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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全集》是巴金從1986年開始編輯的。本來，巴金是不打算編印全集的，他一直認爲，自己的作品中有不少“失敗之作”，甚至“廢品”，沒有必要收集起來重印一遍。1985年初，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王仰晨(樹基)的再三動員下，巴金基本同意編印全集，當年11月，商定了全書的框架和編目(此後不斷有所調整)，年底，他在給王仰晨的信中說：“說實話，我又不想搞《全集》了，我真希望被大家忘記，讓我安靜地再活幾年，再寫兩三本小書留給後人。可是我知道我不讓你搞，別人也會搞，我活着的時候我還可以指指點點，出主意，想辦法，你也多少了解我。讓你來搞，這樣總比我死後別人來搞好些。這些日子裏我的確進行了一番思想鬥爭，要不要讓你搞？寫這信時我這樣決定：搞，讓你搞。”這樣，從1986年起，全集開始陸續發稿，出書。巴金是這樣看待這件工作的：“我只希望它成爲一面鏡子，真實地、全面地反映出我的整個面目，整個內心。”爲了認認真真做好全集的編輯、出版工作，年逾八十的巴金以病弱之軀，仔細地審讀原稿，校閱清樣，有時一天工作六七個小時，並頻繁地通過書信同王仰晨交換各種意見，1985年1月至1992年底，他寫給王仰晨的信達200餘封。
經過整整八年的艱辛勞動，1993年底，二十六卷《巴金全集》全部面世。這部全集是迄今爲止收文最豐的一部巴金作品總彙，也是顯示“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發展歷程和巨大成就的一項宏闊建築。
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建設，是巴金最爲關注的另一件大事。三年前，1990年4月，中國現代文學館建館5週年的時候，巴金曾寫信給文學館館長，信中說：“我說過文學館是我最後一件工作，我應當把全部力量獻給它。其實你們爲它出的力，爲它花費的心血比我多得多，我已經精疲力竭了。但是隻要我的心還在燃燒，我就要爲文學館出力。”“讓我們大家爲文學館出力吧。文學館會發展下去。中國作家的美好心靈會通過文學館的發展而開花結果！我堅決地相信，事業一定會大發展。”他向文學館繼續贈送圖書、手稿，繼續捐贈稿酬，繼續呼籲海內外人士關注她，幫助她，支持她。在海內外文學界和關注中國文學事業的各界人士的熱情支持下，文學館在艱苦的條件下逐步發展，截至1990年，已收藏各種書刊資料近20萬件，其中，圖書10萬餘冊，期刊2000餘種6萬餘冊，此外還有作家的手稿、照片、書信、文物以及錄音、錄像和其它文獻資料1萬餘件。文學館的藏書中，作家贈書約佔三分之一，僅作家親筆簽名的著作就有近6000冊。文學館爲除了自己的著作外還大量捐贈自己藏書的作家，設立了專門的文庫，其中最早設立的作家文庫就有“巴金文庫”。
然而，文學館還面臨着巨大的困難。臨時館址借用的萬壽寺西院，將在1994年到期。由於萬壽寺是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如再繼續借用，將實行有償租借，而租金卻是文學館無力承擔的。爲了使文學館擺脫困難，找到永久性的館址，1993年初，巴金寫信給中共中央總書記，信中說：“我爲中國現代文學館目前遇到的困境感到不安。歸結起來最迫切的是建館舍的問題，希望能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並獲得批准。在新館未落成之前，希望仍在萬壽寺西院內安身，不實行有償借用。文學館將是我一生最後一個工作，絕不是爲我自己。我願意把我最後的精力貢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它的前途非常廣闊，這是表現中國人民美好心靈的豐富礦藏。我不願意看見它夭折。前面有不少困難，需要大家的支持；也希望得到您的幫助，請您過問一下。一切拜託了！”2月下旬，冰心也致函國務院副總理，懇請國家支持和幫助建立新館。在有關領導和有關部門的關切下，國家正式決定投資9600萬元，在北京建設面積爲24000平方米的中國現代文學館新館。作爲現代文學館的倡議者、支持者和催生者，巴金感到欣慰。
1993年，巴金又獲得兩項榮譽。4月，亞洲華文作家文藝基金會授予他“資深作家敬慰獎”，獎牌上寫道：“巴金先生著作等身，作品廣受讀者喜愛，歷久不替，堪稱文壇瑰寶。”年底，歐洲舉辦的頗具影響的文學評獎之一意大利蒙德羅國際文學獎評委會授予巴金和以他爲主席的中國作家協會特別獎，“以表彰其在促進中意文學交流中作出的重要貢獻”。巴金沒有出席這兩項獎的授獎儀式。前者由他的女兒李小林在上海代領，後者委託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馮牧赴西西里島巴萊莫市領獎。巴金默默地坐在自己的書桌前，不時用顫抖的手，握起沉重的筆寫着，他寫信，也寫些短文，他要留下更多的肺腑之言。
按農曆計算，1993年(癸酉年)11月是巴金90華誕。全國政協和上海市政協在巴金寓所舉行了慶賀壽辰的活動。深情的祝福從中國和世界各地飛往上海。這個時候，巴金對衆人說的是這樣一段話：
我的一生是靠讀者養活的，只要讀者不拋棄我，我還要活下去。
我明白一個道理，生命的意義在於奉獻而不是索取。我是不是做到這一點，是不是一個誠實的人，等將來看，要蓋棺論定。
(選自李存光《巴金傳》，題目爲編者加)
我絕不是在這裏危言聳聽，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現在我的眼前。那無數難熬難忘的日子，各種各樣對同胞的傷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顛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僞難辨的大混亂，還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難道我們應該把它們完全忘記，不讓人再提它們，以便二十年後又發動一次“文革”拿它當作新生事物來大鬧中華？！有人說：“再發生？不可能吧。”我想問一句：“爲什麼不可能？”這幾年我反覆思考的就是這個問題，我希望找到一個明確的回答：可能，還是不可能？這樣我晚上纔不怕做怪夢。但是誰能向我保證二十年前發生過的事不可能再發生呢？我怎麼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穩不會在夢中揮動雙手滾下牀來呢？
