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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基層派出所民警大家都喜歡親切的叫他們“片警”，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和居民的接觸非常密切，保一方平安，也給社區居民帶來了安全感。但是隨着社會環境和居民生活環境的變化，片警的工作也和以前有了很大變化。最近一段時間，我們就接到了一些聽衆朋友打來的熱線電話，反映和基層民警接觸過程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帶着聽衆朋友反映的這些問題，我們採訪了部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市公安局的負責同志，今天我們就來一起關注“基層民警如何更好地服務百姓”這個話題。
電臺記者：前些天家住河北區的杜小姐到江都路派出所領取新發的第二代身份證，可是就在派出所把手機丟了。原來杜小姐把手機落在了桌子上，被一位男士順手牽羊拿走了。而且這一幕還被派出所的一位韓警官看到了，但是當時她並沒有多問上一句。
杜小姐：那手機上有我的掛飾，一看那絕對是一個女孩子的東西。那怎麼會讓男的拿走呢？而且手機這東西如果是你的東西你打一個電話看一看他應不應，不應的話那就不是你的東西。我就說您還記得那男的長相嗎？她說我不記得了那麼多人怎麼記得過來呢？回來我一查登記的記錄，在我之後只有9個人來領。她就完全說自己不清楚。要是在一個公共場所丟東西那沒辦法，但是派出所是一個公安部門，是一個值得人民信任的地方。
電臺記者：手機丟了以後，杜小姐又抱着一線希望來到江都路派出所報案。可是辦案民警的態度讓她很不滿意。
杜小姐：那些民警很不耐煩，而且對我大喊大叫的，甚至我跟他敘述之後他連備案都沒有，在我再三要求下他們才很不耐煩的寫了些東西。而且我把那九個人的電話號碼都抄了下來，警察讓我自己打。我就說這個線索事很明確的，你說你讓我一個公民自己打這是合法還是不合法呢？所以我一直都沒打這個電話。
電臺記者：說完了杜小姐的事，我們再來聽聽鄭女士的遭遇。前不久鄭女士的女兒在紅橋區千里堤附近被兩個騎摩托車的人搶走了擱在自行車上的書包。當時鄭女士的女兒就近到紅橋區雙環村派出所報案，但是接待的民警卻告訴她。
鄭女士：你這個案子不屬於我們派出所管，你得到劉家房子的陳昌路派出所(報案)。回來我愛人就領着她去了。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人說，這沒戲，這案子多着了。就說了這麼一句話，當時我聽了挺氣憤的。對於民警來說，一天報案的人特別多他說這沒戲我們可以理解，對於我們來說，一個是孩子嚇壞了，作爲家長非常着急，我希望以後他們自身的素質也應該再加強。根據這些我就提出就近報警、聯網，對破案非常有效。民警人手是非常少，如果你這樣他也這樣，小偷膽子就更大了。遇見突發的事件能夠就近報警，全市都聯網，都知道這個事，對這個破案能夠起到一個好的作用。
電臺記者：報案的同時鄭女士想到孩子的身份證也一塊丟了，應該趕緊掛失。可是那時已經是下午五點多鐘，鄭女士得到的答覆是掛失只能等到轉天早晨再辦。
鄭女士：我就想不應該分時間早晚。你說如果我沒有掛失身份證，那麼這一宿他拿我身份證作案這個責任怎麼辦呢？掛失不要有下班的時間，你有一個人能夠值班登上記也好。另外身份證掛失到那是辦得很快，你給了我一個收據就辦完了，那麼你這個掛失掛在哪了呢？就告訴登報，登在什麼報紙上了？別人能不能看到這個？能夠起到什麼作用？這個當然對於我們來說你再發生什麼事當然與我們無關了。
電臺記者：帶着聽衆朋友提出的這些問題，記者採訪了部分關注公安工作的代表和委員，他們認爲近幾年來公安幹警在思想、文化、業務、素質等方面都有明顯的提高，警風警紀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在與居民的聯繫密切程度上卻有差距。爲此市政協委員韓若賓建議。
韓若賓：那個時候的派出所的片兒警，幾乎就是管的這片兒的活地圖。哪家、幾口人在哪工作、有幾個孩子，都特別瞭解。下面的一舉一動，派出所的片兒警都瞭如指掌。現在來說，我們片兒警第一可能是任務量比較大，信息量也特別多，而且流動人口也這麼多，所以他現在管理難度比現在要大。我想對管這片兒瞭解得越深跟羣衆聯繫的越緊密，預防犯罪和及時的克服犯罪帶來的危害的效果就越好。
