責，對監考工作負責。”
6月8日當天其他兩名監考員李紅霞(女)和李鳳奇也出具了書面說明，敘述事件的經過與戴健基本一致；在三位老師材料中都寫了“爲自己的話負責”等字樣。但高秀峯卻認爲老師們“說的不是事實”。她放棄了填報高考志願，開始不斷向南宮市、邢臺市招辦及河北省教育考試院等各有關部門反映自己“高考受干擾”的情況，要求進行補考。
6月下旬高考成績公佈，高秀峯只考了490分，依然只上了三批本科線，其中優勢科目理科綜合只有178分，還沒有及格；而在今年5月參加石家莊“二摸”時，她的成績爲583分，其中理科綜合成績爲256分。
-南宮教育局：高秀峯反映情況不屬實
出了“事故”的准考證照片上的高秀峯是個圓臉的小姑娘，頭髮很短。而現在站在記者面前的她非常瘦，瓜子臉，梳着馬尾辮。如果不仔細辨認，的確非常容易誤會。高秀峯解釋說，照片是春節前學校統一拍的，半年裏因爲學習比較辛苦，她瘦了很多。“加上頭髮的變化，所以連教過我的老師都有些認不出來了。”
在河北省教育考試院下發的《2005年河北省普通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實施細則》中，專門規定了“發現考生與准考證及存根的照片不符”的處理辦法：“立即報告考點主考，該科考試結束以後，將其帶到考點辦公室，說明情況，聽候處理”。高秀峯因此認爲，主考戴健並沒有遵守這個規定。
在河北省、邢臺市有關部門的要求下，南宮市教育局招生、紀檢等部門組成調查組，對事件進行調查。6月16日，調查組得出了調查結果，認定高秀峯的反映“情況不屬實”。8月3日，記者從南宮市教育局主管招生的副局長焦福利處得到一份南宮市招生
委員會出具的《關於高秀峯反映問題的調查》，該調查結論部分內容如下：
“經過調查覈實，綜合分析，我們認爲：1.主監考員和監考員(甲、乙———即李紅霞、李鳳奇)在考場上對考生進行覈對，是按規定的要求進行的，並沒有有意識地對某個考生(包括高秀峯)進行故意干擾；2.高秀峯在反映問題時，所用主監考員‘大聲說話’、‘嚴厲說’、‘查了她5分鐘’、‘前後有5次直衝她走來，進行查驗’等，是不符合當時情況的。”
調查結果出來後，南宮市將其逐級遞交到邢臺市和河北省有關部門。
-同一考生證詞爲何截然相反？
由於在“是否造成干擾”這一問題上考生高秀峯和監考老師雙方陳述差距巨大，因此同一考場其他考生的證詞就成爲了還原事發經過的關鍵。
有意思的是，與高秀峯交給記者的材料一樣，南宮市這份調查結果也附帶了9名與高秀峯同考場考生的證詞，其中座位號16、17、18、21號考生均在高秀峯周圍———仔細查閱下，令人意外的情況出現了：部分考生既向教育局作了證，又爲高秀峯作了證，證詞內容截然相反。
比如，在教育局提到的那幾位坐在高秀峯周圍的考生中，有一位叫趙華(化名)的就同時寫了兩份證詞。在給教育局的那份中他說：“……我對考場秩序很滿意，未發生影響考生情緒的情況……”但是在給高秀峯的證詞中，他卻詳細記敘了事發經過，並說“……主考老師多次從我身邊走過，並對20號考生多次覈對，並拿走她的准考證……”這又是爲什麼？
採訪焦副局長時，記者提到了這個問題。他說：“可能是那些同學跟高秀峯關係好，抹不開面子才寫的，不過高秀峯自己採集的證據不一定具有法律效力。”
8月3日，記者找到包括趙華在內的幾名考生，他們證明給教育局和給高秀峯的證詞都是自己親筆所寫，並且否認了自己跟高秀峯很熟悉，比如趙華，事發前根本不認識高秀峯。
至於爲什麼會出現兩份矛盾的證詞，趙華猶豫了片刻後告訴記者：“當時縣上調查時問我的是，有人反映我們考場秩序亂，問我覺得亂不亂、有沒有影響自己情緒，我就寫了那些東西。但是我記得那天監考老師的確把高秀峯准考證拿走了，而且前後覈對也不只一次，其中有次敲桌子聲音不小，我都聽得很清楚。”
-四人供一人讀書，沒“說法”對不起家人
