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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紀念戳8月21日露面
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建立客觀、主流的二戰史話語，不僅有助於建立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歷史中的位置，也有助於民衆釐清民族歷史記憶，更好地面對未來。
對於60年前的這場戰爭，中國史學家發現，這個國家做出的巨大貢獻，付出的慘痛代價，並沒有得到應有的肯定。
1942年，英國首相丘吉爾說，“中國一崩潰，至少會使日軍15個師團，也許有20個師團騰出手來。其後，大舉進犯印度，就確實可能了”，“如果中國停止抵抗，我們將面臨巨大困難。”
1942年春，美國總統羅斯福說，“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調到其他地方？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並且可以一直衝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反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吞併埃及，斬斷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
中國史學界經常引用這兩段話，證明中國戰場之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作用。與此同時，他們手頭用作重要研究資料的多部外國二戰戰史，卻不約而同地對此避而不談。
中外史學界的齟齬
世界史學界普遍將1939年9月1日（德軍入侵波蘭）作爲二戰的開始。中國軍事科學院所著五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中，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間表述爲：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揭開了大戰序幕，1937年的“七七”事變標誌着大戰在亞洲爆發，而德軍入侵波蘭標誌着歐戰爆發。
“日本點燃了二戰的第一把火，同時成了第一個戰爭策源地”，這套二戰史的著作者之一，中國二戰史研究會祕書長、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彭訓厚說，對二戰開端的新提法是將抗日戰爭放在二戰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大背景下考量的結果。
顯然，這些學者努力從世界的角度來觀察中國的抗日戰爭，但是，上述提法能否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公認尚難確定。也有中國的研究者對此表示了疑問。但彭訓厚還是坦然說，各國官方的戰爭研究和表述都有一種強調本國在戰爭中地位的傾向，但中國軍事科學院關於二戰開端的提法，更似中國官方軍事史學家對國際二戰史學界長期冷落中國戰場作用的一種反彈。彭訓厚和他的同行認爲，中國抗戰在二戰中的作用，一再被西方二戰史學界所低估或忽略。
“現在國際上關於二戰史的著作３萬多種，提到中國的抗日戰爭在二戰中作用的著作不多”，彭訓厚說，“即使提到，也是一筆帶過。”他認爲，其中一些表述更加有失偏頗。
彭訓厚的感覺是中國二戰史學界一種有代表性的情緒。
一般來說，中國戰爭史學家在二戰的大歷史進程問題上，和國際史學界主流觀點並無重大分歧，但每當問題涉及蘇聯及中國在二戰中的貢獻，雙方意見就開始發生齟齬。
“中國史學界認爲當時英美製定的二戰‘先歐後亞’的戰爭策略是正確的，這其實是對戰爭格局的一種評價：歐洲戰場的重要性勝於亞洲戰場”，彭訓厚說，“當時德國的戰爭能力強於日本。盟軍集中戰爭資源解決歐洲戰場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關鍵。”倪樂雄進一步認爲，二戰主要爭奪的是制海權。“大西洋交通線作戰是二戰的關鍵，它保證了美國100多萬部隊和物資運到英倫三島，並在後來開闢第二戰場。”
建立民族史學話語
中國在1942年12月9日繼美國之後向日本宣戰，在此前和此後的長期對日作戰中，民衆死傷慘重，國力消耗難以數計。事實上，正如羅斯福和丘吉爾所言，中國將日本軍隊牽制在中國戰場，避免了兩種難測的戰爭局面：日本北上與德國夾擊蘇聯，或南進在太平洋戰場投入更多兵力，甚至揮師經印度直抵中東，與德軍會合。
實際上，儘管有這兩位巨頭的評價，但在冷戰時期歐美的二戰史研究中，除了蘇聯的作用和遭受的損失、犧牲成爲禁忌，“當蘇聯軍隊牽制住德國人，效率相對低下但人數衆多的中國軍隊把日本人拖在亞洲。”Richard Overy說，“這又是個幾乎從不爲西方所知的事實。”
作爲美國的盟國，中國在1942年之後獲得了美國物資、人員等方面的重要支援，但在美國的戰時資源配置格局中，對中國的援助排序十分靠後。這正是當時美國“先歐後亞”、集中主要資源解決歐洲戰場的戰略體現。中國以貧弱的民族國力配合了盟軍的二戰佈局，這一事實遲遲不能得到西方主流史學界的認同與認可，難怪中國史學家意緒難平。
史學評價上的冷落，本身應該是二戰的遺產之一。二戰結束，人類就進入了東西兩大陣營互相對立的冷戰時代。正如Richard Overy所說，冷戰時代歐美和蘇聯的二戰研究互相將對方的作用排除在外。這中間除了各國官方史書採取的微妙的國家主義態度（用倪樂雄的話說，“過分拔高自己在戰爭中的作用”）外，冷戰思維也是重要的助推劑。
除此之外，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潘人傑教授說，國際主流二戰史學界在“二戰中西方是主要戰場，東方是次要戰場，而在東方，中國戰場又是次要戰場”的研究框架下，對中國戰場的研究，還面臨着難以接觸到材料的困境。戰後二戰研究興盛的時候，中國與西方國家中斷了交流，一般研究者很難順利便捷地獲得資料。這是中國戰場未能獲得充分研究的一個重要原因。
由於資料的匱乏，中國在曠日持久的對日戰爭中的犧牲和損失——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是中國對世界大戰所做出的貢獻——長時間裏也就沒有清晰和統一的數據可資引用。1995年時值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週年，中國向世界提出抗戰中死傷同胞的人數和直接、間接經濟損失的數目，是第一次提出比較具體的關於抗戰全程中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的評估數字。
而海峽兩岸史學界的分歧，也使得中國的抗戰研究在二戰的座標裏沒有一個清晰的自我表述，因此造成一些國際混亂。潘人傑表示，很多國外的二戰史學家不能熟練地使用漢語資料，這種情況下，中國史學界能否形成清晰的主流聲音，對中國在二戰史中的表述至關重要。
已有學者提出，在進一步研究中國抗戰在人員、經濟等方面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外，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史學界建立起客觀、主流的二戰史話語，不僅有助於建立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歷史中的位置，也有助於民衆釐清民族歷史記憶，更好地面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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