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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一上來便謙虛地說自己準備不足，北京市市長王岐山極具個人魅力的發言還是成爲2005中國市長論壇最大的亮點。因爲本次論壇的主題是發展、節約和效益，所有與會的市長們都清一色地選擇了襯衫和T恤，顯得輕鬆而又得體，王岐山也不例外。
與印象中雷厲風行、說一不二的王岐山有所不同的是，這位曾經在“非典”危機中叱吒風雲、又在備受矚目的奧運籌備中勇挑重擔的北京市市長少了些許鋒芒，談笑之間，更像是一位親切的朋友在和你侃大山，而侃侃而談的話題卻關乎到城市發展、建設和節約等重要話題。從中，人們或可瞭解到一名市長的所思、所做以及所爲。
節約 體現科學發展觀
發展是硬道理，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但關鍵問題在於爲誰發展，怎麼發展。王岐山開門見山便說：“我認爲中央的科學發展觀和現在講的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是適時而且是正確的。”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經濟獲得高速發展，但城鄉、區域、行業之間、人羣之間的收入分配不平衡問題日益凸顯。由此王岐山認爲，科學發展觀不應該成爲一個口號，每個市長都應該認真想想爲什麼要提出以人爲本、全面、持續、可協調的發展觀。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目前中國不少地區的發展都依賴於土地加信貸這種模式，而去年的宏觀調控將這兩個閘門關閉了。王岐山認爲，爲擺脫這種困境，就要求進行結構的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從外延到內涵，從粗放到集約。
談到節約，王岐山首先從自己身邊的事說開來。“我們辦公室27.2度，我說怎麼這麼熱啊，爲什麼啊？沒開空調，因爲節約，政府要帶頭。”爲了節約用電，在夏季用電高峯的時候，北京、杭州這樣的大城市都關閉了景觀燈。但是節約是不是就意味着關閉景觀燈呢？對於這個問題，在肯定了保證百姓生活用電重要性的同時，王岐山也指出：“這點電算什麼，能節約多少？修它是爲什麼，亮起來嘛！”王岐山肯定了節約的重要意義，但是他也指出像關閉景觀燈這種方式省出來的電是非常有限的，節約的重點要放在一些大型工程建設上，要放在轉變企業生產方式和理念上，要本着科學的發展觀。爲此，他舉了德國的例子。“我去年去了一趟奔馳廠，給我刺激挺大，德國的節水從小學課本就開始講，德國的植被比我們好多了，人均水資源比我們高多了，人均土地比我們也多多了，可是我發現奔馳廠總部一共只有2.5平方公里，出70萬輛奔馳車！沒有闊氣的門臉兒，也沒留首長視察線。”
借鑑德國奔馳廠的經驗，王岐山要求新成立的首鋼冷軋廠在用地、用水方面統統按照世界水平。另外不要在廠子裏搞生活區，更不要在廠子裏搞辦公樓。“這個廠就應該是一個車間!”王岐山說。
“所以節約是一種文化，是一種意識，不應該簡單地作爲一個口號”。王岐山說，“科學發展觀是在增長方式的轉變和存量問題上，餘地很大，有廣闊的空間。”
發展 堅持城鄉統籌
城市的發展離不開農民工，“離不開人家還煩人家，公理何在？”王岐山的話擲地有聲。然而，王岐山也坦言，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大量涌入給城市人口、資源環境帶來了巨大壓力。“中央給我們(北京市)批的2020年的人口規劃是1800萬人。現在北京的戶籍人口1130多萬，半年以內的流動人口380萬，但這個數字又不能完全相信，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三個月的、一個月的、瞬間的，市長管理和服務的對象到底是多少人，說不清。”
