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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僱兇殺人事件讓警方瞠目結舌，“比香港導演策劃得還要周全”
在西安高新醫院門口手持砍刀手腕纏有白膠布的打手。
“太可怕了！簡直就像香港影片中的黑社會！”西安市第一人民醫院的一位護士描述說。
8月29日凌晨2時許，十幾名男子手持砍刀衝進這家醫院的手術室，追砍此前因嚴重刀傷來做手術的兩名男子和陪護人員，打鬥完畢後雙方人員都逃離現場。
西安市公安局環城西路派出所副所長胥宏斌不無擔憂地對記者說，“近幾年來在一些大中城市，專門有一些人受僱於人，只要給錢讓打誰就打誰，形成了一個打手市場，而且愈演愈烈。”
當地警方稱，這些打手們社會關係網十分複雜，“肯定有後臺，我辦了一個類似的案子，說情的人比打手還多，而且好多都是公務人員。”
現在，西安警方正全力以赴，對打手們發起圍剿。
僱兇鬥毆案屢發
8月初，西安市蓮湖區人民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分別判處孫育良等五人九個月至一年的有期徒刑。判決書稱，2004年11月19日，孫育良叫來數人到海納汽配市場找前一天與其哥發生糾紛的王某算賬，並指示同夥關閉市場，致使該市場秩序嚴重混亂。
“總共來了200多人，汽配市場六個大門全被他們堵上了，他們坐的出租車導致環城西路交通癱瘓一個多小時。”當時出警的環城西路派出所副所長胥宏斌說，“最後我們向分局領導報告後，分局調集了附近幾個派出所的50多位民警纔將局面控制住，抓獲了23名涉嫌滋事者。”
近幾個月裏，西安市發生的造成較嚴重後果且被警方證實的僱兇打架事件就有多起。
6月18日，西安市雁塔區牟家村某工地舉行開工儀式，十多名村民因賠償金未能達成一致等問題上前阻攔。此時，有三四十輛小車開來，150多名陌生男子穿着白色短袖、一隻手戴着白手套，手持一米多長的洋鎬把對村民行兇。共有14名村民不同程度被打傷。
7月7日，西安高新醫院門口發生一起羣體性鬥毆事件。被毆打者黃曉東稱，他79歲的父親因患輕度帕金森綜合徵住進西安高新醫院，6月26日晚上，醫院突然告知他的父親失蹤，並稱他們在院內多次進行地毯式搜索，病人絕對不在醫院。而一個多星期後，醫院通知他說，在醫院五樓樓頂發現了他父親的屍體。在與院方交涉處理時，他們在醫院門口遭到了50多人的毆打。
8月2日晚，來自四川的彭欽全等13位民工，正在陝西安達建設工程有限公司的辦公室就工資問題與該公司董事長呼永平交涉時，30多名手持鋼管、鋼筋的小夥子衝進辦公室，不分青紅皁白對着農民工就開始抽打，造成農民工中有六人受傷，兩人傷勢較重。抽打十幾分鍾後，這羣人迅速散去，待大家回過神來時，董事長呼永平也不知去向。據介紹，該公司拖欠農民工工資累計約80萬，長達一年多，涉及農民工150人。
“我曾經辦了一個類似的案子，據嫌疑人交待，他在三天內被僱用參加了五六起打架事件。”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民警車鵬超說。
警方已摸到了打手的底細
“僅僅半個小時，一下子就涌來了200多名打手，他們的集結速度比我們警察還快。”出警到海納汽配市場的胥宏斌說。
胥宏斌說，警方已摸到了打手的底細：這些打手根據乾的事情不同已形成一個“市場行情”，“只要到現場的人，都可以得到報酬，不動手的情況下，一般最少50元，大多數爲100元。只要動手打人，每出動一次每人可獲200元—500元現金。而負責聯絡的‘小頭目’少則會得到1000元，多則兩三千元。”
辦理牟家村村民被毆案件的民警車鵬超透露，根據抓獲的嫌疑人交待，此次出錢僱兇毆打村民的是在該村搞房地產開發的一家公司，該公司爲了工程能順利開工，準備拿出五萬元讓曾有前科的閻某擺平此事。
6月17日，閻某拿前期收到的一萬元購買了打人的洋鎬把及租賃車輛。6月18日事發時，該公司保安部經理再次給了閻某兩萬元，並答應事成之後再付剩餘的兩萬元，“當時打人的，不動手的話給100元，動手的話給300元。”
