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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勝利結束的抗日戰爭，既是中日兩國間的生死較量，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20世紀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進程中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之一。此後半個多世紀乃至於今天中國與世界的歷史演進與固有格局，既是當代歷史與現實社會變化的結果，也與60年前那場關乎人類與中華民族命運的戰爭有着密切的關聯。在塵埃落定的今天，重新審視這場戰爭的性質及其所包含的豐富經驗、教訓及深遠影響，具有相當重要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1抗日戰爭是世界諸強
重組亞洲格局的必然
19世紀中葉，中日兩國相繼被英、美列強武力打開國門，亞洲被納入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全球擴張的勢力範圍，以儒家文化及經濟實力長期主導東亞格局的中國，被迫進入世界體系並淪落爲半殖民地。然而，歷史與文化包袱較重的中國，在“體用”之爭中糾纏不清，不能清醒地承認落伍、引入西方現代性的步履維艱，以致國力大衰。
面對新的世界及亞洲格局的變動，素有文化引入經驗的日本率先開放，至明治維新即成功建立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展開了日本社會的現代化轉型。然而，人多土少、資源稀有、四周爲海的自然環境，決定了早期日本的擴張，只能由朝鮮半島進入中國東北，進而指向中國大陸的路線。這一背景下產生的日本“大陸政策”，不管有無正式的文件，其基本思路是由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擴張特性所決定的，這是日本侵略戰爭的根本動力。中國國力的衰弱，也使日本挑戰中國並走向亞洲的先決條件。
日本向中國的擴張，不可避免地要與英美在華利益衝突。一般而言，日本尚不具備足夠與美、英、俄挑戰的實力，所以自19世紀末，日本對中國的擴張是逐漸進展的。先是從擊敗清朝軍隊佔據朝鮮半島，然後擊敗俄國控制中國遼東半島，並乘“一戰”時期德國無力東顧侵入山東半島，成爲真正能在中國發揮重要影響的新勢力。
20世紀20年代後，“日不落帝國”英國的過度擴張導致其力量的空洞化，不得不在全球範圍內實施收縮政策。30年代初，納粹德國在歐洲擴張，引起了英、美極度恐慌。爲避免兩線作戰，英美對日本在中國的步步進逼妥協讓步，亞洲格局正在悄悄發生變革。國際形勢及亞洲格局的變動，提供了日本在中國擴張的必要條件，也使日本取代中國主宰東亞的野心日益膨脹。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軍以少數兵力佔領東北重鎮瀋陽，強調國力差距而奉行“不抵抗主義”的國民黨政權，企圖以局部解決的方法避免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妥協政策導致日軍無所顧忌地大舉北上，以致東北全境淪陷。此時，日本視蘇聯爲主要威脅，出兵東北是其實施北進蘇聯的重要步驟，也是日本邁出稱霸東亞的重要一步，中日兩國事實上進入局部戰爭狀態。無力自衛的中國，不得不訴諸“國聯”，希望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國聯”對日的譴責，是英美對日本在中國擴張的限制與約束，日本則以退出“國聯”表明與英美一決高下的決心。縱觀世界及亞洲格局可知，“九一八”事變事實上拉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場的帷幕。
1937年7月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迅速增兵佔領東部中國，樹立起了雄霸亞洲的絕對優勢。此時，日本打出了“大東亞共榮圈”的旗幟，強調黃種人對白種人的作戰，意在以種族意識平息中、朝等國對其侵略的反抗。但是，在民族危亡之際，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捐棄前嫌，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全國軍民在強大的民族主義思潮支持下頑強抵抗，徹底打亂了日本迅速結束“支那事變”的美夢。日本深知，不徹底將英美勢力趕出亞洲，中國就不會放棄抵抗，稱霸亞洲的理想也無從實現。1940年，隨着德、意、日簽署軍事同盟條約，軸心國集團形成，日本“南進”政策確定，並終於在東南亞對英美軍隊發起攻擊。1941年12月日軍偷襲珍珠港的事件，也是出於徹底破壞美國海軍實力、使之無力干涉亞洲事務的構想。
