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如是說：我也想給讀者指出道路(組圖)

10月18日上午，巴金的親友到他家裏獻上鮮花

　　“其實我自己也想給讀者指出道路的，只是沒有辦法，指不出道路，所以很痛苦。”

　　作者說明：昨天巴金先生去世，《新民週刊》要我爲之提供有關巴金先生的資料。我從筆記本上找出一段於1990年初與巴金先生的談話內容，當時我所寫的《人格的發展——巴金傳》出版不久，巴金先生閱讀了該書後，針對書裏所提到的一些問題所作的回答。巴金先生事先是作了準備的，所以我一進去，他就根據我所擬的問題作解答，基本上是他說我記錄，偶爾有些插話。我記錄下來是爲了以後修改這本傳記時用的，後來有一家雜誌做世紀印象專欄，要去發表過。但好像巴金先生的文集裏都沒有收錄，新近再版的《再思錄》裏也沒有收錄。但我覺得裏面說到的內容，對於理解巴金先生的生平和創作是很有新意的。所以交由《新民週刊》重新發表。巴金先生的原話我沒有改動，但對我的說明和插話卻有所更動。特此說明。

　　1，問：我在《人格的發展》中有一段話是想描述您在30年代選擇人生道路的困難和痛苦，我說，“1930年以後，他成爲一個多產作家而蜚聲文壇，擁有了許許多多相識與不相識的年輕崇拜者，但這種魅力不是來自他生命的圓滿，恰恰是來自人格的分裂：他想做的事業已無法做成，不想做的事業卻一步步誘得他功成名就，他的痛苦、矛盾、焦慮……這種情緒用文學語言宣泄出來以後，喚醒了因爲各種緣故陷入同樣感情困境的中國知識青年枯寂的心靈，這才成了一種青年的偶像。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巴金的失敗就是巴金的成功。”不知道這樣說對不對？

　　巴金：我常說自己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我對自己所走的道路，一直不滿意。我在年輕的時候，常常想搞社會革命，希望對人類有比較大的好處。但有時想想，還是做一個作家，用筆寫出自己心裏的感情。我說過我不是個文學家，也不懂藝術，這是說真話。我拿起筆寫東西，就是因爲對社會不滿，肚子裏有感情要傾吐，有愛憎要發泄，我才寫東西。但是有一點我沒想到，我成爲一個作家也許比較符合我的性格，所以是意外的順利。

　　2，問：我覺得您創作《激流》等自傳性小說時，是誇張了少年時代家庭的封建專制性，而不是您童年時代的實際的狀況。

　　巴金：你說到我寫作的“誇張”問題。其實我寫小說與真實情況不完全一樣。我接受了“五四”反封建的思想，用反封建的眼光去看家庭。譬如我的祖父，你有些想法很好。(指我在《人格的發展》中分析了巴金祖父其實是個思想開明的紳士——思和附記)不過我小時候從眼睛裏看出去，祖父的權威是不可動搖的，在舊家庭中家長與子孫輩感情隔得很遠，我只有每天請安時看到他，所以我把他當作封建的代表去寫。還有我大哥，他在這個家庭裏發了神經病，一個人坐在轎子裏，把玻璃都砸碎。我那時一個人深夜在房裏，聽着這樣的聲音，心裏很激動，我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認識家庭的真相，開始學會把憤怒寫下來，就是這樣走上寫作道路的。我大哥後來病一直沒有好，他最後的自殺也與病有關係。我創作《家》的時候，大哥正好自殺。所以我寫《家》就是反封建，並沒有考慮其他問題。

　　但是寫小說與寫真人真事是不一樣的。我在小說裏攻擊的是舊制度，不是對個人。我在小說裏把二叔寫成高克明，是個守舊派，其實我二叔對我們不錯，他給我們講解過《春秋左傳》，講過《聊齋》中《席方平》，也是教我講真話的一位老師。我在《懷念二叔》裏說過，在我們老家找不到一個老頑固了。

　　我寫《家》最初是在報上連載，還沒有什麼壓迫，但到寫《春》的時候，國民黨的控制就嚴了，如果再寫《滅亡》這樣的題材要被禁止，那時靳以創辦《文季》，我就接着寫封建家庭的東西，比較容易通過。