並不是我不願意忘記，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讓我忘記。我完全給解除了武裝，災難怎樣降臨，悲劇怎樣發生，我怎樣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淵，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滅亡，卻幾乎被折磨成一個廢物，多少發光的才華在我眼前毀滅，多少親愛的生命在我身邊死亡。“不會再有這樣的事了，還是揩乾眼淚向前看吧。”朋友們這樣地安慰我，鼓勵我。我將信將疑，心裏想：等着瞧吧。一直到宣傳“清除精神污染”的時候。
那一陣子我剛剛住進醫院。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綜合徵，是神經科的病人。一年前摔壞的左腿已經長好，只是短了三公分，早已脫離牽引架；我拄着手杖勉強可以走路了。讀書看報很吃力，我習慣早晨聽電臺的新聞廣播，晚上到會議室看電視臺的新聞聯播。從下午三點開始，熟人探病，常常帶來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幾天，空氣就緊張起來，收音機每天報告某省市領導幹部對“清污”問題發表意見；在熒光屏上文藝家輪流向觀衆表示清除污染的決心。我外表相當鎮靜，每晚回到病房卻總要回憶一九六六年“文革”發動時的一些情況，我不能不感覺到大風暴已經逼近，大災難又要到來。我並無畏懼，對自己幾根老骨頭也毫無留戀，但是我想不通：難道真的必須再搞一次“文革”把中華民族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仍然沒有人給我一個明確的回答。小道消息越來越多。我彷彿看見一把大掃帚在面前掃着，掃着。我也一天、兩天、三天地數着，等着。多麼漫長的日子！多麼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頭上烏雲越聚越密，四周鼓聲愈來愈緊，只是我腦子清醒，我還能夠把當時發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進展的過程相比較。我沒有聽到一片“萬歲”聲，人們不表態，也不繳械投降。一切繼續在進行，雷聲從遠方傳來，雨點開始落下，然而不到一個月，有人出來講話，掃帚掃不掉“灰塵”，密雲也不知給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們也只好銷聲匿跡。我們這才免掉了一場災難。
一九八四年五月在日本東京召開的四十七屆國際筆會邀請我出席，我的發言稿就是在病房裏寫成的。我安靜地在醫院中住滿了第二個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斷，小道消息未停，真真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腦子分析。在病房裏我沒有受到干擾，應當感謝那些牢牢記住“文革”的人，他們不再讓別人用他們的血在中國的土地上培養“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養的花看起來很鮮豔，卻有毒，倘使花再次開放；哪怕只開出一朵，我也會給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療了。
經過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產生第二次“文革”，並不是沒有土壤，沒有氣候，正相反，彷彿一切都已準備妥善，上面講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要是拖長一點，譬如說再翻一番，或者再翻兩番，那麼局面就難收拾了，因爲靠“文革”獲利的大有人在。……
我用不着講下去。朋友和讀者寄來不少的信，報刊上發表了贊同的文章，他們講得更深刻，更全面，而且更堅決。他們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有更慘痛的遭遇。“千萬不能再讓這段醜惡的歷史重演，哪怕一星半點也不讓！”他們出來說話了。
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大家看看它的全部過程，想想個人在十年間的所作所爲，脫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面目，償還過去的大小欠債。沒有私心纔不怕受騙上當，敢說真話就不會輕信謊言。只有牢牢記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
建立“文革”博物館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過去”，才能作“未來”的主人。
我明明記得我曾經由人變獸，有人告訴我這不過是十年一夢。還會再做夢嗎？爲什麼不會呢？我的心還在發痛，它還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夢了。我不會忘記自己是一個人，也下定決心不再變爲獸，無論誰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進入夢鄉。當然我也不再相信夢話。
沒有神，也就沒有獸。大家都是人。
選自《巴金自傳》(標題編者加，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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