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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49年開始，國民黨在臺灣槍決了數以千計的中共地下黨員及左翼異見人士，甚至牽連了一些與政治無涉的老百姓。2000年，還是臺北市市長的馬英九，曾積極推動有關“白色恐怖”時代的回顧與反思，追溯當年被國民黨槍決的中共地下黨員和左翼人士的歷史，爲逝者的親人尋找先人骸骨提供方便。作爲一名臺灣的新聞工作者參與其中，本文的作者意外地發現了當年許多震動人心的祕密。)
如今，兩岸新世代大多忘卻了你死我活的年代，重新回顧這段歷史，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有積極意義。兩岸人民不能再成爲政治鬥爭的工具，要成爲兩岸和平雙贏的推動力量。
一，她在臺灣被判死刑
上世紀50年代初，數以千計的中共地下黨員在臺灣被槍決，朱諶之(1905年～1950年)是其中的一位。
2001年，我在大陸的《老照片》系列書籍中發表了文章《戰爭後的戰爭》，寫的是1950年中共地下黨在臺灣被摧毀的慘烈過程，尤其著名的是，在“吳石案”中，國民黨原“國防部”次長吳石、副官聶曦、原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共華東局派遣人員朱諶之，在法庭上被判處死刑，隨後被送往馬場町槍殺。
相關的照片首度刊載在《老照片》裏，立刻引起注意。2002年，《老照片》的編者收到朱諶之在大陸的女兒朱曉楓的來信：
“一年前，我看到了山東畫報出版社《老照片》第16輯中的一幅照片，照片真實地記載了我母親朱楓(朱諶之)1950年在臺灣臨刑前受審的場景。這是我在50年後第一次看到當時的情景，一時間感慨萬分……照片中的母親，穿着一件在上海家中經常穿的小花旗袍，上身加了一件毛線背心，面龐仍然是那樣的消瘦，身影仍是那麼熟悉。照片中的母親已面臨死神，但她是那麼鎮定自若……她長期做着時刻有生命危險的地下工作，曾兩次被捕，經受了嚴刑拷打以致拇指傷殘，但信念始終堅定如初……母親在全國大陸即將解放、爲執行任務赴臺前，在書信中盼望同家人團聚；在給我的3封信中，第一封信要我寄照片給她(因爲工作，母親已與我幾年未見)；第二封信要我近期到廣州，等她從香港來見上一面；第三封信說她已要出發赴臺，個人的事先放一放……母親重感情，但能爲了事業犧牲個人的一切。母親犧牲在全國大陸已經解放的1950年，她一天也沒有享受過解放後的幸福生活，更沒有盼到與家人團聚。”
二，血淋淋的老照片
那時，我還沒有告訴朱曉楓，她看到的那些老照片是如何與世人見面的。
1999年，我爲了編輯《二十世紀臺灣》畫冊，在許多單位的檔案室搜尋有價值的歷史照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過去很有影響力的報社的相片櫃底部找到一袋沾滿灰塵的照片。打開袋子，赫然看見一批血淋淋的槍殺照片，發佈單位是“軍事新聞社”，發佈時間是1950年。這些照片是“國防部”發往特定新聞單位，以便刊在報紙上作爲警示之用，或許畫面過於血腥，絕大部分均未曾公佈。後來我向該報購買了這批珍貴的照片，還不確定能否以某種形式向外公開。
2000年，我向臺北市“文化局”局長龍應臺提到此事，把照片給她看，最後決定以“文化局”的名義在“二·二八紀念館”的地下展廳舉行特展。這是一項極爲勇敢的決定。臺灣社會還沒有成熟到能客觀看待不同政治顏色的獻身者的程度，在長達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後，把共產黨員以正面形象展示出來，無論其中強調何種人權或人道思想，結果都不可能是風平浪靜的。
但我們覺得這一關一定要過，一個強調人權的社會必須要從自己最陰暗的地方開始，否則那些漂亮的人權說詞和承諾最終只是掩蓋自己、打擊政敵的工具。