　　3，問：您好像翻譯過蒲魯東的《何謂財產》，但我一直沒有找到這本書。

　　巴金：1929年，我從法國回來，譯了兩部東西，先是譯克魯泡特金的自傳(即《我的自傳》，這是巴金譯的第三部克氏的著作，前面兩部是《麪包與自由》和《倫理學的起源與發展》，都由自由書店出版——思和附記)，最初是由新民書局出的，接着就翻譯了蒲魯東的《何謂財產》，當時有個留法的朋友朱永邦，他回國後主持自由書店工作，我也在那裏當編輯。他譯了一部蒲魯東的著作，吳克剛也譯了一部。朱永邦建議我們把這三部譯稿交給商務印書館一起出，由他負責聯繫。我們就把譯稿交給他去處理，可是交出去後就沒有下文了。不久，“一·二八”戰事爆發，商務印書館遭受炮火，許多書稿都被燒燬了。我有一部小說稿，也被燒掉。大約這三部譯稿就此不存在了。《何謂財產》的前半部譯稿，在《民鍾》上連載過一些，我後來還爲它寫過一篇書評。

　　4，問：您與蕭珊在抗戰中走了很多地方，我寫這一段時特別沒有把握，不知道寫得對不對？

　　巴金：蕭珊在抗戰時候三次到桂林。我們在1936年認識。抗戰爆發後，我在廣州編《烽火》，她也在那兒，我們一起在廣州淪陷前夕逃出來，這是第一次到桂林。那是1938年11月。第二年我和她經過金華溫州回到上海，我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她複習功課，不久就南下，與朋友抱朴的妹妹秦滌清一塊到香港，轉道越南進入雲南，到昆明上大學。她先考上中山大學外文系，讀了不到一年，就轉到西南聯大外文系，我在1940年去昆明看她，然後回到四川故鄉。第二年暑假，我再次去昆明看蕭珊，我們一起由昆明到桂林，還有一個男生王文濤在一起，這是第二次到桂林。我主要負責文生社桂林辦事處工作，王文濤也留在那兒工作。蕭珊在開學時又回昆明去繼續讀書。不過沒過幾個月，她第三次來桂林，再也沒有去昆明，一直到1944年我們結婚。所以她大學沒有畢業。

　　5，問：能否請您談談市場經濟與文化出版工作的關係。現在商品經濟對於文化出版的衝擊很大，許多嚴肅的出版物都面臨難以維持的問題，您在1935年與朋友辦文化生活出版社時是怎樣面對這些問題的？這也是文化出版與知識分子的人文理想的問題。

　　巴金：文化生活出版社是在1935年辦起來的。那時也有商品經濟和文化市場的矛盾。出版不景氣，文藝書籍，特別是翻譯的文藝書籍，都找不到出版社印。人家都說現在沒有人看文藝作品，我就不相信。後來編了《文學叢刊》、《譯文叢書》，銷路都不錯。局面也打開了。現在出版碰到的問題主要是體制的問題。現在出版社人多，開銷就大，那時人少，而且我們幾個人都是義務的，沒有人想賺出書的錢，一本書初版800本、1000本，本錢就不虧了。抗戰時期我在上海，出版情況不好，印刷廠都很空閒，只要有稿子，排印很快，我那時編了好幾本書，像艾蕪、屈曲夫、羅淑的作品，都是那時編的。書印出後到大後方去賣，銷路都很好。在廣州時期，飛機每天在頭上轟炸，我們照樣搞出版工作，那時只要是對抗戰有利，我們什麼也不在乎。後來在大後方就困難一些，主要是郵寄不方便，但嚴肅的文藝作品還是受歡迎的。我的《憩園》賣得好些，其他的書大約也是初版1000本。那時出版物也混雜了許多色情的無聊的讀物，我們出嚴肅文藝就是跟它們鬥爭。在《第四病室》裏寫到過這些。(巴金在《第四病室》的《小引》裏說：“在這紙張缺乏的時期中，我們多耗費一些印書紙，使色情讀物的產量減少一分，讓我們的兄弟子侄多得到一點新鮮空氣呼吸，我們也算是報答了父母養育之恩，或者照另一些人的說法，是積了陰德了。”——思和附記)我自己一生寫文章，從來沒有爲了錢寫過文章，可以說沒有一篇是當商品賣的。

