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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半年小結鐵礦石進口
9日，商務部在哈爾濱舉行國內首次進口鐵礦石供需見面會。包括中國鋼鐵工業協會、中國五礦化工進出口商會在內，以及國內118家有資格進口鐵礦石的鋼鐵生產廠家和貿易商悉數到會。
鐵礦石作爲我國具有代表性的大宗進口初級產品，其市場的任何變化都爲廣大企業所關注。尤其是今年2月份，壟斷國際鐵礦石市場的國外三大礦業巨頭將鐵礦石漲價71.5%，更在國內產業界引發了一場中國在資源性產品“國際定價權”方面的大討論。
商務部副部長於廣洲在見面會上表示，鐵礦石進口達到了預期調控目標。“鐵礦石進口秩序明顯好轉，國內市場交易秩序明顯改善，中間商炒作現象明顯減少。”
于廣洲說，由於國家宏觀調控對鋼鐵行業的影響正在顯現，從需求方面看下半年鋼鐵生產增速趨緩。因此，鐵礦石需求增勢將得到一定程度控制。從供給方面看，國產鐵礦石增產積極性較高。預計下半年鐵礦石進口不會有大的增加，全年進口鐵礦石應在2.4億噸左右，比上年增加約3000萬噸，增長15%左右，增幅回落25.5個百分點。
權威人士指出，經過政府半年的調控整合，我國鐵礦石進口秩序明顯好轉；但要進一步提升我國企業的“國際定價權”，更需企業自身積極的努力。
企業：急需統一對外形成合力不易
儘管目前鐵礦石進口形勢已有明顯好轉，但國內鐵礦石進口企業數量多、規模小、多頭對外的事實，仍未有根本改觀。
于廣洲表示，國際鐵礦石貿易賣方已形成幾家大跨國公司壟斷的格局。我雖是大買家，但多頭對外，沒有形成合力。“大買家未能成爲大贏家，對外議價能力不強。”他用這句話來概括。
2003年，以寶鋼爲代表的中國鋼鐵生產企業開始介入國際鐵礦石價格談判。雖然這在控制鐵礦石漲幅上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我國企業對外議價能力仍有待加強。
五礦寧波進出口公司副總顧鬆錚在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也明確提出，“中國的鋼產量比日本、美國、俄羅斯加起來還要多，但是在國際鐵礦石談判中卻得不到應有的地位，最關鍵就是因爲我們的進口企業太多。”
事實上，在實行鐵礦石自動進口許可管理之前，2004年經營進口鐵礦石的企業多達523家，其中絕大部分企業經營規模小，導致國內經營秩序混亂，進口鐵礦高價銷售。今年以來，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和五礦化工商對鐵礦石進口設立一定的市場準入條件，從產業政策、環保標準、企業資信、經營業績等方面制定資質標準，目前已確定符合資質標準的企業共118家。
儘管如此，國內不少企業仍認爲，這個數字還是“太多了”。寶鋼目前只代表國內16家大鋼廠與巴西、澳洲的礦業巨頭進行談判，商討長期合同的數量和價格，但數量更多的鋼鐵企業和貿易商主要還是依賴現貨市場進行交易。
建龍鋼鐵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助理趙忻認爲，雖然有關方面意識到減少進口企業數量是增強國際定價能力的有效辦法，但“中國的情況和日本、西歐、美國完全不同，他們的鋼鐵企業集中度高，選出一家做代表很容易，但國內目前的鋼鐵企業數量是在太多，大家的情況不盡相同，統一用一個聲音對外說話很難實現。”
有企業提出了更爲“激進”的設想。顧鬆錚表示，118家的數量“仍然偏高”。“中國的鐵礦石進口企業迫切需要在對外談判中形成一個統一的聲音，甚至有必要成立一個‘中國礦砂進口公司’，由它統一進口國內所需的所有鐵礦石，這樣才能最有效增強話語權。”
專家：企業需認真反思不應過分依賴政府
