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刊載文章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近日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自從2003年以來急劇加大，目前已達到第二嚴重的“黃燈”警戒水平，今後五年內若不採取有效措施，將惡化到“紅燈”危險水平。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佈的一組數據也顯示，中國目前的基尼係數爲0.45，佔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費中所佔的份額只有4.7%，佔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則高達50%。
文章說，顯然，貧富差距擴大已經引起國內外較爲廣泛的關注，成爲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可迴避的一個焦點問題。毋庸諱言，貧富差距拉大是與市場化改革相伴而來的。這種現象的出現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因爲在市場經濟建立過程的各個階段，不同社會羣體的獲益程度註定是不同的。例如，農村改革起步最早，農民因此成爲改革初期的受益者；隨着改革向企業和城市層面推進，一些抓住機遇的個私經濟從業者、金融投資者開始躋身富裕階層。
文章認爲，當前較爲普遍的看法是，中國的貧富懸殊之大已經突破合理的限度(國際公認的基尼係數警戒線爲0.4)，且有繼續擴大之勢。長此以往，不僅難以實現共同富裕，還很可能引發各種社會不穩定現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過渡的時期，是社會矛盾的多發期。中國恰好處在這個階段。決策者不能不對貧富懸殊問題予以高度的重視。
文章說，經濟學家吳敬璉將改革進程中諸多不公平的核心歸結爲“機會的不平等”。確實如此，綜觀中國的富裕者階層，儘管不乏憑自己的才智和勤勞致富的個私經營者，但也確有相當一部分人(主要是那些暴富階層)的發家靠的是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等“尋租”行爲。而在國有經濟領域，一方面，一大批企業和部門倚仗其行政壟斷地位排擠其他參與者，謀取高額利潤；另一方面，更有一些國企經營者和國家公職人員，通過種種不正當手段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機會的不平等”不僅影響到收入公平。而且首先是由於損害社會公正而損害社會經濟效率(那些效益低下的壟斷行業就是例證)。
文章分析稱，控制貧富差距，增進收入公平無疑是一項十分現實而緊迫的工作，但在中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總體財富仍需積累的大背景下，當前還不宜急於重新定位效率和公平的關係，而應着眼於如何在“效率優先”的同時真正把公平“兼顧”好。這個問題的關鍵顯然在政府。政府必須切實承擔起維護公平這一首要職責，提高效率的任務則交由市場去完成。
文章表示，最近，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啓動了修改個人所得稅法起徵點的立法程序，這是一個很好的信號，說明國家已經注意到一些過時的法規和政策在調節收入差距方面的“無力”甚至“負效應”。但需要政府去做的事還有很多，尤其是在確保國有資產產權改革的有序推進、打破各種行政性壟斷和建立健全社會保障等方面。
文章同時認爲，有必要說明的一點是，有人把市場取向的改革視作導致貧富分化的“罪魁”。對這種一葉障目的觀點，必須予以澄清和糾正。
文章稱，貧富差距拉大固然是市場化改革帶來的一個客觀結果，但它絕不是市場化改革邏輯發展的必然。世界上許多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並沒有產生貧富懸殊惡化的問題，很多國家都孕育了穩定的中產階層。實際上，我們目前的很多問題恰恰是由於市場化改革不到位或有所偏差所致(突出表現在一些政府部門越俎代庖造成利益格局扭曲)。破解之道惟有繼續深化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府改革和政府職能歸位，既是市場化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更在根本上決定着改革的成敗。
文章最後說，“把孩子連同髒水一起潑掉”的態度是萬萬不可取的。建立一個法治、公正、健康的市場經濟，應當是我們矢志不移的目標，這個大方向不容動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