管理的難度不僅僅體現在數量的統計上，更重要的是，人口的素質的差異很大。從文盲到有可能得諾貝爾獎金的，同居一城。有的地方樓上是白領，樓下就是來城裏找工作的。面對城市發展既要鼓勵農民進城又要使人口資源合理的兩難境地，王岐山強調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在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上下功夫，他說：“城市發展的定位要清楚，興什麼事兒就引什麼人來。”
農民宅基地要不要動？
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像很多市長一樣，王岐山也越來越感到一個問題：土地資源的緊缺。由於糧食耕地不能動，近期發展中，一些城市已經開始“琢磨”農民的宅基地了。很多專家都寫文章說中國的地有很大潛力，如果把農民宅基地按照城市的標準“摞”起來多好。然而從80年代就開始研究“三農”問題的王岐山對動農民宅基地深表擔心和憂慮。王岐山認爲現階段由於農村的基礎教育還很薄弱，簡單的讓農民“上樓”，問題會有很多。
他舉了一個例子：北京爲了修建四環、五環，每人補償三萬元已經讓四環、五環兩邊的一些農民“上樓”了，然而基礎設施沒有給人家接上，農民上了樓非常不習慣，沒有穩定的就業，沒有穩定的社保，更談不上醫保，農民原來有一個院子可以在院子裏種點什麼，原來什麼都不花錢，現在還要跟他收電梯費、物業費，農民說絕對不交。在禽流感期間，更發現很多農民在高層樓房的陽臺上養雞養鴨。所以王岐山說：“讓農民這種‘上樓’可要小心，要是把那塊宅基地再琢磨了？”王岐山停了一下，最後說：“我最近一直在衡量，沒有下決心。”
王岐山認爲，讓農民“上樓”並不是城市化。“以人爲本，從人的角度來講，我認爲城裏人絕對不是住樓房和住平房的問題，一個農民要變成城裏人是要經歷很長時間的。”他說。
管理 政府職能要轉變
王岐山說：“我們市長的職能包括髮展、改革、建設、管理，然而我有一個觀點，一個城市的城市建設、發展是相對的，只要這個城市在，管理就是永恆的。”他用四個“第一位”明確表示了作爲北京市長的職能所在：“穩定安全是第一位的；服務好黨中央是第一位的；服務好市民是第一位的；創造市場環境是第一位的。”
安全 離不開科學發展觀
王岐山表示，無論是本着以人爲本的理念，還是因爲北京是中國的首都，安全在北京都顯得格外重要。而保證安全一樣離不開科學的發展觀。
2004年年初的密雲踩踏事件使得北京重新審視、排查安全隱患。王岐山舉了一個排查中的例子來說明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意義。他說：“通州區長在排查中發現解放軍的油庫按照法律規定的距離和宿舍樓離得太近了，讓我和軍隊談判，讓軍隊遷走油庫。我就問他是先有油庫的還是先有宿舍樓的，結果是先有油庫的。建這片宿舍樓的時候怎麼不想想，現在一量，距離太近，才覺得危險。那就拆宿舍樓吧，可是要拆這片房子談何容易啊，太難了，需要大筆的錢。於是我說對不起，區長同志，你就看着吧，24小時看着這個油庫，一有動靜趕緊撤老百姓。”“與此類似的例子在北京找出來好幾個地方”，王岐山說，“所以我個人領會科學發展觀了不得。”
數目字管理任重而道遠
面對城市管理的種種難題，王岐山想起了《萬曆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說的“實行數目字管理，中國就現代化了”。王岐山在80年代初聞這種觀點的時候還頗爲驚異，但是“這麼多年不同的工作崗位、領域、地域，令我深深感受到我們的數目字管理差得太遠，如果我們都不能做到定量，數據的真實性超出一定範圍，實際是要對決策產生質的影響的。”王岐山說。
王岐山拿經濟普查舉例，最新彙總的數據有比較多的更新，因爲基礎工作的問題和所有問題都連着，所以其他的相關數據就都得變，對全國各地區、產業結構的形勢判斷就都需要改變，當然，決策也要改變。
王岐山說：“我感受到基礎、基層、部門的工作，在影響着我們、困擾着我們。有好多工作一錯都得重來。我們應該保持數據信息的統一性、要引進世界先進的計算機和各種軟件，實現資源共享。”
