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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今天將啓程對加拿大和墨西哥進行國事訪問，並將在紐約與美國總統布什會晤，會晤議題將包括中美雙邊關係以及雙方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
由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發表署名“劉建飛”的文章指出，中美兩國雖然有不少分歧和矛盾，但也存在着廣泛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構成了兩國關係向前發展的內在動力，而這種動力越來越大於制約兩國關係發展的阻力。中美關係已經越來越建立在內生動力上而不是“第三者”因素的基礎上了，已經越來越成熟了，越來越“正常化”了。
文章說，縱觀中美關係史，發展雙邊關係的動力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全面、持久。如果從1784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抵達中國廣州黃埔港算起，中美關係已有200多年的歷史了。但是，以往的中美關係都有些不“正常”。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對華關係帶有相當程度的殖民主義色彩，無論是《望廈條約》，還是“門戶開放”政策，基本上都是美國單方受益，中國即使客觀上受益，但也是被動地接受，中美關係不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太平洋戰爭期間，中美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共同抗擊日本軍國主義。這是中美合作最爲輝煌的一頁。
但是，這種合作的基礎是建立在有“共同對手”基礎上的，因此是不牢固的。“共同對手”消失不久，中美關係就陷入冷戰的泥潭，兩國不僅對抗了20餘年，而且還在幾次熱戰中交手，美國甚至打算對中國動用核武器。後來，主要是蘇聯的威脅促使中美兩國又攜起手來，形成一種準盟友的關係。冷戰結束後，蘇聯因素消失，中美關係又陷入起伏不定的怪圈。“9·11”事件後，國際恐怖主義又成了中美關係的黏合劑，兩國在反恐的大背景下成爲“建設性合作者”，雙邊關係進入“歷史上最好的時期”。
從上述可見，凡是中美關係密切的時候，基本都是有“第三者”在起作用，而一旦這個“第三者”消失，中美關係就會逆轉或動盪。依靠“第三者”因素來維繫的雙邊關係實屬不“正常”。順着這種不“正常”關係的歷史軌跡去觀察，人們難免不得出“在反恐戰爭結束後中美關係會出問題”這樣的判斷。再加上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思維的影響，這種判斷似乎更有說服力。
在失去了“第三者”的作用後，崛起大國與霸權國之間除了走向衝突，還能走向哪裏？
文章指出，中美關係的性質也不同於傳統的大國關係。如果觀察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中美關係，可以發現，促使雙邊關係發展的動力除了“第三者”因素外，兩國內部的自生因素變得越來越重要。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對發達國家開放，向發達國家學習，而美國作爲最大的發達國家，自然會成爲中國對外開放的最重要對象之一。美國的這種角色至今未變。同樣，隨着兩國在各領域的交往越來越密切，美國在中國的利益也越來越大。
正因爲這樣，在冷戰結束、蘇聯這個“第三者”消失後，中美(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和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並沒有陷入新的冷戰。在20世紀90年代，雖然因人權、臺灣等問題，中美關係一度逆轉，但總體上還是向前發展，兩國經貿關係呈直線上升之勢，文化、教育、學術等方面的交往也日益密切。90年代中期，美國朝野經過大辯論，在對華政策上形成基本共識，即中國不是美國的敵人或對手，而是“戰略伙伴”。這種夥伴關係已經不再以“第三者”因素爲主要基礎了。
進入21世紀後，隨着中國的崛起，美國朝野又在進行着一場關於對華政策的大辯論，其核心內容是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是將正在崛起的中國作爲戰略競爭對手還是戰略合作伙伴。雖然鷹派將中國看成是戰略競爭對手，但是擁有決策權的布什總統還是傾向於將中國看成是合作伙伴，願意同中國繼續發展“建設性合作關係”。這說明，美國決策層認識到，維繫中美關係的力量不僅僅是反恐，而是來自於多領域、多層面；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遠大於有衝突的利益；同一個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國進行合作，而不是對抗，更符合美國的長遠戰略利益。可以說，中美關係已經越來越建立在內生動力上而不是“第三者”因素的基礎上了，已經越來越成熟了，越來越“正常化”了。
文章指出，“正常化”只是中美合作關係深入發展的客觀條件，雙邊關係能否健康、穩定地發展，還需要雙方的共同努力。就目前來看，制約中美關係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是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猜疑以及朝野存在着的傳統現實主義思維和冷戰思維。只要能克服這些有悖於時代精神的舊思維，中美就能夠建立起戰略互信，就能夠開創兩國合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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