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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恩霖認爲自己做的工作很有意義，看到孩子們高興她也很開心
【對話背景】
如果一個人對你說她在福利院工作，相信很多人都會投去驚訝的眼光。一般人都想有一個健康、良好的工作環境，如果讓她整天照顧那些殘疾和智力不健全的人，時間長了肯定受不了，而孫恩霖———這個在澳大利亞生長了20多年、接受過高等專業教育的女孩，卻先後兩次來到天津，在這樣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照顧那些殘疾和智力不健全的人。是什麼樣的信念使她堅持爲那些殘障人士貢獻自己的青春呢？上週四，在孫恩霖租的房子裏面，她接受了記者的採訪。
快報：孫恩霖是一個很具中國特色的名字，它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嗎？
孫恩霖：雖然我是在澳大利亞出生的，但是爸爸給我們姐弟每人都起了中文名字。我的名字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但是我的姓“孫”在英語裏讀做“sun”，是太陽的意思。我很喜歡自己的中文名字。
快報：你現在在天津社會福利院裏做康復師，當初怎麼想到要選擇這樣一個專業呢？
孫恩霖：我是1999年從悉尼大學畢業的，我讀的專業就是職業理療。這個專業在國外很流行，但是在中國好像還沒有。
快報：是不是畢業後就一直從事照顧腦癱兒童的工作？
孫恩霖：不是，剛剛畢業的時候，我在一家醫院工作，幫助一些不能自理的老人，並且教老人的家人們如何照顧他們。
快報：照顧老人和幫助殘疾孩子康復的工作好像並不一樣，你比較喜歡哪一種呢？
孫恩霖：我更喜歡和小孩子在一起，所以後來就去了一家康復中心，從那時開始照顧腦癱的兒童和一些患有自閉症的孩子，和現在的工作差不多。
快報：你第一次來天津是什麼時候？當時就在社會福利院工作嗎？
孫恩霖：第一次來天津是2003年11月。當時不在社會福利院工作，而是在衛津南路上的一個救助中心工作，是通過一個朋友介紹的。不過，當時我在澳大利亞的工作還沒有結束，所以到2004年4月，我回澳大利亞結束了那邊的工作。
快報：在這之前來過中國嗎？
孫恩霖：沒有，雖然父母都是中國人，但是一次都沒回來過。
快報：來到中國後生活還習慣嗎？
孫恩霖：在澳大利亞的時候，我們家也經常做中國菜吃，所以也沒覺得不習慣。我比較喜歡吃包子、餃子、餅呀什麼的，我的朋友們剛開始還都很奇怪我怎麼會習慣吃中餐。
快報：你現在中文說得不錯了，是什麼時候學的？
孫恩霖：不行不行，有時候還會詞不達意，鬧些笑話。我係統學中文是在2004年4月回澳大利亞時，在那裏有一個在中國呆了8年的澳大利亞人教我中文，因爲都是澳大利亞人，所以他教的我基本都能理解。
快報：說說你現在的工作吧，你怎麼想到要來天津做殘障人士的康復工作呢？
孫恩霖：我在澳大利亞就是幫助那些摔壞腿的孩子、自閉症的孩子、腦外傷的孩子做康復治療的。我在悉尼大學學的就是職業理療專業，就是做康復師的。而且，我很喜歡和小孩子們呆在一起。在2003年的一天，有一個在天津社會福利院工作過的廚師到澳大利亞，他對我說這裏還有很多患腦癱的孩子接受不了正規的康復治療。當時我就覺得，在澳大利亞，有很多康復師和志願者可以幫助這樣的孩子，但在這裏沒有，所以我打算過來爲這些孩子工作。
快報：來天津社會福利院工作是不是通過一個國際組織介紹呢？
孫恩霖：是ICCO(援助孤殘兒童國際組織)介紹到天津市社會福利院工作的，那是2004年年底。ICCO是一個純公益性的國際組織，專門幫助孤兒和殘疾兒童。當時，我可以選擇到天津市兒童福利院或者是社會福利院，當我看到兒童福利院裏已經有了兩三個國外來的專業康復師，而社會福利院卻沒有時，我決定到社會福利院工作。
快報：那麼你打算在天津工作多長時間呢？
孫恩霖：我來的時候跟我的父母說想要在這邊工作5至10年，可是他們覺得太長了。爲了不讓他們擔心，我告訴他們先來兩年，但是兩年後是否還留在這裏我還沒有決定。
快報：你在福利院主要負責哪方面的工作呢？
孫恩霖：福利院一共有260個需要照顧的人，其中有25個腦癱的孩子(雖然這些人中有的已經20多歲了，但孫恩霖還是習慣叫他們“孩子”)，我來之前，
ICCO已經和福利院協商好了我要負責幫助這些腦癱的孩子。
快報：這些孩子的情況怎麼樣？
孫恩霖：這些腦癱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孤兒，他們最小的14歲，最大的22歲，當然，福利院裏還有一些年齡更大的人。他們中間最嚴重的手腳肌肉已經萎縮———四肢很緊、根本不能彎曲，更站不起來。我記得有一個孩子的腳是向外翻的。起初，我都不知道哪面是正面，看了之後特別害怕。還有的智力很低，別人跟他說話時，他基本沒有任何反應。