“圍繞着城市管理，就看得出我們的體制和發展過程，爲什麼說既是機遇期又是矛盾凸顯期呢。”王岐山意味深長地說。
部門職能要合理劃分
現在城市的發展很快，但所謂的城市發展並不只是城區的發展，還包括郊區、農村的發展。現在城市裏的綠化歸園林局管，農村的歸林業局管，“綠化的事兒、草坪的事兒，市裏的、郊區的，分不清最後找誰？這個事兒又不太費勁，只要說通了，合併了就好了。我今年下半年準備把林業局和我們的園林局合併了。”王岐山表示。
再比如，美國的急救電話911，誰都能記住。而我們的急救車有兩個號，120和999，分別屬於衛生局的和紅十字會，兩個不同的部門還競爭！“這個也競爭啊？這是急救車啊！”王岐山說，“現在市民投訴有投訴的電話，食品安全也有食品安全的電話，非典的時候有人提出來是不是統一有一個號以便市民求助和危機受理，但整合一個總號碼十分困難。將來辦奧運，外國人怎麼打救急電話，這確實是個問題。”
政府要着力做好基礎工作
在談到水價時，王岐山強調了政府基礎、基層工作的重要性。他說爲了轉變北京的水價不到位、價格機制不能起到作用的局面時，北京也曾經想過要實行梯級水價，但最後一刻還是撤銷了。王岐山解釋說，不是梯級水價不科學，而是實在難以操作和執行。首先現在的水錶不行，現在很多不是一戶一表。結果就導致分表和總表對不上，弄得街坊鄰居不和諧。而且有的人只要在鐵心的水錶下面放一塊吸鐵石水錶就不轉了，聽說這種表還有賣的，並且沒有單位時間。還有一個問題，整個北京市只有400名查表工，查表都查不過來，梯級水價目前在北京不具備可操作性。
王岐山坦言，其實最節水的是居民。起碼居民不能容忍自己家的水龍頭漏水不去修。而在機關、事業單位卻不是這樣。機關、事業單位的用水量是居民用水量的3倍。“所以說不要爲難居民，另外我們也沒有本事爲難人家，你根本查不過來水錶啊。所以有一些東西是我們的基礎和基層工作做得不到位，我們有些改革出不了臺，出了臺最後也辦不到。”
說到城市基礎設施價格的時候，王岐山說：“現在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配置資源要起基礎性作用，結果基礎的一些資源價格是扭曲的。”北京是現在還保持着月票的城市。“現在想解決這個問題，因爲要開奧運會了，這樣實在太不像樣了，廣州都是一卡了，上海也一卡了，我們實在應該學習他們，但這個事情拿起來又放下了。”王岐山說。爲什麼呢？因爲要考慮學生的利益、要綜合考慮地鐵票等諸多問題。但是王岐山還是表示了決心：“現在我們正在下決心，今年再不動，明年更不能動了，但是怎麼下決心，既得利益怎麼保護，怎樣既能維持穩定，同時又可以把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扭轉過來。”
依法治市政府不能包辦一切
有的外國人批評中國的上訪多，王岐山就反駁說：“按依法治市、依法治國的理念，這些到政府、黨委、各機關上訪的人原本應該到法院去，把這些人和上法院的人加起來，和外國相同發展時期比較，其實我們的也不算多。”反過來我們不禁要想：本來應該去法院的人跑到政府來，爲什麼？政府包辦一切。王岐山一針見血地指出：“因爲你(政府)抓着權力不放，你不轉變職能啊，黨讓你轉變你死活不轉，抱着權力和利益不放，該乾的事兒不幹，現在我們的職能轉了一部分，但遠遠不夠。”
“現在所有的委辦局養了多少事業單位？事業單位現在都是有政府權力的，他們代替了市場的中介活動，這樣一來阻斷了市場經濟體制的組織和創新能力。而現代化恰恰就是組織和制度創新的過程。”
“我現在也在力求改變自己，也爭取說服和改變我們的同事和我們的委辦局。”王岐山說，“但是我發現還是挺難的，讓誰放棄一條，轉變一條都挺難。”
儘管困難重重，王岐山最後還是表示：“我們要按着中央的要求，一切從實際出發，從點滴做起，不要一步‘四’個腳印。”(本文未經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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