但專家們指出，中國企業若要在國際市場、尤其是大宗初級產品市場形成“中國定價權”，政府的引導必不可少，但企業不應過分依賴政府，更不應寄希望於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形成“統一聲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所研究員李布認爲，“進口企業數量多少並不是問題的關鍵，買賣雙方信息的不對稱纔是造成進口鐵礦石價格劇烈變動的主要原因。”
李布指出，2004年國內進口鐵礦石大約2.1億噸，長期合同才8000多萬噸。“更大的一部分是在現貨市場進行交易的，真正導致進口鐵礦石價格混亂的是現貨市場。有關方面應該給鐵礦石供需雙方提供更充分的信息交流平臺，同時減少中間商，只有這樣才能通過市場形成真正的話語權。”
商務部研究院商品研究部主任趙玉敏研究員強調說：“國內企業更應當認真反思自己在問題的認識上、在經營發展中是否有不正確的地方。”
“首先要反思的是，今年鐵礦石價格上漲71.5%有多少合理的？是不是像有些人認爲的那樣，完全是國際礦業巨頭在操縱價格，中國企業吃了大虧？”趙玉敏說。
她分析認爲，71.5%的價格上漲幅度，其中的確有中國企業在國際定價權上的缺失，但形成這個價格上漲有其市場規律。“如果在這個問題上認識不清，不利於企業的正常發展。”
趙玉敏說，近兩年特別是去年以來，國際鋼鐵業開始復甦，利潤上升較快。即使在鋼鐵業已成爲夕陽產業的美國，由於其國內鐵路網改造等因素，一向艱難的鋼鐵業也大爲好轉。而在我國，由於基礎行業、房地產、汽車等行業快速發展，帶動了鋼鐵業以更快速度增長。“實際上，在去年國內各行業的利潤排名中，鋼鐵業處於領先的地位。”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鏈下游利潤上漲，上游企業必然要求分享這個利潤，這就是利潤平均化的規律。”趙玉敏說，“加上國內當時進口鐵礦石的價格，與國內銷售價格的確存在較大價差，也爲國際鐵礦石供應商提供了漲價口實。”
趙玉敏特別提醒，不少人包括媒體在內，還把鐵礦石價格的上漲，等同於石油、銅、大豆等大宗產品的情形。“其實，鐵礦石與它們相比，能更真實的反映市場供求的關係。後者這些產品都有期貨市場，有大量遊資參與炒作，其價格漲跌更多有非理性的成分，一般企業很難掌控。而鐵礦石並不是倫敦、紐約等期貨交易所交易的產品，其價格就是供求雙方以長期合約的形式安排，並定期做臨時調整。”
“我們還要反思的是，全球鋼鐵廠商都面臨鐵礦石同樣71.5%的價格上漲幅度，爲什麼國內企業更感覺難以忍受？”趙玉敏問。
有一種說法認爲，日本鋼鐵企業在澳大利亞礦山中有大量股份，鐵礦石價格大幅上漲雖對其鋼鐵利潤有影響，但其在鐵礦石上的收益可以部分抵消這種影響，因而鐵礦石價格上漲對其總利潤影響不大。
“暫不論這種說法是否有根據，單從中日兩國鋼鐵企業的產品結構上就可以看出原因所在。國內鋼鐵企業產品仍以普通鋼材爲主，無論是技術含量、產品檔次還是附加值都比較低；而日本鋼鐵企業產品以特種鋼、優質鋼材爲主，技術含量、附加值等都比較高。本來鐵礦石價格上漲對鋼鐵總成本的影響，可以部分的通過其他成本的縮減來抵消，剩下部分纔會侵蝕到利潤，但國內企業在以附加值低產品爲主的產品結構下，自然感覺到更難以忍受鐵礦石價格的上漲。”
趙玉敏說，政府對鋼鐵行業的調控，對鐵礦石進口秩序的整頓，通過供需見面會減少中間環節等，都爲企業創造了一個很好的環境。“今後，企業必須實實在在從自身做起，而不能一味依賴政府，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提高中國企業的‘國際定價權’。更何況，隨着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入世承諾的進一步兌現，政府不可能在干預價格方面做得比目前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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