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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中美關係的修飾語由原先的三個C(candid、constructive、cooperative,坦率的、建設性的、合作的)變成了四個C(加一個complicated，複雜的)
●中美關係是一對特殊的雙邊關係。兩國之間的共同利益廣泛而深遠，又在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上存在深刻分歧，但共同利益大於分歧卻是不爭的事實
●在中國發展的長時期內，美國對華政策都會有分歧和辯論，只是有時激烈些，有時緩和些，這應該看作是中美關係的常態
美國對中美關係的定位發生微妙變化
中美關係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遠的不說，從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對華政策就一直處於辯論之中。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崩潰論”在美國盛行。克林頓任內的頭三年半里，中美關係歷經風雨。到1996年五六月間，克林頓政府認識到，中美關係對美國是重要的，必須穩定和改善兩國關係。但這種共識在美國社會中仍然脆弱，從90年代中期到末期，“中國威脅論”取代“中國崩潰論”，美國的對華政策大辯論愈演愈烈。
“9·11”後美國的反恐戰略對中美關係產生了一些影響。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使此前關於“中國威脅”的政策辯論基本結束。美國同時認定中國是反恐鬥爭的合作對象，對兩國關係的定位進行了從“戰略競爭者”、“競爭者”到“建設性合作關係”的重要轉變。兩國之間的合作領域進一步擴大，反恐、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成爲雙方合作的新亮點。
“9·11”過去將近4年後，美國人開始害上“反恐疲憊症”。美國國會、媒體、利益集團對恐怖主義的注意力下降，中國重新成爲美國的重點關注對象。過去4年裏比較沉寂的利益集團對中國的指責又多了起來，新的對華政策辯論又出現了。中美關係進入了“後9·11時期”。
與此相應的是，布什政府對中美關係的定位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布什今年5月31日接受《福布斯》採訪和賴斯8月19日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都肯定了當前中美關係是良好的，但也都強調了中美關係是“複雜的”，而原先他們沒有這樣強調。這樣，美國對中美關係的修飾語就由原先的三個C(candid、constructive、cooperative,坦率的、建設性的、合作的)變成了四個C(加一個complicated，複雜的)。
中美關係具有五個常態特徵
筆者認爲，中美關係的常態具有以下特徵。第一，中美關係從來都不是一對輕鬆的雙邊關係，從來都需要雙方對它傾注極大的注意力。中美關係一直都是在動盪中求穩定，在顛簸中求前進的。
第二，中美關係是一對特殊的雙邊關係。兩國之間的共同利益廣泛而深遠，並在冷戰結束以後繼續發展，但兩國又在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上存在深刻分歧。
筆者以爲兩國之間的共同利益主要是三個方面：維護世界和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互利的經貿關係；反恐、反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打擊有組織的國際犯罪等。雙方的分歧也可以概括爲三個方面：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臺灣問題上的分歧；美國作爲惟一的超級大國，中國作爲一個正在上升的大國，雙方之間存在戰略上的疑慮，兩國如何在東亞乃至全球協調各自的利益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美國時時都在提防任何國家挑戰它在各地區和全球的主導地位，它對中國的崛起還沒有心理上的調整和準備。但兩國共同利益大於分歧卻是不爭的事實。隨着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兩國關係已經成爲一種誰也離不開誰的關係，誰也不能冒險使兩國關係惡化。正如王緝思教授在《環球時報》8月26日《美國期待胡錦濤來訪》一文中所說，“中美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在相互疑慮中相互依存的格局”。