爲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國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成爲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上的重要一員。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雖然侷限在中國戰場，其影響卻不限於中國及亞洲大陸，它的勝負直接決定着太平洋戰場的整個局勢，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戰場的勝負，也是世界諸強重組亞洲格局的關鍵所在。
從世界體系下的中國這一角度來看，1931年，日軍在中國東北挑起的“九一八”事件，可以稱得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肇始開端；1945年8月，日本最後宣佈無條件投降，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的標誌。
顯然，中日戰爭是在亞洲現代化進程的國際背景下爆發的，是一場有關世界諸強重組亞洲格局的生死較量。
2抗日戰爭是中國
世界化進程的轉折點
近代世界的歷史表明，任何一個民族的振興與發展，都離不開融入世界一體化進程的道路，離不開其對世界重大事務的貢獻，也離不開與世界各國的平等交往與密切聯繫。
中華民族在近代的衰弱，除了自身資本主義萌芽無力長大的原因外，也與明清之際兩朝政權長期奉行閉關鎖國政策、固步自封的關係莫大。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淪爲弱國，在國際舞臺上毫無地位可言，一直被排斥在世界性的政治、經濟體系之外。封建中央集權體制的清朝覆亡後，繼之而起的民國共和體制，在袁世凱的軍人強權統治下發生了異變，隨之又淪入北洋軍閥及政客們你爭我奪的政治動盪中，此時，在迅速前進的世界化進程中，泱泱中國仍然處於邊緣化的狀態。國民黨執政後，局部統一的中國政治相對穩定，經濟有所好轉，爭取“關稅自主”運動雖然爲中國挽回了本來應有的經濟收入與主權，但在相繼發生的“濟南慘案”、“南京事件”、“萬縣事件”中，列強視中國如無物的霸道無處不在。中國在國際上沒有與世界諸強平等對話的資格，在世界性的政治與經濟事務中也無力發揮重要的作用。
直至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中國的國際地位才發生了根本性改變。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指出：到1937年底，日本的國際地位正在下降，中國的國際地位正在成反比地提高。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抗日戰爭的重要性更進一步地顯現出來。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重要組成部分，是東方主戰場。中國的抗戰，牽制了日本陸軍總兵力的三分之二，削弱了日軍南進的實力，支持了太平洋戰場上英美聯軍的作戰。中國軍隊共殲滅日軍150餘萬，約佔日軍在“二戰”中傷亡總數的70%，對日本最終的投降做出了決定性貢獻。世界各反法西斯國家逐漸認識到，沒有中國的堅持抗戰，日本軍隊就會全力南進東南亞與東攻太平洋，歐美各國將無法順利執行“先歐後亞”戰略，全力打敗德、意法西斯。因此，中國被迅速地接納爲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員，國際地位大大提高。1942年元旦，26個國家共同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時，由於美國的推薦與支持，中國作爲與英、美、蘇並列的四大國之一領銜署名。隨後，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的中國戰場，蔣介石出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司令。1943年11月，蔣介石代表中國政府前往開羅參加中、英、美三國首腦會議，共同商討對日作戰事宜，並發表著名的《開羅宣言》，這是中國政府首腦第一次出席最高級別的國際會議，在國際事務中開始發揮重要的影響。1945年4月25日，中國又作爲四大國之一發起舊金山會議，共商建立“聯合國家國際組織會議”，即60年來一直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不可替代作用的聯合國，在四大國首席代表輪流主持下，《聯合國憲章》正式出臺，中國成爲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的大國地位再次得到確認。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國的抗戰，不僅得到了以陳嘉庚爲代表的無數華僑的捐助與支持，由於其對“二戰”所具有的全局性影響，也獲得了來自世界諸多國家及地區的大量援助。宋美齡曾遠赴美國國會演講，闡述中國抗戰的世界意義，號召美國民衆支持中國抗戰。美國總統羅斯福更明確宣稱：要不惜代價使中國堅持抗戰，這是同盟國的利益所在。英國的貸款、美國的貸款與軍援等，爲中國堅持抗戰增加了助力。抗戰後期，中國遠征軍進入印緬作戰以支持節節敗退的英軍，其浴血奮戰的事蹟，成爲中國軍隊永不屈服、頑強抵抗精神的最好寫照，中國抗戰的國際化性質日益顯著。
