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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是中國全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正面與敵後兩個戰場積極配合，共挽國殤，對侵華日軍形成兩面夾擊的戰略佈局，是以愛國主義爲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軍事上的傑作。是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相互配合，促進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曾景忠接受本社記者訪問時這樣認爲。
曾景忠從八十年代開始着重研究中國抗戰史，一九九一年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成立後，他擔任所屬《抗日戰爭研究》雜誌的執行主編，目前他正與同事合作編寫多卷本的《中國近代通史》“抗戰卷”。他說，近百年來，侵略中國、對中國危害最大，打亂中國近代化歷程的恰恰是日本。從八十年代開始，中國抗戰史研究逐步形成高潮，史學界對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配合促成中國抗戰勝利給予積極的評價。
曾景忠認爲，人們習知將中國抗日戰爭的戰場分爲敵後戰場和正面戰場，實際上這兩者是就抗敵所處戰線和區域而劃分的。從總體說，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一個統一的戰場――中國戰場。不能把抗日戰爭看成兩國三方的交兵，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從戰場佈局來講，“國民黨擔任正面的正規戰，共產黨擔任敵後的游擊戰，是必須的、恰當的”。統一戰線內的這種分工，既是全民族抗戰戰略上的需要，又客觀反映了國共兩黨兩軍的實際情況。國民黨掌握全國政權，擁有二百萬正規軍，舉凡兵力、裝備、訓練、給養，無不遠遠強於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擔負正面戰場的正規戰，勢所必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數量少，裝備差，但能打游擊戰，善於組織民衆，獨立作戰和生存能力強，擅長開闢敵後戰場，堅持敵後抗戰。在兩個戰場形成夾擊的戰略態勢下，日軍陷於兩面作戰、腹背受敵的被動。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敵後戰場發揮核心作用，成爲抗日戰爭的主戰場。
從七七事變到武漢失守，歷時一年零四個月，正面戰場在敵後戰場的有力支援與配合之下，先後進行了太原、淞滬、徐州和武漢四次大規模戰略性戰役，斃傷俘日軍二十五萬，牽制日軍七十餘萬。當正面戰場進行徐州、武漢會戰時，八路軍主力施以援手，挺進冀魯平原。特別是一九四0年六七月間，侵華日軍溯江而上造成威脅重慶之勢時，八路軍於八月在華北敵後戰場，發動了先後有二十萬人蔘加的“百團大戰”，大大緩解了正面戰場的壓力。一九四四年春，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打通中國大陸至東南亞的交通線，正面戰場嚴重受挫，八路軍、新四軍即在華北、華中敵後戰場發起強大攻勢，實施局部反攻，使沿平漢路南下的華北日軍，在打到平漢線南段之後，不得不回師華北。曾景忠認爲，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弱國抵抗強國的持久戰爭，中國不僅在軍事上抵禦日本的進攻，而且要在政治、外交、經濟各個領域與敵周旋搏鬥，而軍事抵抗的戰略又與政治、外交、經濟的抗日戰略緊密相關，互相配合。
曾景忠強調，不能把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分割開來。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是統一的抗日戰爭的有機組成部分，兩個戰場相互依存相輔相成，互相配合。整個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犧牲的將士達三百二十多萬，進行了二十多次大會戰，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武裝三十四萬將士血染疆場，爲國捐軀。兩個戰場抗戰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欲戰勝強敵，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惟有舉國同心，團結一致，和衷共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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