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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生育意願由於現實條件有限而潛藏起來，高收入人羣正好有條件通過特權的形式來實現這個意願
廣州市番禺地區的商人杜家偉因爲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而成爲了家裏唯一的男孩子。在他1974年出生之後，原本母親想再要一個男孩子，但是1978年計劃生育政策開始在廣東省推行。這樣杜家偉就“只有”3個姐姐和1個妹妹。
但是杜家偉自己卻有2個兒子，而且還想再要1個女兒。這當然是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但是杜家偉卻有自己的辦法。他的辦法就是交錢。他告訴記者，當時生第二個兒子的時候，計劃生育部門曾經對他進行批評教育，但是在他交納了一定金額的款項之後，仍然拿到了當地開具的二胎準生證，並且順利地給孩子上了戶口。
而廣東省另外一位接受採訪的張先生卻用了另一個辦法，《廣州市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辦法》規定，“本市戶籍居民與港澳臺居民、華僑或者外國人依法結婚後，仍定居本市且再婚前只生育一個子女、涉外一方無子女或者子女不在內地定居的，新組合家庭可以按規定安排再生育一個子女。”因此他利用自己的關係，辦理了一個馬來西亞華僑證明，也順利地拿到了二胎準生證。
想生二胎的兩個極端
今天越來越多的家庭希望要2個孩子，一方面是仍然殘存的傳統影響，一個家庭總希望能夠有一個男孩子延續香火；另一方面，許多有經濟能力的家庭，希望能夠給孩子塑造一個有伴的成長環境。
據統計顯示，想要二胎的中國家庭，往往佔據了中國社會等級的兩個極端，即收入偏低的農村人口和收入居高的富裕階層，只不過他們選擇的方式不同。以往農村爲了生二胎而不得不成爲“超生游擊隊”的現象，在城市裏不可能出現；而動輒數千數萬元的二胎準生證，對於高收入人羣來說不算是經濟負擔。杜家偉跟記者計算說，他在給二兒子辦戶口前後，加上二胎準生證的款項，總共支出是6萬多元，這對於擁有一個資產總額達1400多萬的鞋廠老闆來說，根本不值一提。
多種超生手段
其實，富裕階層或名人的多胎現象早已爲人熟知。在培養“事業接班人”的動機下，企業主往往堅持一定要兒子，有一個兒子還希望要兩個。即使是徵收高額的社會撫養費，具有支付能力的他們也絲毫不在乎。據媒體介紹，浙江一個私營企業主，爲了生一個男孩而支付了高達40萬元的社會撫養費。
這種情況在全國其他地區的高收入人羣中也很典型。這些在影視圈、高等院校、商業機構中的高收入人羣，在生育多胎的時候，也試圖不違反法律，他們中有許多人採取的辦法是或同境外人士結婚，或乾脆自己就獲得了國外“綠卡”或國籍。
另外，借出國機會在國外生育，令孩子自動獲得外國國籍以規避國內計生政策的，也是目前部分高收入人士利用的方式之一。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科研所前所長李偉雄認爲，介於目前高收入階層的人數較少，這樣不違法的“超生”在數量上對人口數量控制幾乎不會產生影響。但他也同時承認，由於高收入階層受社會關注度高，影響力大，很容易對普通民衆造成示範作用，破壞了政策法規的公正和平等，甚至引發局部事態失控。據瞭解，一些地區就是當地基層幹部和企業主首先違反計生政策，引起超生現象開始在當地蔓延。
慾望強烈
目前對於二胎生育，從計劃生育部門來看，多采取批評教育、宣傳與經濟手段並重的辦法。比如河南焦作規定，凡2002年7月24日以來領取了二胎生育證?薰但自願終生只生育一個子女並主動退還二胎生育證的夫妻，均可一次性領取5000元的獎勵。而二胎生育證從幾千元到數萬元不等，這對於欠發達地區的確是一個沉重的經濟負擔，不過對於發達地區，尤其是富裕收入階層來說，可能經濟和宣傳就無法成爲調節的槓桿了。
據2002年國家計生委開展的“城鄉居民生育意願調查”表明：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廣州、武漢、西安等地白領，選擇生育兩個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個孩子的多34.6%。另一個對上海年輕夫婦的調查也顯示，隨着年齡的增長，年輕夫婦越來越想多要一個孩子。
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周皓承認，目前中國民衆的生育意願同政策導向之間仍然有相當大的差異，目前較低的生育率水平是在計劃生育政策的約束下產生的，而並不是人們生育意願的真實表現。生育意願由於現實條件有限而潛藏起來，但一旦機會適宜，生育意願變成實踐，生育率就會反彈。而高收入，則正好給他們創造了這樣的一個機會。
生育機會區分社會階層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李同報道一直以來，人們廣泛地把目光聚焦在中國貧困農民的超生問題上，像早年的小品“超生游擊隊”就切中了中國公民的一種思維模式，認爲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很難執行，農民們越窮越生，越生越窮。
但是，十多年過後，我們必須換一種眼光了，如果你把目光聚集在中國富裕階層的身上，會發現他們也已經成爲了超生的另外一個羣體，他們利用交納罰款等手段成功地在生育
問題上與其他階層劃清了界限。在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面前，一些富裕人士再次通過金錢獲得了特權。
周賓的姐夫是一個生意人，家裏在90年代後生了3個孩子，現在孩子都已經很大，分別被送到美國和英國上學。周賓自己則是一個公務員，他非常喜歡孩子，但卻絲毫不敢越雷池半步，因爲作爲一個公職人員，遵守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非常重要，周賓對記者說：“我們也交不起那個罰款”。
對於周賓這樣的工薪階層來說，他們是最遵守一胎政策的一羣人，和周賓條件類似的這羣人中，許多人的不敢生和他的情況有點不同。周賓的同事李楊覺得自己根本養不起2個孩子。
“大家都喜歡孩子，但是現在養一個孩子的成本太高了，我的孩子上幼兒園，一個月的學費就是1000多，我們夫婦每個月收入只有6000，還要付2000多元的房貸，根本不可能養2個孩子，雖然我妻子很喜歡孩子。”李楊對記者表示，他的許多同學和朋友都表示，即使國家放開了政策，他們也不會選擇要第二個孩子，因爲現在養孩子的成本太高了。
在中國的工薪階層中，許多人不僅僅是不養第二個孩子，而且都儘量推遲生第一個孩子的時間。“過去中國女性普遍在24歲前後就已經生育，而現在則推遲了5年左右，因爲她們面臨的生活壓力迫使他們不敢很早生育。”社會學家李明水對本報記者說。
但是，富裕階層則不同，他們佔有這個社會的衆多資源。李明水分析說：“富裕階層超生可以交罰款，孩子出生後可以請保姆，上學可以上貴族學校，考試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資源，託關係走後門，所以他們的壓力要小很多，多一個孩子很難對他們的事業產生實質性的影響，相反，還實現了中國人傳統上的家庭價值。”
而在中國工薪階層之下的農民階層則有着更爲傳統的思路，他們希望能通過生育來改變自己的命運，許多人把脫貧的希望都寄託在多子多福上，在北京打工的河南人李貴天對記者說，他一點都不後悔當年做出超生的決定，雖然被罰了一些錢，但是他的3個孩子目前在全國各地打工，收入在當地算是不錯的，因爲這些孩子的努力工作，目前他們家已經在老家蓋了一幢3層小樓，在此之前，李貴天一家5口人擠在一間10多平米的破舊平房裏。李貴天感嘆說，如果當初只生一個孩子，現在的這種生活是不可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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