抗戰期間，依據實際國情，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體系進行中國化的再創造，創建了以毛澤東思想爲核心的新的思想體系。以實事求是爲思想路線的中國共產黨人，迅速成長壯大起來，不久即奪取了中國革命的勝利，併成爲“二戰”結束後社會主義陣營中極其重要的政治力量。顯然，這一理論的創立及其指向，既是中國共產黨民族化的象徵，也是其國際化的重要標誌。
3抗日戰爭催生民族意識
與中國精神的成熟
直至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處於從傳統向現代化轉型的初始階段，經濟與政治的現代化形態已露端倪，但作爲一個整體的中華民族和國家的觀念，並未成爲多數國民的共識。然而，一場不期而至的抗日戰爭，使全體國民一下子面臨着“亡國滅種”的威脅。在敵人的炮火中，中華民族完成了從《松花江上》的哀怨到《義勇軍進行曲》的怒吼的轉變，抗日戰爭成爲中華民族精神氣概迅速成熟的催化劑，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凝聚力的增強，這從根本上決定了抗日戰爭的進程與結局。
抗戰前，絕大多數農民尚不具有明確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試圖奴役中華民族並將中國納入自己勢力範圍的日本帝國主義，在對華侵略中反而激起了中國農民前所未有的愛國主義思潮，中華民族的共同意識由此日益清晰。如晏陽初所言：“幾千年來，中國人所懷抱的觀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始終沒有打入我們老百姓的骨髓裏。直到現在，敵頑攻進來的巨炮和重彈，轟醒了我們的民族意識，南北數千裏燃燒的戰線，才激起了我們的全面抗禦、同仇敵愾的精神，我們從亡國滅種的危機中，開始覺悟了中國民族的整個性和不可分性。生則同生，死則同死；存則同存，亡則同亡，這是民族自覺史的開端，是真正的新中國國家的序幕。”
抗戰爆發後，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普遍激發起了各地農民樸素的保家衛村意識向愛國主義境界的提升。在各根據地區域，減租減息政策帶給農民巨大的經濟利益，農民們則以積極參加各根據地政權的事務作爲回報。戰爭的殘酷與中國共產黨力量在各地深入持久的動員與宣傳，使許多農民逐漸意識到了保家衛村與根據地的存在和國家危亡間不可分割的關係，從而積極投身抗戰。在晉察冀根據地，年逾花甲的老太太也能說出“別看我已是快到六十歲的老太婆，我也知道救國打日本的事兒。鄉親們！齊心吧！大家夥兒幫助救國……”這樣慷慨激昂的話。如日本學者池田誠所言：抗日戰爭時期，在敵後根據地的建設中，中國共產黨通過自己的正確主張、政策和行動，把人民羣體團結在一起，實現了“人民的統一”。
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在華北敵後的抗戰中表現突出，在其他地區的抗戰中同樣表現得十分明顯，它是中華民族克服一切困難、萬衆一心、堅持抗戰不可缺少的精神動力，也形成了民族生存高於一切政治紛爭的巨大輿論壓力。民國以來，無論是北京政府時期還是國民黨統治時代，諸種地方勢力間的政治紛爭難以平息，國共兩黨也爲各自的政治利益與社會理想展開戰爭。然而，日本的步步進逼和全國洶涌澎湃的抗日救亡熱潮，不僅推動了國民黨政權逐步轉變政策並於七七事變後轉向抗日，也使諸種勢力紛紛宣告擁護並服從國民政府的抗戰領導，國共兩黨更是捐棄前嫌，攜手合作，共赴國難，形成了民國曆史上第一次諸種政治力量的大團結，全民族的抗戰因而有了根本性的保證。
民族意識的覺醒，不願做亡國奴、不願中國文化從此滅亡的信念，推動着中國精神的橫空出世。
近代以來，在克服種種變異及困難中，中國文化的演進，畫出了一條從“國粹論”、“中體西用論”到“全盤西化論”的文化現代化軌跡，與之相適應的則是中國經濟與政治從傳統向現代的快速轉型，然而抗日戰爭的爆發，打斷了這樣一條文化與社會現代化的路徑。爲了保持中華民族的生存權及中國文化的固有品質，喚起廣大民衆的文化自豪感與民族尊嚴感，反擊日本侵略者企圖滅亡中國文化的無恥與妄想，一場創造“中國精神”的運動應運而生。
全面抗戰爆發前，文藝界便已在致力於以救亡爲目的的“大衆化”、“通俗化”運動，強調“文藝下鄉”以動員民衆投身抗戰。全面抗戰爆發後，以通俗化、大衆化、民間化、民族化爲特徵的“抗戰文藝”如日中天，街頭劇、演講會、秧歌舞、打油詩、地方戲曲等民衆通俗易懂的文藝形式，以禦敵的民族英雄、燦爛的傳統文化爲內容，深情地讚頌着中國文化的優良品質，成爲激發廣大民衆抗戰熱情的有力武器。
爲堅持抗戰，國民黨人極力提倡重塑民族精神的運動，蔣介石多次談及所謂“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精神”等，但國民政府1939年間發起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所倡導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等口號，實質上是借倡導民族文化復興運動以動員國民抗戰精神的形式，企圖以傳統道德及國家與民族崇拜意識，將廣大民衆一統於國民黨的旗幟下。借抗戰宣傳動員之名，行“黨化”獨裁之實，是再明白不過的事實。