　　觸摸你溫暖的手

　　來到中國現代文學館的人，每一個都觸摸到了巴金的手

　　現代人們的步履匆匆。要是再去打開一篇20多年前的文字，靜坐閱讀，並且心動，那裏肯定有着最值得看的內容。“近兩年我經常在想一件事：創辦一所現代文學資料館。甚至在夢裏我也幾次站在文學館的面前，看見人們有說有笑的進進出出。醒過來時我還把夢境當作現實，一個人在牀上微笑。”這些溫馨的文字寫自1981年4月4日，寫字的人叫作巴金，篇名是《現代文學資料館——隨想錄六十四》。2004年3月11日，我就站在北京北四環內的文學館路上，面前就是中國現代文學館。

　　我以爲，豈止是這座文學殿堂，而且這條寬闊的京城之路的路名，也是由巴金的倡議而起的。我來到現代文學館採訪的緣由很簡單，百歲的巴金，已經常年臥牀，近日病情有起伏。昨天晚上，我將電話打到全國政協會議代表的住宿賓館，老舍之子、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舒乙告訴我，因爲會議要求，他明天不能回館，可以請展覽交流部主任唐文一介紹情況。預報這天的京城有沙塵暴，但我下得飛機，迎接我的是一派仲春的和煦陽光。

　　正南的文學館大門上方，是江澤民的題字：中國現代文學館。大門前，還擺着巨大的展覽告示：巴金百歲喜慶藝術大展。唐文一在辦公室等我，唐主任說道，文學館一號樓有四個門，正南的館名由江澤民所題，向東大門的館名由巴金題字，向南大門上的題字，是冰心的，而向西大門的題字，是葉聖陶的。

　　我說，“我是拉着巴老的手進來的”。唐主任跟着說道：你說的是巴老的手模吧；沒有巴老，就沒有現代文學館。“巴老的《隨想錄》，裏面就有兩篇“關於文學館的文章”。

　　巴金也曾經歷過“把無知當作改造的目標”的日子，甚至相信過“一個沒有文化、沒有知識、當然也沒有資料的理想世界”。當“空白”的日子終究過去，“1979年中期”關於文學館的想法“鑽進我的腦子”。巴金如是設想：文學館是一個資料中心，它蒐集、收藏和供應一切我國現代文學的資料，五四以來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們有關的書刊、圖片、手稿、信函、報道……對文學館的前途我十分樂觀，我的建議剛剛發表，就得到不少作家的熱烈響應。唐主任介紹，巴老的倡議發出，冰心、葉聖陶等老作家立即捐獻作品，也捐了錢，作爲建館的基金。

　　經胡耀邦在當年報告上批示，北京西郊的一座古建築被無償地“借用”作爲最初文學館所在地。在十幾年中，隨着中國作家們的“東西”越來越多，而作爲木結構的古建築卻在日益“衰老”，保存和展出都成爲了問題。由此，巴老提筆給江澤民總書記寫信。根據批示，中國現代文學館由國家立項，建造新館；建設資金逾億。

　　新館即將落成，當年的常任副館長舒乙想出了一個絕妙的好點子：將巴老的手模，做成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大門把手，讓所有來到中國文學館的人，都是“由巴金引領進門的”。1997年，這位被大家形容爲頗“天真”的舒乙，臨上飛機前，來到商店裏，買了塊大橡皮泥，“他以爲，到了上海，將巴金的手摁在上面，這事情就成了”。在上海他見到巴金，彙報了文學館的工作，“就拿着巴老的手使勁地往橡皮泥上摁”。可是沒想到，橡皮泥是沒有固定功能的，遇到溫度變化，它會變軟，變得模糊。“回來後，橡皮泥上的巴金手印模糊了”。

　　唐文一說道，第二年，我到杭州去，才取好了手模的。那一次見巴金，唐文一帶上了中央美院的雕塑家，並且帶上了石膏等工具用品。“那一次，事情非常成功，巴老的女兒在場，巴老在當場灌好的石膏漿上印好了手模，非常好，非常清晰”。唐主任頗爲感慨：在等候手模凝固的過程中，巴老在那一天“很激動”，與人們交流了一個多小時。“我沒記錄，非常遺憾，巴老甚至說到自己的身後事，他要和妻子蕭珊在一起”。

