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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議定書》的生效，意味着世界各國應對全球變暖的共同努力邁出了重要一步。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作爲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沒有減排義務，贏得了一定的時間。但是，減排作爲節約型經濟和可持續增長方式的結果，從理性目標的角度看是符合中國利益的。全世界範圍內減緩和應對全球變暖的長期共同努力，與中國政府“讓人民羣衆喝上乾淨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氣，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的更直接目標是一致的。
但是，經濟增長方式的這個理性目標，與現實的激勵機制是不相容的，一系列兩難抉擇制約着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道路。無論從未來的承諾期面臨的減排和限排壓力看，還是從中國自身的增長要求看，目前的增長方式和模式都是不可持續的。本文擬揭示中國可持續增長中面臨的兩難抉擇，並探討相應的對策。
中國經濟的強烈增長動機
中國長期高速經濟增長的要求，與資源短缺和能源制約之間有深刻的矛盾。在改革開放以來的1／4世紀裏，中國實現了史無前例的高速經濟增長，在世界經濟中一枝獨秀。2020年GDP翻兩番的目標，要求中國在未來20年內至少保持年均7.2%的增長速度，意味着中國經濟連續40多年高速增長。從國際經驗看，實現這個奇蹟是可能的。此外，一系列特殊的因素決定了中國必須實現這樣的增長速度。這些因素包括人口轉變過程爲增長帶來的壓力，以及特殊的發展時期的增長要求。
從人口轉變過程來看，通常，在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人口轉變過程中，由於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有一個時滯，形成年齡結構變化的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具有高少兒撫養比、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撫養比的特徵。其中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提高的這個階段，通過勞動力的充足供給和高儲蓄率，爲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人口紅利。計量表明，中國總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15個百分點。1982—2000年期間，總撫養比下降推動人均GDP增長速度上升2.3個百分點，大約對同期人均GDP增長貢獻了1／4左右。然而，這一貢獻將隨着人口結構變化而逐漸減弱及至消失。爲避免“未富先老”造成的增長陷阱，以及預期未來帶來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性，趁人口紅利尚存，通過擴大就業加快增長的壓力是巨大的。
此外，經濟發展在一定的階段上，有着特殊的理由保持高速增長。目前中國人均GDP剛剛超過1000美元，根據國際經驗，這個時期的特點是社會經濟矛盾比較突出，社會不穩定的機率提高。特別是，改革時期居民收入差距、地區差距、城鄉差距都有所擴大，在從機制上解決收入差距問題之前，一方面，只有靠比較快的增長從而產生做大餡餅的效應，通過擴大就業和治理失業緩解和消化社會衝突；另一方面，較快的增長速度才能帶來更多的財政收入，旨在縮小差距的社會再分配政策纔有保障。
作爲從中央到地方領導人在這個發展時期的一種政治智慧，發展是硬道理無疑是不容動搖、不應更改的主題。就連美國政府，在面對溫室氣體減排新方案時，也以自身的經濟增長爲優先。例如，布什認爲，經濟增長是答案，而不是問題。作爲一個發展中國家和轉軌中國家，中國更不應該忘記發展任重道遠。
然而，這種發展的要求的確直接與國際公約框架(儘管是未來)的要求或預期不相一致，也不符合中國意欲進行的生產方式轉變的目標。在速度壓力巨大的條件下，增長必然與資源的相對有限性和環境的容忍限度發生矛盾。過度依賴於高投入、高能耗的生產方式、產業結構的重化工業化趨勢、引進FDI的高能耗和高污染傾向、生產過程的貧困惡性循環，以及糧食恐懼症，都放大了上述矛盾的表現。
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兩難
在目前的增長方式下，高速經濟增長具有很大的風險，導致不可持續性。具體來說，這種增長方式將帶來一系列兩難抉擇。
首先，當前各級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GDP政績觀以及增值稅激勵導致重化工業化的強烈動力，與中國面臨的能源供給的不可支撐性之間的矛盾。近年來，許多地區，甚至改革開放以來主要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取得高速增長的地區，認爲本地區已經到了重化工業化的階段，鼓勵重工業優先發展和人爲拔高重工業比重。地方政府追求GDP的政績觀，以及由於重工業比重高有利於增加稅收的增值稅體制，都推動了重工業化動機。最近幾年，機械、汽車、鋼鐵等重化行業已經成爲GDP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關於這種重工業化傾向，需要討論的問題是要判斷中國究竟到沒到重工業化階段。核心是看中國目前的資源稟賦狀況，或者生產要素的相對稀缺性是否到了資本密集化發展的階段。換句話說，要看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潛力是否已經耗竭。從這個方面，我們的判斷非常容易得出，即中國仍然處在勞動力豐富、資本相對稀缺，而資源絕對稀缺的發展階段。一方面，在這個階段發展重工業是違背比較優勢原則，成本將是高昂的。另一方面，這種重工業化模式沒有可持續性。在中國發展資源絕對稀缺的條件下，資源的國際政治學制約着我們的發展。中國的發展是一枝獨秀的，必須也應該快於其他國家，更要超過發達國家。這樣的發展過分依靠不確定的資源和能源供給，是不可持續的。