中國共產黨人也在抗戰時期經歷了一場思想理論的“中國化”過程。深知中國國情的毛澤東，於1938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應該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不能“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此後，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國共產黨與以蘇聯及共產國際指示爲圭臬的王明等人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通過延安整風運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爲戰時中國共產黨重建意識形態的主題，毛澤東思想作爲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地位的確立，對於此後中國革命的勝利，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中華民族意識在廣大民衆心中的日益覺醒，“中國精神”的推崇與建設，是在一場前所未有的反侵略戰爭中，爲避免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爭取民族自決權、爭取中國文化獨立權的努力。這一文化運動，極大地豐富了抗日戰爭的內容與意義。
4抗日戰爭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抗日戰爭是國際、國內多種因素作用下的結果，也具有深刻影響和改變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意義。
抗日戰爭是決定中國革命前途的戰爭，經此時期後，國共兩黨的命運發生了截然不同的變化。“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中國步步進逼，直至“七七”事變爆發而引起中日兩國的全面對抗。本來抗戰掀起的民族主義熱情，爲鞏固國民黨的政治統治提供了極好的民衆基礎。但是，退至大西南諸省的國民黨，沒能在戰時體制建設上進一步完善，反而國民黨在與三青團的紛爭裏內耗大增，在黨政軍諸種關係的矛盾中活力喪失，在官僚資本的蠶食下陷入政治腐敗的泥潭，喪失了民心。“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民謠，是民衆對國民黨政權偏安重慶的極度失望的情緒寫照。
與此同時，爲求得生存及發展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敵後抗戰中認清了中國革命只有贏得人民支持才能勝利的道理，而要得到人民信任，就必須爲人民謀利益、必須建立民主政權以獲得全國絕大多數階層的支持。
抗戰開始，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八路軍即深入華北各地建設敵後根據地，一改蘇維埃時代的土地政策，推行更加切合現實需要的減租減息政策，在保證團結一切階層進行抗戰這一最大的民族利益同時，通過減輕農民負擔帶給農民利益，改善他們的生活，地富階層在減少，中農階層在增加，貧農僱農也減少，農民們臉上綻開了許多年不曾有過的笑容。看看李公樸先生的《華北敵後———晉察冀》吧，看看尼姆·韋爾斯的《續西行漫記》吧，看看中外記者西北考察團成員散見於各種報刊上的文章吧，這些記述抗戰進程中民衆生活與心態變化的精彩著述，爲我們留下了當年敵後根據地農民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下進行經濟變革的真實記錄，也爲我們提供了廣大農民爲什麼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基本史料。帶給他們生活變革的中國共產黨，自然需要農民提供兵源、擴大自己的武裝，在華北敵後根據地，徵兵的動員是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進行的，“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這樣的兵組成的軍隊，你能懷疑其戰鬥力嗎？
經濟變革只是敵後根據地的變化之一，中國共產黨人更爲出色的做法，是推動各地農民參加基層政權的選舉，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直接民主的嘗試。它的基本特點是平等，除了個別漢奸、精神病者外，各根據地的居民均具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從而極大地擴展了抗日政權的民衆基礎。1940年冬季，晉察冀邊區的民主選舉規模最大，參加選舉的農民達到了空前的比例。全區有選舉權的公民70%以上參加了選舉，中心區域達到90%以上。平山縣15個區高達99%，靈壽縣7個區達到97%。針對農村中文盲較多、缺少選舉經驗的特點，華北各根據地創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選舉辦法，如投豆法、背箱法、畫圈法等，收到了良好效果。實地考察根據地選舉後，一位著名民主人士曾感嘆地說：“他們這種選舉方法，和可以發揮自主能力的各種事實，是給藉口民衆不識字、程度太低即不可能實行民主者以最有力的打擊。事實證明，唯有在扶助民主中，纔可以訓練民衆的能力，而達到完全的民主。”國民黨員劉奠基也說：“我從沒有想到二十年來追求的願望——民主政治，會在今天敵後殘酷的戰爭環境中實現。”選舉的結果顯示，民選各級政權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權力也受到一定限制，爲民服務的意識明顯增強。