　　我與唐文一主任共同來到文學館的大門，在陽光裏他再次撫摸着用巴金手模做成的大門把手，顯得很是感慨。“來到中國現代文學館的人，每一個都觸摸到了巴金的手”。唐主任介紹，文學館一號樓所有的大門把手，都是用巴金的手模做成的，正在建設當中的二號樓的大門把手，也是用這個手模做的。我數了一下，文學館正南大門處，所有的門把手一共是14個，進門的把手，個個被前來參觀的人推動、撫摸得呈現出金色的光芒。上面巴金手掌上的紋路，極其清晰，讓人浮想不絕。

　　我想起了在上海魯迅紀念館內見到過的魯迅遺容石膏模型。那是在魯迅先生逝世當日，用石膏拓下來的，那上面至今還留着魯迅先生的十數根鬍鬚。這是魯迅先生遺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遺物了。大概也是因爲這個原因，魯迅先生的面模是無法複製的，也是不容複製的。而巴金先生的手模，卻能夠這樣被真實地複製，被熱愛着的他的讀者，最大範疇地觸摸。在這樣的手的觸摸當中，在這樣的心的觸摸當中，傳遞着彼此的體溫，相互溫暖，歷史和現實相逢，過去和未來相接，以致永恆。

　　送巴老遠行

　　他要遠行，要去與他久別的妻子蕭珊相會，要與他久別的朋友老舍、沈從文、曹禺、冰心相會……

　　10月17日晚上7點06分，當那顆堅強的心最終停止跳動的時候，病房周圍一片靜穆。大家強忍着淚水，不能出聲，因爲人們知道，巴金老人需要安靜。在101年的風風雨雨中，他耳邊的喧囂太多了，現在再也不能去打擾他了。他要遠行，要去與他久別的妻子蕭珊相會，要與他久別的朋友老舍、沈從文、曹禺、冰心相會……

　　歷史充滿着許多誤會，即如他總在說做一個作家並非自己的初衷一樣，或許巴金並不想承受這麼多東西，然而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中偏偏又讓他遭遇到那麼多。從年少氣盛，到老年的心平氣和，這似乎是自然規律，許多老人歷經風雨早已波瀾不驚了，但巴金做不到這些，他內心中依然有着狂濤巨浪。他晚年頻頻使用“煎熬”這個詞來表明自己的心境，我們可以想象得到他的靈魂所經受的磨難。所以，在今天我們與其稱他爲“大師”或“泰斗”，還不如說他是一個最孤獨和最痛苦的老人。

　　從來也沒有一位老人像他這樣，在晚年內心還那麼不平靜，還這樣揪着往事拽着痛苦不放。或許正因爲這樣，反而使得這位體弱多病的老人，在他的垂暮之年迸發出一種難以想象的力量，他要表白，他要傾訴，他還要高呼。《隨想錄》、《再思錄》，使得更多人在閱讀他的文字的同時，更深深地記住了這個人——這個比我們更孤獨和更痛苦的人。

　　現在，他解脫了，病魔再也無法糾纏他了，世事再也不能煩擾他了。他可以在另一個世界中與親近的朋友舒心地談話了，他可以甩開臂膀將自己沒有完成的心願完成了，比如翻譯赫爾岑的五大卷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比如寫他反映“文革”時期知識分子生活的長篇小說《一雙美麗的眼睛》，比如和他幾個好友清清閒閒地在西湖邊上喝茶……　　走出華東醫院，街上車水馬龍，在高架橋上看浦江兩岸，燈火璀璨。仰望星空，我不知道老人慈祥的眼睛是否在看着我們。我記得15年前的一個傍晚，我被一輛車丟在了路邊，夜幕降臨，我不知道能否找到車到達目的地，在這片茫然中，是隨身攜帶的《隨想錄》幫我度過那無助的時刻。當時是在遙遠的東北，如今，我來到了老人生活的城市，來到了他的 客廳，來到了他的身邊，他卻已默默無語。此時，我再也忍不下眼中的淚水了，我突然感到夜的寒冷，感到內心的孤單。我知道，“巴金”這個名字在中國知識界早已成爲一種象徵，在他的身上，體現着接受過五四精神洗禮的一代知識分子漫長的精神跋涉歷程，體現着爲光明和自由呼號的無數熱血青年的不懈追求，體現着迷失自我後難以撫平的心靈傷痛和痛定思痛後復甦的良知，體現着爲維護表達自我的權利、捍衛做人的尊嚴的良苦用心。但在我，他更是一位可親的長輩。我從來沒有給他送過花，從來也沒有想去打擾他，但這一次，卻一定要和熱愛他的千千萬萬讀者一起送他遠行，不爲別個，單單爲了他是在我人生成長中曾經帶給我最大的精神恩惠的人，爲了告別中國文學的一個時代——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心聲，這是他的幾代讀者的心聲，大家的心聲匯聚在一起，是那句滿含深情的話：巴老，一路走好。