電臺記者：爲了加強與管片內居民的聯繫，天津市公安局戶政處副處長韓恩陽說，他們從今年三月底開展了“走千家入萬戶”的活動，現在已經入戶入了一百三十多萬戶。
韓恩陽：天津市應該是300多萬戶，現在入戶量已經達到了50%。我們這項活動原來計劃搞到九月底，現在看來有可能還要延期到年底，當然民警入戶和羣衆接觸不是三天兩天的事，也不是說搞今年一年或者是半年就結束的。應該要求派出所的民警經常的入戶，經常和小區的羣衆打成一片。
電臺記者：天津市公安局黨委常委、政治部主任丁福東說，由於人們居住環境和生活方式的變化，所以基層民警的工作方法也出現了一些變化。同時由於工作量的增加難免在工作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他們今後將加大這方面的管理力度。
丁福東：現在人們的標準不同了，不一定要非得來見面，用電話的形式也可以瞭解居民、住戶的家庭情況了。特別是夏季，我們民警在敲門入戶的時候羣衆不一定歡迎。比如說人家正在看電視、人家正在交談，我們民警到那去敲門，可能引起羣衆的反感，甚至敲幾次門羣衆也不肯定開。那麼有時候我們就採取預約的辦法和羣衆溝通。過去來講住在平房，一個衚衕住多少戶，誰家有幾口人，張家李家的親戚他都清楚，那個時候來講他是個計劃經濟，屬於那種在一個模式下工作。現在來講是人流、物流高度的分散，發生了變化。警防網、技防網、民防網全都發生了變化。警防就是我們加大民警巡邏的密度，技防網就是加大科技投入，比如說交通路口、居民樓、重點的居民樓和金融部門都設置了一些探頭，通過這種形式來發現一些犯罪的可疑現象。還一個就是民防網，發動羣衆，共同參與社會的一些治安管理，新的形勢、新的條件下發生了變化，我們派出所的工作，應該說特別是110這個量在逐漸的加大，使派出所應接不暇，加上我們當前警力不足，應該說還有一定的差距，這個差距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近武局長召開了幾次會議，發動我們全局上下和社會各界廣泛的理解、認識、和支持，在最近一兩年內，在這項工作上我們可能會有新的突破。
電臺記者：除了社區派出所裏的“片警”以外，和居民接觸最頻繁的應該要屬戶政民警了。市政協委員高春麗就遇到過這樣一件事，她認爲在爲居民服務這個問題上，部分民警的觀念和一些做法還有待提高。
高春麗：我是42年出生，我的第一代的身份證給我寫成47年了，這次不是二代升級我要改麼，碰到困難了。我整跑了將近快半年，這問題沒給我解決。他說讓我拿單位證明，我拿單位證明，單位證明不行，你得拿原始戶口證明，我去拿原始戶口證明，原始戶口證明不行你得去拿出生的什麼什麼證明，後來我就有點不高興了。我說這是你們的錯，難道我能改身份證上的數字麼。我覺得我這事情有典型性，因爲我跑和平區制證中心的同時我發現了寫錯年齡寫錯地址這個很多，他們也都是這樣對待，認爲是你的錯，你去解決，我覺得不對。
孫陽：分析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有的市政協委員提出這是由於部分民警在認識上還存在一些誤區。鄭天庸委員和趙黎提出了幾點建議。
鄭天庸：我覺得關鍵就是你的權力是誰給你的，你給誰做事。馬三立、趙麗蓉、侯寶林常提一句話：觀衆是我衣食父母。在國外警察說：“我要對納稅人負責。”在咱中國應該說什麼？咱們常說的立警爲公、執法爲民這是一個，我的權力是人民給我的，我就不能對老百姓耍態度、搞特權。我想呢，公安局從每一件事，比如說辦身份證、辦出國、丟失東西、在馬路上和交警，這全歸公安局管。每條線都做好了，這和諧社會也好了。
趙黎：我提出一點，設立公安機關內部的高壓線，這個高壓線對違法亂紀的必須嚴懲，對責任心不強、工作不稱職、經過培訓教育還不能自律的民警，應該做到堅決地予以辭退。因此根據制度上爲基層民警的建設提供一個保障。基層民警在履行職能的過程中，應該始終堅持以民爲本，以人民羣衆的利益爲最高利益，以維護和實現人民羣衆的利益爲最大責任，努力使公安的各項工作真正體現羣衆的願望，符合羣衆的利益，讓所有公安幹警真正知道我是用納稅人的錢，然後我應該去爲人民服務，我覺得這樣是最好的。
電臺記者：從2003年市公安局開始實施的“四級接待羣衆來訪”制度受到了廣大市民的肯定和好評。不久前又按照公安部的統一部署開展了“大接訪”活動，這也是密切警民聯繫，爲羣衆解決問題的重要舉措。據瞭解，這次“大接訪”結束後，公安機關還將進一步完善接待羣衆來訪制度，力爭在基層將矛盾和問題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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