抗戰中後期，中國共產黨還在基層政權中試行“三三”制的人員構成，規定必須除中共黨員佔三分之一外，黨外積極分子和其他各黨派人及無黨派人士也必須在政權構成中各佔三分之一。如毛澤東所言，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爲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同時又要“切忌我黨包辦一切”的傾向。這種獨立與民主的政權，纔是真正的民主的抗日。爲了保證民主政權的有效運行，真正能爲人民服務，各根據地還在建立各級政權的同時，相應建立起對各級政權實行監督權的參議會，它不僅是民意機關也是真正的最高權力機關。如毛澤東所言：“邊區的作用，就在做出一個榜樣給全國人民看，使他們懂得這種制度是最於抗戰救國有利的，是抗日救國唯一正確的道路”。
在長達15年的中國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抓住了歷史性機遇，通過減租減息政策、倡導民主政治選舉、建立“三三”制政權等措施，贏得了廣大農民的支持，軍事及政治實力大增。反觀本來掌握的國家政治資源的國民黨，卻未能在抗戰中純化政權組織體系、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在官僚資本的腐蝕下日益沉淪。兩黨力量在抗戰時期的此消彼長，成爲中國政治進程的轉折點。國民黨在抗戰後的國共決戰中徹底失敗，中國共產黨人獲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抗日戰爭是一場改變中國社會正常生活方式的災難，給中國的主權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了巨大犧牲。據統計，由於各地飽受戰火摧殘，抗戰期間共傷亡民衆3500餘萬人，直接財產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財產損失5000億美元，房倒屋塌，一片狼藉，是各個戰區的普遍場景。難民潮此起彼伏，據不完全統計，僅從抗戰爆發至1938年3月間，逃往戰線後方的難民就約2000萬人。總人數達到了創紀錄的6000餘萬之衆。
抗日戰爭也是一場打斷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橫禍，戰前中國經濟年均兩位數的增長率化爲烏有，大批企業被毀，交通中斷，前十年國民政府投資的基礎設施多數被破壞。經濟與社會面貌倒退20年之多。爲避免資敵，許多企業被迫遷至偏僻的大西南諸省，因種種原因多數被迫停產或縮小規模，一些企業還不得不轉產軍工。抗日戰爭以其特有的方式，阻礙了中國工業化的正常發展，其對中國近代化進程的影響至深且遠。
任何事物都有其正反兩面的作用。正是抗日戰爭的緣故，國民政府的西遷帶動工業及高校、科研院所的西遷，大量人口涌入西南諸省，工業人口及科技文化的力量，帶給大西南地區及西北地區新的經濟與文化因子，重慶、成都、昆明等城市的規模迅速擴大，城市化特徵初具形態，西南和西北的區域近代化進程由此大大加速。中國共產黨人在各根據地區域的經濟改革與民主政權建設，也極大地影響着這些偏僻地區的社會文化形態，熱情參軍報效國家、努力生產支援前線、男女平等剷除迷信、夜校冬學掃盲宣傳，成爲各地農村新的社會景觀。
60年後，回首那場激動人心、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抗日戰爭，我們既爲戰爭破壞和平、造成難以彌補的傷亡及財產損失而嘆息，又爲戰爭導致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斷而悵然。世界及亞洲政治格局的變動與日本擴張的野心，導致了抗日戰爭的爆發，中國則藉此完成了世界化的轉化並進入了世界體系。爲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與生存，無畏的中國人民浴血奮鬥，賦予了抗日戰爭以反侵略和正義的特性，並依靠世界各國的援助堅持抗戰，爲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無私無畏的民族氣節，贏得了世界的尊敬。世界風雲的變幻與民族精神的振興，彰顯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基本特性與不應忽視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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