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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聯合早報》15日就日本二戰投降60週年紀念發表社論指出，儘管東亞地區的現實與過去那段戰爭越來越遠，但歷史遺留下來的一些關鍵問題，至今並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其中最爲突出的，就是有關國家對歷史責任的定義，存在着本質上的分歧。近年來，日本的歷史教科書以及日本政治領袖參拜靖國神社等事件，在中韓等鄰國引起的強烈反應，就是這一重大分歧的直接反映。它妨礙了這幾個大國之間的和諧相處與合作，而且還給本區域的穩定蒙上了陰影。
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接受盟國的《波茨坦宣言》，承認戰敗投降。以此爲標誌，亞洲戰事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全球範圍內最終結束。
戰後60年來，亞洲地區經歷了一波又一波歷史性鉅變。從擺脫殖民統治到戰後重建，一直到工業化進程，亞洲人民幾個世紀以來第一次以真正當家作主的姿態，在戰爭廢墟上開始追逐民族興旺與國家富強之夢。
從70年代起，當日本開始步入發達國家行列之時，以“亞洲四小龍”爲代表的發展中經濟體，也開始展現其特有的生機和巨大潛力，並且成爲世界經濟舞臺上一個不可忽視的羣體。在短短几十年時間裏，在一窮二白的艱難條件下，亞洲的政治家和人民憑藉着自己的遠見、智慧和辛勤勞動，創造了戰後第一個經濟奇蹟。
緊接着，從70年代末開始，中國這個巨龍也從內亂和與世隔絕的狀態中甦醒，並且繼“四小龍”之後，創造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又一個奇蹟。不僅如此，在中國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之後，亞洲乃至世界經濟的面貌也在相應地發生演變。
伴隨着中國的崛起，亞洲另一個巨人印度也開始了經濟起飛的進程，並且和中國一樣積極參與東亞經濟的大循環。一邊有中日印韓四大單一經濟體，一邊是作爲一個整體的亞細安，彼此之間的經濟融合進程，正在使東亞地區邁向嶄新的繁榮境界。
戰後60年，亞洲安全格局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在冷戰結束之後，國家的現實利益取代了虛幻的意識形態，政治互信取代了戰略猜疑，原本相互敵視的國家之間，逐步實現了關係的正常化。
其中最值得提出的是，亞細安與中國之間、亞細安與中日韓之間的安全對話，以及美國、印度等國的相繼參與，不僅增強本區域的政治和軍事互信，而且還爲未來東亞安全機制的建立提供了一個雛形。各種雙邊和多邊的戰略對話，使本地區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和諧局面。
然而，儘管東亞地區的現實與過去那段戰爭越來越遠，但歷史遺留下來的一些關鍵問題，至今並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
其中最爲突出的，就是有關國家對歷史責任的定義，存在着本質上的分歧。近年來，日本的歷史教科書以及日本政治領袖參拜靖國神社等事件，在中韓等鄰國引起的強烈反應，就是這一重大分歧的直接反映。它妨礙了這幾個大國之間的和諧相處與合作，而且還給本區域的穩定蒙上了陰影。
除了戰爭遺留問題，本區域還存在着其他潛在的衝突和危機，包括在朝鮮半島和臺灣海峽。以更廣的視野看，崛起的中國和世界唯一超強美國將如何相處，已經成爲牽動亞洲穩定與安全局勢的最關鍵因素之一。
回顧世界歷史，包括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我們發現有些戰爭並非是不能避免的，而一個新興強國的出現，也並不必然意味着世界秩序就會受到挑戰和威脅。只要有關國家願意和平共處，共同繁榮，而不是在戰略上訴諸遏制和圍堵，在經濟上設置障礙和壁壘，那麼，任何利益衝突都不可能導致戰爭。兩次世界大戰已經給人類留下了慘痛的教訓，現在，各國政治家的任務就是要通過對歷史的回顧和反思，不斷地積累預防戰爭而不是發動戰爭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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