第三，中美關係不僅是政府之間的關係，還是兩個社會之間的關係，雙方的聯繫、交往和合作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中美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聯繫和交往大大多於中國與任何其他國家的交往，這是兩國關係深化的一個重要標誌，也是兩國關係能夠歷經風雨而保持基本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四，國內政治是影響中美關係的重要因素。美國的黨派鬥爭和利益集團經常對中美關係產生重要影響。國會不時提出針對中國的議案屬於中美關係的常態。需要指出的是，國會關於中國的議案也不全是負面的。今年5月25日，參議員利伯曼提出了《美中文化交往法案》，目的是要拓展兩國在學術、文化和商務方面的交流活動，增進美國人在中國語言和文化方面的專長。6月14日，國會中國議員小組正式成立。
這兩個舉動至少說明，這些國會議員認爲需要更多地瞭解中國，加強與中國的交往。平心而論，現在美國國會中關於中國的氣氛與1999年相比還是要好些。
利益集團也是對中美關係的一個牽制。產聯-勞聯、人權利益集團、基督教右翼等利益集團總是會對中美關係中與本集團有關的問題大做文章。不同的利益集團抓住中美關係中的某個問題，製造一些噪音，掀起一些波瀾，或者故意製造一些事端，也屬於中美關係的常態。
第五，中美兩國民衆對對方國家都懷着一種愛恨情結。關於中國人對美國的這種情結，我們已經談得很多。美國人對中國何嘗不是這樣。美國人喜歡價廉物美的中國產品。走進沃爾瑪，一半以上的商品都是中國產的。但美國人又可能想，美國的就業崗位是否流失到了中國(即使事實可能不是這樣)。這種愛恨情結顯然還會繼續下去。
人權、經貿、戰略疑慮及臺灣問題等皆可管理
筆者以爲，現在中美關係中的種種分歧是可以管理的。人權問題是中美關係中的老問題。它對中美關係破壞最嚴重的時期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但從老布什政府到克林頓政府再到現任布什政府，人權問題對中美關係的影響逐漸減弱。現在中國與包括歐盟在內的許多西方國家都有人權對話，各國在普遍減少對中國的人權狀況和政策的誤解。中美關係中的人權問題是可以管理的。
筆者最近在美國訪問一個月，聽到最多的是關於貿易爭端和人民幣匯率的問題。有一種說法：中國人爲壓低人民幣匯率，進行不公平競爭，導致了美國的鉅額貿易逆差以及就業崗位的流失。但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內部也是有分歧的。大部分經濟學家，包括格林斯潘和一些諾貝爾獎得主認爲，即使中國將人民幣大幅度升值，對平衡兩國貿易和創造美國就業崗位也沒有多少好處。他們認爲，美國對華貿易赤字從全球貿易看不是問題，從雙邊貿易看是問題；從經濟角度來說不是問題，從政治角度來說是問題。布什政府與某些國會議員的看法也不一樣。布什政府強調自由貿易和全球貿易，財政部2004年12月向國會提出的報告在講到中國時說，中國正在強化讓人民幣向着以市場爲基礎的浮動匯率發展的承諾。中美兩國相關部門的領導人近年來加強了接觸和磋商，布什政府也對最近中國人民幣匯率改革給予了肯定。再說，貿易限制是一把雙刃劍，美國對中國的進口設限，受害的不僅是中國，還有美國消費者、零售商和進口商。筆者以爲，現在中美貿易的數額這麼大，對現在的貿易摩擦也要用平常心來對待，這些問題是可以管理的，而且正在加以管理。
美國國防部7月下旬發表了今年關於中國軍力的報告，顯示出對中國國防現代化的擔心。但筆者最近在美國訪問時瞭解到，美國方面很清楚，中國的實際軍力與美國相比還差得遠，他們擔心的主要是所謂“透明度”，即中國的戰略意圖如何，中國會怎樣運用它不斷增強的綜合國力，中國強大了要做什麼，中國怎樣看待現在和未來的地區和世界形勢以及中美各自的地位等問題。今年8月初，中美雙方舉行了第一次戰略對話，對話進行得很好。所謂“透明度”的問題正是可以通過這樣的對話、兩軍的交流以及更高層次的對話進行溝通的問題。
我們常說，臺灣問題是兩國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2003年12月在溫總理訪問美國時，布什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批評陳水扁的言行是要單方面改變現狀，並對此表示明確“反對”，布什政府的政策沒有改變。從今年3月4日胡錦濤主席在政協會議期間發表重要講話以來，中國人大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臺灣泛藍的領導人相繼訪問大陸，這些事態發展緩和了臺灣海峽的形勢，陳水扁在今後幾年中要搞“法理臺獨”將會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實際上，在過去幾年中出現了類似中美聯手維護臺海地區穩定的局面。中美關係中的臺灣問題也是可以管理的。
總之，我們可以對中美關係的繼續穩定和發展抱有信心，又要對兩國關係中的問題有充分準備。在中國發展的長時期內，美國對華政策都會有分歧和辯論，只是有時激烈些，有時緩和些，這應該看作是中美關係的常態。對於美國來說，應當逐漸做好接受中國成爲一個大國的準備，把中國在地區和全球事務中起到的越來越大的作用視爲正常，不要動不動就神經過敏地認爲中國“在東亞排擠美國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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