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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六月特支”之外，張子元領導的地下工作小組也在祕密開展活動。1943年，他主動向黨組織請纓到石家莊做情報工作，在華北勞工協會任職，併兼石門勞工訓練所副所長。
張子元利用自己的便利身份，努力改善集中營生活條件，並藉助各種機會保護同志營救幹部。當時，日僞機關經常要到集中營挑選人員充當漢奸和雜役，張子元就趁機把我方被俘的黨政幹部送出去，爲他們返回根據地創造條件。他曾藉口爲日僞邯鄲大衆公司要人搞經濟，分兩批把我冀中、冀南一批幹部20多人送出集中營。借日軍第一一零師團在洛陽作戰，要調兩批人隨軍服務，趁機送出共產黨幹部兩批80多人。1944年，日軍華北特別警備隊駐石甲字一四一七部隊，仿效我軍敵後武工隊的形式，在石家莊市郊成立特務組織興亞工作隊(又稱特別挺進隊)，專門針對晉察冀根據地開展工作。張子元小組便趁機選了些立場堅定的戰俘幹部帶隊，分3批送去90人。後來，特別挺進隊的被俘黨員同我黨打入的地下黨員密切配合，利用這個組織，打擊漢奸特務，向根據地傳送情報，最後組織特別挺進隊起義，拉回了太行根據地。
集中營裏的“國共合作”
1943年11月，清河軍區共產黨員夏方明在反“掃蕩”中不幸被俘，關押在濟南“新華院”。一進去他就想發動難友暴動，但是勢單力薄終難成事。慢慢他發現，國民黨第十五旅特務營因爲不滿官長投日被全部關押在集中營內。這些人眼看求生無望，多有越獄逃生的念頭。於是，夏方明就千方百計接觸他們，串聯了張德才等20多人，商定了暴動計劃和行動暗號。但因有人告密，致使暴動失敗。
在北平集中營，“國共合作”則結出了果實。1942年8月，一支由在中條山戰役中被俘的國民黨官兵組成的戰俘勞工隊被關押到北平集中營，和他們關在一起的是200多名八路軍戰俘。相同的命運和血脈很快讓兩支隊伍走到一起。八路軍戰俘與他們祕密商定組織暴動以求生路。因走漏風聲，未能如願。兩天後，日軍又送這批國民黨戰俘去天津做工。臨行前，八路軍戰俘還提醒他們：要尋找機會打死押車的鬼子，跳車逃跑。在八路軍戰俘反抗鬥爭精神的啓發下，他們下定了逃跑的決心。當時押車的敵人只有10人，而他們有90人，都在一個車廂裏。經過周密部署，他們出其不意地殺死了9個敵人跳車逃走。後來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投奔了八路軍，到了延安。
這樣的事情同樣發生在太原集中營。雖然日軍有意識地採用“以俘治俘”、“以華治華”的策略，區別對待閻錫山晉綏軍、國民黨中央軍和共產黨八路軍俘虜，但是共產黨人劉侵霄和李滋組建的祕密支部還是很注意團結國民黨普通士兵，並在其連排幹部中培養了一批窮苦人出身的骨幹，啓發他們利用各種機會組織暴動譁變，投奔八路軍。一次，日軍押送1500名戰俘勞工到唐山。途中在一個車站，先由幾個人嚷着要解手，日軍只好解開捆在戰俘勞工胳膊上的繩索，一聲哨起，1000多人朝四面八方跑開，日軍只抓回200多人。他們中的不少人跑到了抗日根據地。
20年艱難尋訪千餘倖存者
何天義，中共石家莊市委黨史研究人員。1985年，他脫下穿了20年的軍裝，開始投入到日軍侵華史蹟的整理工作中。1995年，他主編了《日軍槍刺下的中國勞工》叢書；1998年，他申報了中國社科院課題《日軍在華集中營調查》；2001年，他同“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合作，進行了戰俘勞工口述史的研究。
記者：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在中國也建有集中營，你是怎麼開始注意到並作相關調查研究的？
何天義：1985年我轉業後，接到領導交給的第一個任務是調查石門南兵營被俘黨員的抗日鬥爭。石家莊當年叫石門，這在當地人們都知道，但是南兵營在哪兒，南兵營怎麼會有戰俘呢？我帶着這個問題翻閱檔案，四處走訪調查，後來的發現讓我大吃一驚———位於石家莊南郊的南兵營竟是日軍在中國建立的戰俘集中營！5萬多人曾在這裏被關押，受着種種非人的虐待並被迫從事繁重的勞役，無數人死在這裏。這些我在石家莊當兵20年都沒有聽說過。
大家都知道二戰時德國在奧斯維辛、索比堡等地建立集中營，用各種殘酷的手段迫害各國人民，但是日軍在中國建立集中營的罪行卻從沒有被公諸於世。而那一年，日本又是參拜靖國神社，又是修改教科書，竭力否認侵華罪行，右翼勢力極爲囂張。於是我覺得應該把集中營的問題搞清楚，應該讓全世界都知道日本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只是沒有想到這一干就是20年。
記者：在調研中，你有什麼樣的發現？這些發現與我們的民族有何關係？
何天義：在搞清楚“南兵營”概況之後，我發現日軍在中國的集中營並非石家莊一處，僅華北地區就有濟南、太原、北平、塘沽、青島、洛陽等幾個集中營。
隨着集中營的舊貌一點點清晰起來，聽着倖存者的控訴，我感到日軍集中營裏發生的一切比奧斯維辛還要恐怖，我國軍民所受的苦難和傷害比別人只多不少。我們現在能夠用鐵的事實告訴世人，日本同納粹德國一樣，不僅在二戰中建立了大批戰俘勞工集中營，而且違反國際法對戰俘勞工進行了殘酷的虐待和奴役。日本右翼勢力不管怎麼狡辯和粉飾，侵略就是侵略，屠殺就是屠殺，那些慘死的靈魂和歷經磨難倖存下來的人們都能證明這一點。
記者：研究過程中，你遇到了什麼困難？
何天義：首先是經費。雖然社科院撥了6萬元的課題費，但和實際的花費相比，這只是杯水車薪。幾年來，我和合作者走遍全國12個省市的46個檔案館、黨史、地方誌等部門，查閱收集文獻資料1000多萬字；實地考察戰俘勞工集中營、萬人坑遺址20餘處；先後召集戰俘勞工代表大會3次，地區性座談10餘次，走訪倖存者1000多人，整理訪談資料400萬字。其間，很多錢財都靠自己籌措，我的家人也一度不理解。
除此之外，我感到最大的困難是相關資料的嚴重缺失。據我瞭解，當年日軍戰敗後曾經把所有關於集中營的資料都銷燬了，在大連火車站鍋爐裏燒了好幾天。另外，我們以前不重視這方面的工作，導致很多珍貴史實難以復現。即便那些倖存者，他們也未得到足夠的發言權，很多當事人還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況且，幾十年了，親歷者大多已經亡故，活着的也進入垂暮之年，很快將不久於人世。他們背後的故事和歷史也將隨他們而入黃土。經常是聽說某地有一個戰俘勞工還活着，但是我們趕過去卻看見廳堂裏擺着花圈。有些則是我們剛剛採訪完，不久就傳來老人西歸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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