快報：那你要怎麼幫助他們，怎麼做康復治療？
孫恩霖：就是每天幫助他們做運動，鍛鍊肌肉，讓萎縮的肌肉慢慢伸展。然後，訓練他們坐下、站起來，讓他們在運動中逐漸掌握平衡。還訓練他們把東西拿起來、放下，鍛鍊胳膊、手上的肌肉羣，還能練習思維。其實，有些18歲以上的孩子就不能只用器械來恢復了，他們需要手術治療。
快報：做這些康復治療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呢？
孫恩霖：做些運動能讓他們的行動更獨立。前些天，有人給福利院裏不能行動的人贈送了一些輪椅。如果這些人能夠自己轉動輪椅，不也是件很好的事情嗎？在我到福利院之前，這25個孩子只有一個能自己吃飯。不過，通過訓練，他們中能自己吃飯的已增加到5個。
快報：你跟他們在一起時說中文嗎？他們能聽得懂嗎？
孫恩霖：對，我說中文，但不是很標準。一開始，他們都聽不懂我在說什麼，但後來我說的中文不標準了他們還會笑我。他們很單純，他們敢直接告訴我：“你說的不對！”相處的時間長了，現在有些孩子還能給我當翻譯了呢！
快報：他們喜歡你嗎？
孫恩霖：他們很多都是孤兒，對“愛”沒有什麼概念。雖然他們的智力都很低，但時間長了他們還是能感受到我對他們的關心。現在，我一進門他們都很高興，都會對我笑。
快報：你認爲在福利院工作的最大收穫是什麼呢？
孫恩霖：有人覺得福利院的工作環境不好，接觸的都是孤殘人士，但我覺得我所做的工作很有意義，看到孩子們高興我也很開心。
快報：你在工作中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呢？
孫恩霖：剛剛來的時候，中文說得不好，交流有障礙。爲解決這個問題我就努力學，現在基本的溝通已經沒有問題了。我總是覺得時間不夠用，有時候我就想，如果我能像《西遊記》裏面的哪吒一樣有三頭六臂該多好，那樣我就可以幫助更多腦癱的孩子每天做一次康復訓練了。
快報：有沒有想到什麼時候會離開這兒呢？
孫恩霖：已經在社會福利院工作8個月了，如果離開的話會捨不得。很多地方都有孩子需要幫助，即使我有一天不在這兒工作了，我還會在其他的國家做同樣的工作。
快報：在中國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你覺得自己到底是哪裏人呢？
孫恩霖：我是中國澳大利亞人，或者說是澳大利亞中國人，我也不清楚了。現在中國人覺得我是外國人，而回到澳大利亞，大家都認爲我是中國人。我希望有一天中國人能覺得我是中國人，外國人覺得我是外國人……(笑)
【人物現狀】
孫恩霖在環湖醫院附近租了間一室一廳的房子，簡潔的房間佈置體現出了主人的生活態度。在沙發上擺着一個糖盒，裏面裝滿了巧克力，孫恩霖很不好意思地說：“我比較嘴饞，就喜歡吃巧克力。”在那甜甜的笑容背後，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一個爲了實現自己夢想堅持不懈的女孩，也是一個活潑、俏皮的女孩。
【人物檔案】
孫恩霖，27歲，澳大利亞籍華裔女孩。她畢業於澳大利亞悉尼大學職業理療專業，而後一直在澳大利亞從事殘障人士的康復工作。一個偶然的機會，她知道天津社會福利機構缺少專業的康復師，便抱着要幫助福利院裏腦癱孩子的願望來到了天津。到目前爲止，她已經在天津市社會福利院裏工作半年多了。
注：孫恩霖的爸爸是上海人，17歲的時候去了香港，媽媽是香港人，兩人都是1957年去的澳大利亞，並在澳大利亞一起上的高中、大學，然後結婚，生下了孫恩霖姐弟4人。到目前爲止，他們姐弟4人現在除了大姐住在悉尼之外，其他人都分散在世界各地。
【記者手記】
採訪孫恩霖並沒有想象得那麼簡單，雖然她的中文還算過得去，一般的生活用語說得很不錯，但還是有一些內心所想的東西不能完全用中文表達出來，所以，我的記錄本上就是一會兒中文、一會兒英文，再加上孫恩霖的朋友在旁邊細心翻譯，我才能更準確地理解孫恩霖的意思。
見到孫恩霖的時候，她正忍受着熱傷風帶給她的痛苦，採訪之前她還在吃藥。可是當採訪正式開始之後，她的病痛似乎被一掃而光，取而代之的是爽朗的笑聲。
後來，孫恩霖的朋友告訴記者，其實，福利院的工作環境並不好，不但很多屋裏都有一股嗆鼻的臊臭味，而且整天面對一些生活不能自理、智商很低的人，這對一個僅20多歲的女孩子來說並不容易，但她對此並不在意，而且樂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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