依靠重化工業化的經濟增長，能耗和原材料消耗都是巨大的。加上中國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轉變的因素，中國必然在能源和礦產資源的消耗大國上愈走愈遠。一個資料表明，2001年全國能耗費用支出達1.25萬億元，佔GDP的13.5%，而同期美國只佔7%。中國11個高能耗產業的33種產品能耗比國際先進水平高46%左右，這些高耗能部門與國際水平相比，每年多耗能約2.3億噸標煤。中國大氣污染造成的損失已經佔到GDP的3%至7%。此外，中國能源和原材料的對外依存度持續提高，受到國際上能源爭奪戰和價格控制戰及其導致的價格上漲趨勢的嚴重製約。
其次，地方政府對FDI嗷嗷待哺的飢渴症鼓勵甚至順應了發達國家把高能耗、高污染產業向我轉移的傾向，增強了增長不可持續性的程度。中國的高速增長及其潛力，吸引了世界FDI的進入和欲意進入。毋庸否認，在看中勞動力豐富和廉價，以及龐大的市場和潛在市場的同時，許多FDI輸出國家和地區的意圖是把高污染、高能耗的產業轉移到中國。在世界能源供給趨緊、減排壓力增大的情況下，這種傾向將日益強烈。2004年中國接受的FDI超過630億美元，在整個亞洲的比重已達到65.9%，如果我們不加選擇地吸引外資，世界上的污染和能耗產業將以空前的速度向中國轉移，造成中國產業結構對可持續性要求的嚴重背離，積重難返。
第三，解決溫飽和收入增長的迫切要求，使得上項目不顧環境污染，勞動行爲不計傷害，造成污染事故和人身傷害以及重大事故頻仍。中國的人均GDP剛剛超過1000美元，僅爲世界平均水平的1／5。在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較低的情況下(2004年分別爲9422元和2936元)，兩者差距卻逐年有所擴大，以農民收入爲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2004年達到3.2。如果借鑑國外採用的人力資本法(HC)和支付意願法(WTP)，以中國人均收入水平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別來估算人的生命價值的話，中國人生命價值的主觀估價十分低。這一方面導致對污染的危害的低估，另一方面也導致在追求生產擴張和GDP增長的過程中，對安全的忽略，乃至對生命的蔑視。
最後，糧食安全的近期要求導致對比較優勢原則的違背和對資源環境約束的突破，並不能與確保糧食生產免受威脅的長期保障機制相一致。布朗懷疑中國能否養活自己，並預期世界市場糧食不足以滿足中國的進口需要。這種觀點被技術進步潛力無限的理論所批評，並且爲中國過去10年的農業發展證明是錯誤的。但是，鑑於糧食安全問題的特別重要性，把保障食品安全等同於實行糧食的自給自足，把對糧食生產的週期性憂慮轉化爲過多的干預和對市場的限制，仍然容易成爲決策者思考問題的角度。但是，不必要的高度自給自足，不僅會造成比較優勢的損失，還可能由於過度的種植壓力，導致農業污染、農田污染、生態環境惡化，以及農業生產能力的不可持續性問題越來越突出，損害長期的農業生產能力。
我們需要的激勵機制
從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和麪臨的問題出發，經濟繼續高速發展是必然的，也是必須的。作爲發展中國家，我們不能以放慢今天的增長速度換取未來的可持續性。在堅持和實踐科學發展觀的前提下，高速增長就可以是健康的，發展就是具有可持續性。然而，如果不能妥善解決上述一系列兩難問題，科學發展觀就流於空談，發展就不能持久。實際上，我們面臨的種種問題並不是沒有解，關鍵是要通過改變增長方式，使前面的增長理性目標不再與可持續性方面的制約相牴牾。因爲符合中國比較優勢的增長方式，既符合科學發展觀，也帶來更爲持久的增長和更快的速度。
《京都議定書》提出和倡導的減排問題不是外交問題，而是中國保持自身持續發展的需要，因此，也應該成爲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約束機制。爲了把這個國際法範疇的機制變成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方式的約束機制，迫切的任務是形成一個激勵環境，使新的增長方式爲人們所樂於採納。具體來說，中國迫切需要建立以下幾種激勵機制。
首先，建立與政績評價體系相容的政府行爲激勵機制。解鈴還需繫鈴人。鑑於不計成本、不講效益、單純追求GDP總量及其增長的發展觀，歸根結底來自於與增長可持續性激勵不相容的政績觀，因此，新的激勵機制仍然需要從政績考覈入手來建立：誰今天保持和增進了發展的可持續性，誰對明天的GDP所做出的貢獻就遠遠大於今天的GDP增長，誰才真正具有可持續性的良好政績。
其次，建立環境治理中的激勵機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多種經濟成分的出現，爲運用市場經濟手段解決資源、環境問題創造了條件。靠市場解決資源、環境問題，就是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建立以經濟手段爲主，法律和行政手段爲輔的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機制，將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由過去的政府行爲，轉變成一種在利益機制驅動下的市場行爲和企業行爲，真正使節約資源和治理污染成爲社會公衆自覺參與的行動。這一系列經濟激勵機制包括稅收調控、污染治理收費、污染治理企業化、市場化，以及建立環境與資源的價格補償機制。
第三，建立資源保護和合理利用的激勵機制。市場能爲資源配置提供有效的手段，同時，由於資源利用中外部效應的存在，政府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視的。政府應該加強資源管理水平，要採取協調一致的措施，把經濟、社會與環境的需要聯繫起來，把各級政府、各個部門所關注的主要利益統一起來，提高規劃、行政和重大行動的管理水平；改善政府的環境保護協調機制，避免部門主義；完善考覈各級政府官員的環保業績的制度。強化環境保護工作的首長負責制，逐步推行土地與耕地保護、礦產資源保護等工作的首長負責制，提高各級政府管理人口、資源與環境的能力。政府應藉助市場機制實施資源管理和調控。如實行資源有價開採與使用，並根據資源的稀缺性合理調整資源的價格，調動生產者開發和使用替代資源的積極性；實行自然資源資產化管理。把自然資源作爲商品或資產，投入社會的再生產服務，以獲得資產收益。(作者：蔡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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