　　巴金最後的文字

　　編者按：《懷念曹禺》是巴金最後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曹禺夫人李玉茹女士向《新民週刊》解釋了這篇文章的原委由來，並且對巴老的去世表達了悲思之情。李玉茹說：“巴老和曹禺是一輩子的朋友，從年輕的時候就結下了深厚的友情，到老，每年過年還要互相祝福。曹禺曾經開玩笑說：我要走在你前頭，這樣可以少一點痛苦。曹禺已經走了9年了，現在

　　，巴老也不在了。還好，我前兩天還去看了他一下，見到了他最後一面。雖然巴老走了，但他的人品、精神、著作都是留給我們後輩最好的財富，從這點上來說，他其實並沒有走。我很難過，讓我再次想到了曹禺，如果他在，該不知道要多麼痛苦了呢！

　　“《懷念曹禺》是巴金爲曹禺的遺文集《沒有說完的話》寫的序文。1997、1998年的時候，我準備把曹禺最後的書信、日記、聲音資料等等結集出版，編完的時候，覺得只有請巴老寫序最合適。當時巴老已經病得不輕，我不好意思去麻煩他，後來厚着臉皮跟他說了這事，沒想到巴老馬上就答應了。他不能握筆，就口述，由女兒小林記錄下來。他斷斷續續地說，但文思一直很連貫，大概費了好多天的時間吧，才完成這篇文章。”

　　作者／巴金

　　一

　　家寶逝世後，我給李玉茹、萬方發了個電報：“請不要悲痛，家寶並沒有去，他永遠活在觀衆和讀者的心中！”話很平常，不能表達我的痛苦，我想多說一點，可顫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筆，許許多多的話和着眼淚嚥進了肚裏。

　　躺在病牀上，我經常想起家寶。六十幾年的往事歷歷在目。

　　北平三座門大街十四號南屋，故事是從這裏開始。靳以把家寶的一部稿子交給我看，那時家寶還是清華大學的一個學生。在南屋客廳旁那間用藍紙糊壁的陰暗小屋裏，我一口氣讀完了數百頁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劇在我面前展開，我被深深地震動了！就像從前看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一樣，劇本抓住了我的靈魂，我爲它落了淚。我曾這樣描述過我當時的心情：“不錯，我流過淚，但是落淚之後我感到一陣舒暢，而且我還感到一種渴望，一種力量在身內產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幫助人的事情，我想找個機會不自私地獻出我的精力。《雷雨》是這樣地感動過我。”然而，這卻是我從靳以手裏接過《雷雨》手稿時所未曾料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寶，他有大的才華，我馬上把我的看法告訴靳以，讓他分享我的喜悅。《文季月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載了《雷雨》，引起廣大讀者的注意。第二年，我旅居日本，在東京看了由中國留學生演出的《雷雨》，那時候，《雷雨》已經轟動，國內也有劇團把它搬上舞臺。我連着看了三天戲，我爲家寶高興。

　　1936年靳以在上海創刊《文季月刊》，家寶在上面連載四幕劇《日出》，同樣引起轟動。1937年靳以又創辦《文叢》，家寶發表了《原野》。我和家寶一起在上海看了《原野》的演出，這時，抗戰爆發了。家寶在南京教書，我在上海搞文化生活出版社，這以後，我們失去了聯繫。但是我仍然有機會把他的一本本新作編入《文學叢刊》介紹給讀者。

　　1940年，我從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寶的學校已經遷至江安，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寶家的小樓裏。那地方真清靜，晚上七點后街上就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寶一起聊天，我們隔了一張寫字檯對面坐着，談了許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時他處在創作旺盛時期，接連寫出了《蛻變》、《北京人》，我們談起正在上海上演的《家》(由吳天改編、上海劇藝社演出)，他表示他也想改編。我鼓勵他試一試。他有他的“家”，他有他個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寫一部他的《家》。1942年，在泊在重慶附近的一條江輪上，家寶開始寫他的《家》。整整一個夏天，他寫出了他所有的愛和痛苦。那些充滿激情的優美的臺詞，是從他心底深處流淌出來的，那裏面有他的愛，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淚，有他的靈魂的呼號。他爲自己的真實感情奮鬥。我在桂林讀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讚嘆他的才華，他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我當時就想寫封信給他，希望他把心靈中的寶貝都掏出來，可這封信一拖就是很多年，直到1978年，我才把我心裏想說的話告訴他。但這時他已經滿身創傷，我也傷痕遍體了。