“除了替人打架外，這些人平時就寄生在一些娛樂場所。”胥宏斌介紹說。據介紹，在海納汽配市場被圍事件中的部分嫌疑人還涉嫌敲詐了一家歌舞廳三萬元，“他們故意和歌舞廳的保安發生摩擦，然後藉機滋事索錢。”
據知情人士介紹，這些打手們大多相互不認識，只是一些大小“頭目”之間平時有聯絡，僱用的成員大多來自不同城市的不同地方。他們平常混跡於社會，租居在民宅內或招待所甚至上檔次的酒店、飯店內，專門幫人打架或者討債。行動中，他們根據“僱主”的要求，嚇唬、威脅或者行兇，將對方打傷甚至致死。
“此類事件似乎已形成了一個遊戲規則。有較爲統一的價位，有一幫中間人，被抓住的打手也有統一的供詞，或者不說是誰讓他來的，或者隨便編一個名字，住址電話都不知道，問他打架沒，他就說他在旁邊看，問誰打人了，說看不清。”車鵬超說。
據記者調查，這些打手因爲大多相互之間不認識，每次出場前都會有統一的標識，大多是一隻手戴上白手套，在西安高新醫院發生的鬥毆事件中，行兇者每人手腕上都纏有醫用白膠布。
而在2005年1月3日晚發生在西安五二一醫院的一起僱兇殺人事件讓警方瞠目結舌，“比香港導演策劃得還要周全”。
當天晚上11時許，有五六個身穿白大褂、戴着白口罩的男子不聲不響走進病房，問一位正在住院的男子“你是不是×××”，這位患者以爲是醫生，回答說是。身着白大褂的人掏出砍刀一陣猛砍，這位患者最終因失血過多死亡。
政府重拳出擊
西安市政府高度重視保護人民羣衆的生命財產安全。公安機關針對“歪、惡勢力”的專項行動從今年5月集中展開。
西安市雁塔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朱選定痛陳此類暴力活動對社會的危害，“在房地產開發過程中，一些開發商、建築商爲了謀取非法利益，目無法紀，在遭到羣衆阻攔時，動不動就在社會上找一幫社會閒散人員助威，甚至動手打人。這不但傷及羣衆的經濟利益，還直接傷害羣衆的感情。更爲嚴重的是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
記者從西安市公安局獲得消息，公安局內部正在對刑偵局職能重新調配，“打黑將是以後的一個重點”。
7月21日，西安市雁塔區舉行“打擊惡勢力公開處理大會”，25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在牟家村進行房地產開發的陝西國匯房地產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畢佐鋒位列其中。
但是，打擊行動進行得也很艱鉅。
“時至今日，畢佐鋒依然不承認是他僱打手，給我們辦理此案增加了很大的難度。”
民警車鵬超說。
據介紹，在西安近期發生的多起羣體性鬥毆事件中，大部分案件的兇手及幕後策劃者無法確認。“他們都是單線聯繫，樹狀結構，組織者往往不在現場露面，而且很難取證。”胥宏斌說。
審理圍堵海納汽配市場案件的西安市公安局蓮湖分局民警楊國良介紹說，一些人涉嫌敲詐一歌舞廳三萬元，但最後沒法認定，“他們都說是一個叫小齊的人僱他們，但小齊叫什麼名字住哪裏都不知道，告訴我們的幾部電話也都停機。”
據警方調查，小齊使用的電話幾乎都是登記時不用身份證且沒有通話記錄的神州行卡，“對方的反偵查能力很強”。
知情人士還透露，即使打手被關押或判刑，也有人會出面打點各方關係，不僅在看守所或監獄裏會受到優厚的待遇，而且每天還會有“補貼”。
“我們加班還沒有加班費呢！”胥宏斌開玩笑說。他說，這夥人“講信譽”，“善後工作”做得也特別好，所以這個羣體發展得特別迅速，“這個現象很危險”。
有一個案件讓楊國良很無奈。有一次他們接到線索，稱一幫人在某火鍋城敲詐了七萬元，這些人敲詐的方式很獨特，一幫人在飯時來到火鍋城，每人佔一個桌子，每桌只點一盤素菜一瓶啤酒，老闆只好出面“破財免災”，“但我們調查時，老闆死活不承認被敲詐。”
“即使接到報警到了現場，我們更多的時候只能採取驅散的方法。這些打手一般都是威懾對方，在沒有動手打之前，我們沒有辦法拘捕他們。”民警車鵬超說，“但我們一走，他們可能又很快地聚集到一起。”
追蹤打手的出產地
“在圍堵海納汽配市場的案件中，當天被拘捕的七人中有兩人是體校學生。”楊國良說。據供詞顯示，當天參與此事件的學生有五名。“實際數量遠遠不止這些。”
