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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我國共有183個城市正在規劃建設現代化國際大都市。這符不符合中國國情？我國城市規劃的方向在哪裏？記者就此專訪有關專家。
中國不可能、也沒必要有那麼多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
記者：最近有媒體報道稱，全國共有183個城市正在規劃建設現代化國際大都市。您怎麼看待這一現象？
王景慧(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顧問、總規劃師)：對於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學術上沒有明確定義。從性質上，它是以在區域中所處的地位和所發揮的作用來定義的，是能擔負國內外經濟結合的橋樑。應該說，北京和上海已在發揮這樣的功能了，不過中國不可能、也沒必要有那麼多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就像不可能、也沒必要讓每個城市都擁有民用飛機場。
袁曉勐(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博士)：這明顯脫離了我國經濟與城市發展的實際。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只有在金融、交通、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具有全球影響力和相當控制力的城市才稱得上“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國際化大都市所要具備的基本條件是強大的經濟輻射能力，突出表現在發達完善的資本市場。比如倫敦，其銀行、股票、期貨等金融行業的影響舉足輕重。這是目前我國的城市無法比擬的。我國城市經濟總量增長較快，但結構性、地域性矛盾突出，多數行業在國際分工中處於較低層次。
記者：依此標準，我國有哪些城市有望躋身於現代化國際大都市行列？
袁曉勐：我國真正具備現代化國際大都市部分特徵的僅有香港、上海和北京等極少數城市。可以樂觀地認爲，經過若干年努力，我國有一兩個城市能夠躋身現代化國際大都市行列，但也必須清醒地看到，也僅此一兩個城市而已。
“盲目貪大”的規劃暴露出城市規劃體制上的弊端
記者：既然很不合國情，那您覺得這麼多城市都在勾畫宏偉藍圖的原因是什麼？
王景慧：原因可分爲兩方面：從好的方面說，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城市開放發達；從另一方面講，現在人們某種程度上有些浮躁。很多這樣的規劃其實是政府提出的，和“形象工程”有關。
袁曉勐：一方面，有些領導主觀上貪大求洋；另一方面，也是利益驅動使然。土地是最大的國有資產，城市政府的主要收益來自於土地出讓；而經濟發達地區已幾乎無地可賣，唯有將城市“做大”，增加土地供給，才能增加城市財源。
記者：應該還有城市規劃體制上的深層次原因吧？
袁曉勐：就此事而言，城市政府的運行成本能否逐步脫離土地收益是個關鍵。不解決這一問題，政府就會有搞“圈地運動”的衝動，就有可能濫用權力干預和扭曲城市規劃。當然，“盲目貪大”的規劃也暴露出城市規劃體制上的弊病。從理論上看，城市規劃理念貧乏，人文關懷缺失；從實踐上看，城市規劃還帶有濃厚的計劃色彩，片面追求經濟目標。
要搞好規劃，首先需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把建設宜居城市作爲重點
記者：中央領導同志不久前指出各地要把建設“宜居城市”作爲城市規劃的重點。那麼宜居城市的標準是什麼呢？
袁曉勐：“宜居城市”是個綜合概念。硬件方面包括要有完善的基礎設施、良好的生態環境、達到一定審美價值的城市景觀。軟件方面主要是經濟和社會環境的營造。前者是指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就業提供、有效率的政府公共服務和穩定寬鬆的政策環境等，後者是指良好的社會風氣和治安，有特色的、開放的、多元的城市文化等。
王景慧：我認爲這個概念源自以人爲本的思想，體現了正確處理城市生產與生活功能的理念。
記者：看來，滿足居民的基本生活、居住需要應該是現代城市的首要職能。建設宜居城市，應遵循怎樣的原則？
王景慧：要搞好城市規劃，首先就要規範領導人的觀念，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許多城市在現代化過程中沒有處理好保護與發展的關係，要考慮到城市規劃對歷史文化資源、環境的破壞，也就是要爭創高效的“綠色GDP”。
袁曉勐：綜合考慮城市的規劃建設，不能片面地把建設“宜居城市”等同於治理環境或建設文明城市。城市規劃不僅要在宏觀的城市尺度上設計城市景觀和風貌，繼承和保護具有特色的文化，培育城市精神，也要在微觀的街巷尺度上考慮如何促進市民之間的交流，建立和諧的鄰里關係和社區文化。
“公衆參與”引進城市規劃機制對城市規劃意義深遠
記者：建設部部長汪光燾近日批評有的城市在總體規劃時仍將寬馬路、大廣場、中心商務區等作爲規劃的重要內容。您怎麼看待這類規劃？
王景慧：建廣場本身不是壞事，要看廣場選擇的地點是否靠近城市居民、方便百姓利用。現在，很多廣場都建在市政府門前，很有可能就是“形象工程”，百姓很難利用這樣的資源。
記者：有的地方把“公衆參與”引進城市規劃機制，您認爲這對今後城市規劃的意義何在？
王景慧：城市規劃本質上是要彌補市場調節缺失的公共政策作用，是對企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種調節。加入“公衆參與”使城市規劃更加代表最廣大人民羣衆的利益。
袁曉勐：這對城市規劃意義深遠。但僅僅“引入”還很不夠，有必要在修訂中的《城市規劃法》中明確公衆參與的程序、形式和內容，確定其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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