　　1966年夏天，我們參加了亞非作家北京緊急會議。那時“文革”已經爆發。一連兩個多月，我和家寶在一起工作，我們去唐山，去武漢，去杭州，最後大會在上海閉幕。送走了外賓，我們的心情並沒有輕鬆，家寶馬上要回北京參加運動，我也得回機關學習，我們都不清楚等待我們的將是什麼。分手時，兩人心裏都有很多話，可是卻沒有機會說出來。這之後不久，我們便都進了“牛棚”。等到我們再見面，已是12年後了。我失去了蕭珊，他失去了方瑞，兩個多麼善良的人！

　　在難熬的痛苦的長夜，我也想念過家寶，不知他怎麼捱過這段艱難的日子。聽說他靠安眠藥度日，我很爲他擔心。我們終於還是挺過來了。相見時沒有大悲大喜，幾句簡簡單單的話說盡了千言萬語。我們都想向前看，甚至來不及撫平身上的傷痕，就急着把失去的時間追回來。我有不少東西準備寫，他也有許多創作計劃。當時他已完成了《王昭君》，我希望他把《橋》寫完。《橋》是他在抗戰勝利前不久寫的，只寫了兩幕，後來他去美國講學就擱下了。他也打算續寫《橋》，以後幾次來上海收集材料。那段時候，我們談得很多。他時常抱怨，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勸他少些顧慮，少開會，少寫表態文章，多給後人留一點東西。我至今懷念那些日子：我們兩人一起遊豫園，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飯店吃“糟鉢頭”，我們在北京逛東風市場，買幾根棒冰，邊走邊吃，隨心所欲地閒聊。那時我們頭上還沒有這麼多頭銜，身邊也少有干擾，腳步似乎還算輕鬆，我們總以爲我們還能做許多事情，那感覺就好像是又回到了30年代北平三座門大街。

　　但是，我們畢竟老了。被損壞的機體不可能再回復到原貌。眼看着精力一點一點從我們身上消失，病魔又纏住了我們，筆在我們手裏一天天重起來，那些美好的計劃越來越遙遠，最終成了不可觸摸的夢。我住進了醫院，不久，家寶也離不開醫院了。起初我們還有機會住在同一家醫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房裏傾談往事。我說話有氣無力。他耳朵更加聾了，我用力大聲說，他還是聽不明白，結果常常是各說各的。但就是這樣，我們仍然瞭解彼此的心。

　　我的身體越來越差，他的病情也加重了。我去不了北京，他無法來上海，見面成了奢望，我們只能靠通信互相問好。1993年，一些熱心的朋友想創造條件讓我們在杭州會面，我期待着這次聚會，結果因醫生不同意，家寶沒能成行。這年的中秋之夜，我在杭州和他通了電話，我清清楚楚地聽到他的聲音，還是那麼響亮，中氣十足。我說：“我們共有一個月亮。”他說：“我們共吃一個月餅。”這是我最後一次聽到他的聲音。

　　我和家寶都在與疾病鬥爭。我相信我們還有時間。家寶小我六歲，他會活得比我長久。我太自信了。我心裏的一些話，本來都可以講出來，他不能到杭州，我可以爭取去北京，可以和他見一面，和他話別。

　　消息來得太突然。一屋子嚴肅的面容，讓我透不過氣。我無法思索，無法開口，大家說了很多安慰的話，可我腦子裏卻是一片空白。我不能接受這個事實，前些天北京來的友人還告訴我，家寶健康有好轉，他寫了發言稿，準備出席第六次文代會的開幕式。僅僅只過了幾天！李玉茹在電話裏說，家寶走得很安詳，是在睡夢中平靜地離去的。那麼他是真的走了。

　　十多年前家寶在給我的一封信中，寫了這樣的話：“我要死在你的前面，讓痛苦留給你……”我想，他把痛苦留給了他的朋友，留給了所有愛他的人，帶走了他心靈中的寶貝，他真能走得那樣安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