西安有兩所體育類院校。據知情者透露，學生被叫去打架是常事。
“這些年輕人思想很簡單，以爲只是去湊個熱鬧，不考慮後果，其實這已是犯罪行爲。”民警楊國良說。
據警方介紹，除了一些學生參與此事外，一些體工隊的隊員也參與此事，尤其是一些退役的隊員。
在因圍堵海納汽配市場而被判刑的五人中，史某是西安市北郊某場所的拳擊教練，年僅24歲。警方稱，史某涉嫌敲詐某歌舞廳老闆三萬元並獲得“報酬”3000元，“這些敲詐所得一般按照他們的‘地位’‘級別’瓜分”。
據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的人士介紹，2004年發生在西安市案板街的“8·12”殺人案於當年底告破，行兇者均系被僱用的惡勢力分子，年齡大都在十八九歲左右，曾在西安練習過武術，屬於社會無業人員。
楊國良認爲，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和這些人員的出路問題有關，“退役後沒事幹，擅長的就是打架，師兄師弟一幫人，搞不好就會走上歧途。”
車鵬超稱，除了體工隊以及體校的學生外，近幾年更多被僱用的人是一些來自農村的無業人員，“現在好多人都冒充體工隊，體工隊似乎成了一個牌子。”
“一些偏遠地區的無業人員也到一些大中城市加入到這個隊伍，而且呈低齡化。”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刑警大隊教導員劉耀榮總結說。一個讓劉吃驚的案子是，一位被僱用殺人者的“佣金”只有區區400元，“被僱用的成本越來越低，案情越來越嚴重。”
標本兼治
事實上，不僅僅在西安，在中國很多地方，打手現象已經引起各方關注，成爲警方打擊重點。
2005年5月，哈爾濱警方成功將僱兇傷人犯罪嫌疑人姜化忠和暴力傷害犯罪嫌疑人劉德軍等人抓獲，一舉殲滅一個以贏利爲目的，專門替人尋仇的“職業打手”犯罪集團。民警通過對幾名嫌疑人分別訊問，迫使他們供認了10餘起系列暴力傷害案和私藏槍支案。
溫州樂清市檢察院近日向媒體公佈了一份統計結果，從2000年至今年6月，當地因爭權奪利引發的僱兇案件，經該院批捕的就有47起，且呈逐年上升趨勢；而僱主絕大多數是私企老闆和村官。
據介紹，各地正採取綜合治理手段，打擊這些邪惡勢力。主要手段有：
由當地政府部門負責人牽頭成立協調小組，負責解決人員、經費和深挖、打擊“保護傘”等問題；聯合公、檢、法、司等部門參加，統一執法尺度，形成集中行動；在人員保障上，擠出部分編制，組建專業打擊隊伍；落實配套資金，並對案件偵破有功人員進行專項獎勵；積極籌建維穩專項經費，以不斷保障打擊工作的需要。
同時，專家也認爲，還需進一步加強源頭治理。
“打手市場之所以能形成，是因爲他們有很大的生存空間。”環城西路派出所副所長胥宏斌說，“此類案件一般都在房地產開發中比較多，而且大多和一些不守法的私營企業有關。”
“因爲目前社會發展到了這個階段。”劉耀榮將這個階段歸結爲“積累財富的階段”，“大家都想過好日子，只要有條件‘先富起來’，一些人不惜採取各種手段。”
劉還認爲，這類事情一是發生在利潤較大的行業，如房地產領域，再就是發生在經濟開發較快的地區。打死一個人大不了賠十幾萬元，但一個項目早一天開工可能就會多掙幾十萬。
“社會轉型時期，社會道德滑坡，社會規則正在利益的驅動下受到‘潛規則’的衝擊。”劉耀榮分析說。
中國問題學專家、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則稱，這種潛規則的根源在於人類社會從古至今就存在的“誰強就誰對”，“舊時代，一些官司不是有理就能贏。於是會出現一些俠客、刺客，用暴力手段、恐怖手段去解決一些問題。這些不公開的暴力手段延伸到現代社會就是僱兇殺人、恐怖主義。”
“在前些年有了矛盾，大多會採用調解的方式，現在爲什麼這種簡單的暴力方式越來越多，說明社會的疏通渠道還不是很暢通。法律不能徹底解決所有的事情。”劉耀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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