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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更多窮人分享“發展的成果”━━寫在2005年國際消除貧困日之際
10月17日，國際消除貧困日。面對2015年將全球貧困人口減半的“千年發展目標”，世界各國都在思考同一問題：如何讓更多窮人分享發展的快樂？
解讀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會發現一連串有關“消除貧困”的關鍵詞：緩解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繼續減少貧困人口，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加強和諧社會建設……
可以預見，隨着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黃金髮展期”和“矛盾凸顯期”，今後一個時期，政府將把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放在突出位置，以期讓“改革和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經濟增長不等於“自然減少貧困”
從西方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撰寫《國富論》開始，“致富的經濟學”一直是一門顯學。但“致富的世界”並沒有消滅貧窮。進入21世紀，貧困的挑戰變得更加嚴峻。
聯合國扶貧機構的統計數字顯示，在過去50年中，世界財富增加了7倍，而貧困問題卻日益惡化。在最近5年裏，全世界貧困人口增加了3億，每天有7.5億人捱餓。這顯示，經濟增長並不必然帶來人們生活的富足，問題出在市場失靈時的政府或政策缺位上。
國務院扶貧辦政策法規司司長劉福合說，中國的扶貧成就令世界矚目。儘管2003年我國貧困人口一度有所回升，但總體回顧“十五”期間，由於我們採取了整村推進、勞動力培訓轉移、產業化扶貧、建立擔保基金、改革貼息方式等一系列扶貧增收措施，使得扶貧工作出現了歷史性轉折。
10月17日爲國際消除貧困日。1992年12月22日第47屆聯合國大會確定每年的10月17日爲“國際消除貧困日”，旨在引起國際社會對貧困問題的重視，宣傳和促進全世界清除貧困的工作，動員各國採取具體的扶貧行動。
特別是“十五”最後兩年，中央連續下發兩個一號文件，歷史性地減免了農業稅費，並對種糧農戶給予補貼，跳出了農民負擔越減越重的“黃宗羲定律”。去年全國農村沒有解決溫飽的絕對貧困人口減少了290萬，下降10%；低收入人口減少了640萬，下降11.4%，兩者都是近5年來減少幅度最大的一年。今年上半年，農村居民收入又有較大幅度增長，這預示着我國減貧進程加速。
作爲我國扶貧開發的起點，甘肅是我國扶貧大業的一個縮影。從改革初的“三西”開發，到“母親水窖”行動，從山區移民到近年來的“整村推進”式扶貧，從改善基礎設施條件到推動基層組織建設——甘肅的扶貧循序漸進，成效顯著。定西以勞動力轉移培訓爲重點，提高了貧困人口的素質和收入水平。據國務院扶貧辦調查，定西2004年共轉移勞動力48.5萬人，勞務收入9.7億元，人均收入2000元。昔日“苦甲天下”的定西已難尋蹤影。
中國城郊經濟研究會會長包永江說，實踐表明，扶貧開發工作是一種制度性安排或政策性選擇，不能完全推向市場。貧困羣體在市場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不可能自然獲得經濟增長的福利，反而有可能受到損害，一些非洲國家出現“越扶越貧”的現象就是典型例證。
貧困人口的“軟指標”不容忽視
“貧困”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重要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因此在考察貧困狀況時，一些專家常使用貨幣性和非貨幣性兩類指標來反映。
就貨幣性指標而言，改革開放25年來，我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從2.5億人減到2610萬人，貧困發生率從30%降至2.8%。
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陸學藝說，儘管我們的貨幣性指標成就驚人，但坦率地說，就非貨幣性的軟指標而言，如基礎教育、兒童和母親健康水平、飲用水和衛生設施的獲得、環境保護等方面，我國貧困地區和貧困羣體還有較大差距。
國資委專家白津夫認爲，由於政策調整沒有跟上或到位，經濟差距“硬化”爲一種格局，並形成明顯的社會差距。一部分地區、企業和羣體處在明顯的弱勢地位，經濟發展的成果不能惠及到社會各個方面，甚至出現了差距拉大的現象。用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來看，中國目前基尼係數已經超過0.45，達到收入分配差距“可以容忍的上限”。
據測算，將城鄉貧困人口、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失業和下崗職工、殘疾人、災難中的求助者、農民工等各類處於弱勢地位的人口數加總，再扣除重疊的部分，中國目前的弱勢人羣大約有1.4億至1.8億人。
從世界範圍看，發展中國家有28億人民(佔其人口一半以上)生活在貧困中。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到2015年多數發展中國家都無法實現教育、衛生、環境和其他領域的大部分“千年發展目標”。
白津夫說，我國“十一五”規劃建議提出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就是要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在經濟生活中把效率放在第一位，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領域，把公平放在第一位。從而創造既有利於先進生產力發展，又有利於共同富裕的分配製度。
徹底消除貧困呼喚“深度改革”
《2005年世界社會狀況報告：不平等的困境》的調查報告稱，儘管許多地區，特別是亞洲正享有空前的經濟增長，但80%的世界財富是由世界的20%人口控制，今天的世界要比十年前更加不平等。
這個報告顯示，全球發展不均衡的基本瓶頸在於，西方發達的工業化國家掌握了全球超過三分之二的資源，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成爲廉價勞動力輸出地或市場，全球發展的利益，大部分流入發達國家富人的口袋裏。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謝陽說，很顯然，從世界範圍看，不合理的貿易規則加劇了貧困差距。
“十五”期間，中國利用加入WTO的契機，積極參與完善全球貿易規則的磋商和談判，最大限度地爭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努力創造公平合理的外部發展環境，取得了積極進展，但與我國的經濟總量和高速發展水平相比，還很不相稱。
回顧國內，按聯合國制訂的貧困標準，我國貧困人口約佔總人口的10%，已進入所謂消除貧困的“瓶頸階段”。在這一階段，政府面臨解決溫飽和鞏固溫飽的雙重壓力，要徹底消除貧困觸及到一些深層體制問題。
陸學藝說：“窮人貧窮並不僅是因爲他們觀念落後，而是一些政策性歧視造成的。要說觀念落後，恰是那些阻礙城鄉一體化改革的人落伍了。還窮人以‘起點公平’，應是消除貧困的根本目標。”
國務院扶貧辦有關負責人表示，“十一五”期間，中央有關“五個統籌”、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等重要思想，將進一步轉化成具體實惠的扶貧開發政策措施，如通過財政分配體制改革，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教育、醫療、文化等社會事業，將得到強力支持，衆多城市資源將向農村輻射。到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標實現時，《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承諾基本解決現有貧困人口的目標也將如期實現，那時，更多中國人將享受到“發展帶來的快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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