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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副部長嚴肅指出，大學高收費，責任在高校。因爲對大學的學費標準，國家是有嚴格規定的，是不允許亂來的，但一些高校總是想方設法，巧立名目掏學生口袋裏的錢，這是不對的。所以，教育部三令五申，嚴格控制學費上漲。
張保慶曾在很多場合不止一次說過，現在的大學學費已經超過了老百姓的經濟承受能力，短期內絕對不能再往上提了。他甚至說，我自己就知道，我和我夫人兩個人的工資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個孩子上大學。
這幾年，中國高等教育的規模突飛猛進，由精英教育一步跨入到大衆化教育，在校大學生人數由1998年的340多萬猛增到今年的1400萬。這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目前維繫中國高等教育正常運轉的經費大約需要4000億元，而國家現有的實際投入只有800億元，高校現在向銀行借貸的總金額已經超過了1000億元，差額部分就是各高校靠收學費填充的。
高校中流傳着這樣一種說法：“現在不是中國政府在辦中國的高等教育，而是中國的高校在辦中國的高等教育。”
目前，中國全日制的研究生人數已經超過80萬。在一些中央部屬的重點高校，研究生的人數已經超過了本科生的人數。相比本科生，研究生的培養成本更高，對研究生不僅不收學費，而且在科研等其他方面，還要增加經費。
張保慶說，關於研究生的收費問題已經研究10年了，但還是不敢輕易出臺，直到最近，才選擇了9所高校作爲試點。顧忌的主要原因在於，本科生收費已經嚷嚷得不行了，擔心引發新的不穩定因素。
人才的培養，可以說是花費成本最大、週期最長的投資。試算一下，一個人從小學到接受本科教育，需要16年時間，如果再上研究生、博士生，差不多需要20年，加上教育的環境、條件還要不斷改善，這些決定了對教育的投入是永無止境的，不可能不受到其他方面因素的限制和制約。
發展中國高等教育有兩條思路：一是大學生的所有費用全部由國家包下來，但是依照我們現有的國力，全部靠國家背是背不動的，如此一來，我們的高等教育只能選擇小規模的發展模式，大多數適齡青年只能站在大學校門外；二是國家、社會、學生家長和個人共同分擔現有的高等教育成本，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高等教育保持一定的規模並持續發展，從而滿足老百姓日益增長的科學文化需求和願望——讓更多的學生享受到大學的教育。
這真是一個兩難選擇，處在發展階段的中國該怎麼辦？張保慶說：正因爲如此，我們纔不能以學校亂收費代替政府必要的投入；同時，要拼命抓好國家助學貸款這件事，幫助那些貧困學生順利完成學業，走向自立，這關乎廣大老百姓的根本利益，關乎中國高等教育能否繼續走下去，所以我才說—“這是個天大的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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