南宮地處河北南部，縣級市，隸屬邢臺市；在河北省，邢臺的經濟排名不在前列，而南宮在邢臺地區的排名又很靠後。不過，就在這個工業、農業都不甚發達的南宮，卻是遠近聞名的“教育先進縣”。
更讓南宮驕傲的是，當地還有一所百年曆史、全省聞名的“拳頭”中學———南宮中學。這所學校在河北省名氣很大，因爲它的升學率實在高得讓人驚歎———記者在該校門口看到了今年高考成績的彙總：高三全年級約1700名考生，其中1657人超過本科線，上線率爲95.8%；其中超過全國重點線的有210人，超過二批本科線的有624人。
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高秀峯班級老師介紹：“從這次成績看，她頭一天考的語文、數學成績與平時相當，應該算正常發揮，英語109分，只能說一般，而理科綜合這科考得的確大失水準，她平常都保持在年級200名左右。”
在南宮中學門口時，高秀峯總繞着門走。記者走過去，發現她原來是在躲一塊“錄取榜”，上面密密麻麻地寫着該校考生和全國各大學的名字。“我不想看，可又忍不住去看，”高秀峯說，“剛看到一個同學被錄到北京的一所全國重點大學了，其實我倆成績差不多的。”
高秀峯一家是從鄰縣農村搬到南宮的，父親在街邊開了一個焊接鋪面，那是家裏主要收入來源，每年收入不到一萬元；母親沒有工作，最近幾年開始回老家種地；她還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都在初中畢業後就選擇了工作。
“全家四個人供我一人讀書，對我期望那麼大，所以我一定要討‘說法’。”高秀峯對記者說。此前記者曾無意中看到她的日記，她於7月初來到北京向教育部反映問題，因爲沒有地方住，就來到北大、清華，有時被好心的學生收留，有時就只能睡在橋下；最艱難的時候，她和媽媽還撿過餐館裏別人的剩菜吃。
-“精神有問題”和“我不恨老師”
事件的一位中心人物，6月8日監考南宮中學考點59號考場的主監考老師戴健除了寫那份否認“干擾”的書面說明外，再沒露面。因爲他不是本地教師，記者始終未能找到他進行採訪。
由於6月中旬就已做出認定，當地教育部門的態度也有了變化。高秀峯再找他們時，就很難再見到負責人了。一位當地有關部門領導在向記者談到高秀峯時，不止一次說：“這孩子是不是因爲受了刺激，精神有問題？她提出要補考，這哪兒是我們能辦到的！”
記者曾問高秀峯：“你恨戴健老師嗎？”這個已經比高考時又瘦了一圈的小姑娘回答說：“開始有點，現在不恨了。戴老師不認識我，我想他不會是故意的。其實我也知道高考補考可能性很小，但是我真的不甘心，這已經是我第二次高考了。”
-採訪手記
從新聞角度說，這個事件並不複雜，儘管高秀峯和監考老師之間說法完全對立，也許事情既沒有高秀峯說的那麼嚴重，也沒有老師說的那麼輕鬆，只不過因爲事情發生在高考考場上，才顯得格外特殊。
儘管已經是2005年，高考仍是很多孩子尤其是農家子弟改變人生際遇的重要途徑。老師可以有很多次監考的機會，但是對於像高秀峯這樣的學生來說，參加高考是他們人生道路上的一個重要關頭。查准考證、敲桌子，這些監考老師認爲很正常的“履行職責”的行爲，對多年苦讀、揹負家人重望、在考場上精神緊繃的學生來說，卻可能是另外一個感覺———當然不是在鼓吹“高考至上論”，只不過因爲我很同情高秀峯，就像我理解相關老師對媒體的迴避一樣。
相比之下，還是成人的世界更現實。邢臺市招辦向省裏提交的報告中說：“高秀峯事件今後可能還會發生，值得高度重視和深思；考生的合法權益應當得到保護，主監考員的合法權益同樣不容侵犯，對認真履行職責的監考教師應該給予表彰和擁護……”
各自框清責任之後，無人再理會這個小姑娘。她自己卻沒忘記別人：“曾記者你在報上提醒一下別的學生吧，以後高考時一定要用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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