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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對中國的革命進程、社會形態與結構、經濟發展、國際地位等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更重要的轉折發生在中華民族的內心深處。”中國現代史學會會長、中央黨校教授郭德宏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指出，“偉大抗戰塑造了偉大民族精神，抗日戰爭成爲中華民族由渙散、分裂到團結、統一的轉折點。”
抗日戰爭使國民心理髮生顯著變化
郭德宏教授說，經過抗日戰爭，中國的國民心理髮生了顯著的變化，最突出的是兩個方面：一是民族意識的覺醒，二是愛國主義的增強。
從鴉片戰爭以後，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就在一部分先進的中國人之中開始產生並逐漸增強。“但直到抗日戰爭爆發以前，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還沒有在全體中國人之中形成，很多人仍然只知有家，不知有國，一次次反對外來侵略的鬥爭終因沒有全國民衆的廣泛參與和勢單力薄而失敗。”郭德宏教授說。
“經過抗日戰爭，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就在全體中國人之中形成了。”爲了說明這一變化，郭德宏教授引述了著名民主人士晏陽初1937年10月11日在《大公報》上發表的《農民抗戰的發動》中的觀點：“幾千年來，中國人所懷抱的觀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始終沒有打入我們老百姓的骨髓裏。直到現在，敵頑攻進來的巨炮和重彈，轟醒了我們的民族意識，南北數千裏燃燒的戰線，才激動了我們的全面抗禦、同仇敵愾的精神，我們從亡國滅種的危機中，開始覺悟了中國民族的整個性和不可分性。生則同生，死則同死；存則同存，亡則同亡，這是民族自覺史的開端，是真正的新中國國家的序幕。”
抗日戰爭是近代中國民族救亡運動的第三次高潮
郭德宏教授介紹，在中國近代史上，曾出現三次民族救亡運動的高潮。第一次出現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康有爲等人領導了戊戌變法；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綱領；無數愛國青年和有識之士投入聲勢浩大的拒俄運動、反美華工禁約運動、收回路礦權利運動，並提出建立民族國家的目標。第二次高潮出現於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孫中山也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把民族主義解釋爲對外抵禦侵略強權，中華民族自求解放，對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從此，反對帝國主義的目標更加明確。但是由於經濟生活的分散，封建宗法制的長期統治，中華民族仍被視爲一盤散沙，一頭“睡獅”，還沒有形成全民族的覺醒和團結，沒有凝結成一股堅如磐石的力量。
“日本帝國主義敢於大規模侵略中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認爲中國人團結不到一起，不用很多兵力就可以很快把中國打垮，滅亡中國。”郭德宏教授說，“但是，隨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規模武裝侵略，中華民族進一步覺醒，民族救亡運動迅速出現第三次高潮。”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郭德宏教授說，這首悲壯的義勇軍進行曲，迅速傳遍祖國各地，唱出了中華兒女共同的心聲。從此，中國這頭“睡獅”終於醒了過來，中華民族終於以空前覺醒團結、統一、奮發的新姿態，崛起於世界。
愛國主義精神產生偉大力量
“隨着民族意識的形成，愛國主義也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成爲普遍的國民意識。”郭德宏教授說，“全國各族人民煥發出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萬衆一心地投入到了這場轟轟烈烈的戰爭之中。”
在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中，不論是軍人、工人、農民、商人、學生或其他各界羣衆，不論是男人、婦女，不論是青壯年、老人、少年兒童，無不以各種方式，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他們之中，有多少人血灑疆場，壯烈犧牲；有多少人毀家紓難，捐資破敵；有多少人寧死不屈，以身殉國……在中華大地上，到處是“送兒、送郎上戰場”的動人場面，到處是洶涌澎湃的救亡浪潮，到處是奮勇殺敵的壯烈景象。
在愛國主義的感召下，國共兩黨拋棄前嫌，團結禦侮，結成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身處海外的華僑華人，也積極地捐款捐物，甚至直接回國參軍參戰，支援祖國抗戰。正是這種愛國主義精神所產生出來的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促成了全民族的抗戰，保證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郭德宏教授說：“不管是哪個階級、階層，哪個民族，哪個黨派團體，都積極地參加到了全民族的抗日戰爭中來，從而使抗日戰爭具有前所未有的全民性。”
“正因爲日本帝國主義面臨的不再只是—個軟弱的政府，一支孤軍作戰的軍隊，而是整個中華民族，是億萬人民用血肉築成的新的長城，它的侵略就不能不遭到徹底的失敗。”
“今天，在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的時候，我們仍然需要繼承和發揚愛國主義的光榮傳統，進一步振奮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樹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上團結奮進。”郭德宏教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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