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馬場町——戰爭、人權、和平的省思》特展在“二·二八紀念館”揭幕。這次展覽打破禁忌，客觀陳述了上世紀50年代初國民黨政權在臺北馬場町刑場大肆槍殺共產黨員與左翼人士的歷史。由於選題特殊且披露了新史料，這個展覽被媒體廣泛報道，展覽場每天都擠滿了觀衆，說這是該紀念館開館以來影響最大的一次展覽，應該不爲過。
參觀者的留言板上出現了大量感言，也出現了許多立場殊異、相互抨擊者，有人說這是替共產黨講話，也有人說這是用另一種方式幫國民黨脫罪。反應最激烈的是支持臺獨的人，因爲展覽客觀地指出一項基本的歷史事實，兩岸分裂是源於國共內戰的創傷，顛覆了臺獨的論述。爲此，臺獨分子連續幾天在紀念館外示威，說我們“扭曲歷史真相”，還透過他們掌控的政府機器施壓，對龍應臺進行了諸多人身攻擊。
揭露歷史真相確實會引發情感的掙扎，帶來的痛苦超過慰藉，但如果社會要繼續前進，只能不斷面對過去的痛苦，以獲得心靈的解放，取得真正的進步。
三，400多名中共黨員在臺灣被抓
據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的記載，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中共高層由延安派臺籍高級幹部蔡孝幹任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赴上海組織相關幹部。從1946年4月起，首批幹部從上海搭船進入基隆、臺北開始活動，蔡孝幹在當年7月進入臺灣，陸續成立了“臺灣省工委會”、“臺北市工委會”等組織。
1949年10月31日，“國民黨保密局”逮捕了“臺灣省工委會”委員陳澤民，根據其供詞，於1950年1月逮捕了蔡孝幹。意外的是，作爲臺灣地下黨的最高領導人，擁有豐富革命鬥爭經驗的蔡孝幹在一週內供出了所有同志，造成400多名中共黨員被抓。國民黨政權使出流血肅清手段，書記以上未供出同志者悉遭槍決。
朱諶之也是被蔡孝幹供出的。她由大陸來臺灣與吳石接觸，取走了吳石轉交的重要軍事資料，向蔡孝幹報告工作。後在吳石的安排下，朱諶之搭乘國民黨空軍飛機前往當時仍在其控制下的浙江定海，準備搭船前往已由共產黨掌握的上海。“保密局”得知情況，立即拘留吳石進行調查，並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諶之，將朱押回臺灣。
四，“母親的遺骨能從臺灣回大陸嗎？”
2002年，朱曉楓透過媒體寫了一封信給我，感謝我提供關於她母親朱諶之在臺灣的詳細報道和珍貴的照片，並問我能否協助尋找她母親的遺骸，希望將先人的骨骸或骨灰遷回大陸。我感覺這件塵封已久的舊案可能會變成我的新任務，一個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務。
2003年春節，我帶着家人到大陸旅遊，在上海停留時，朱曉楓和她先生以及作家馮亦同由南京趕來看我。74歲的朱曉楓說，自己惟一的心願就是死前迎回母親的遺骸，此外，她還提供了一篇朱諶之的友人陳修良在大陸寫的文章。
陳修良的文章說，朱諶之本名朱楓，出身浙江鎮海名門，就讀寧波女師時積極參與學生活動，畢業後遠嫁東北一富裕陳姓人家，此前，丈夫與原配已有子女數人，朱諶之又生下女兒陳悼如(後改名朱曉楓)。後來丈夫過世，朱諶之帶着女兒回到鎮海，與後來加入共產黨的革命青年朱曉光結婚。
抗戰爆發後，朱諶之跟着丈夫朱曉光，在新四軍的隨軍書店工作，因幹練被派往上海、桂林等地，從事左翼文化宣傳活動。1944年，朱諶之在上海遭汪精衛逮捕，不久獲釋，第二年，朱諶之加入共產黨。1948年她被派往香港。1949年，中共華東局爲了與去了臺灣的吳石重新聯繫，要找一位適當的人選，他們選中了朱諶之，因爲她前夫的女兒陳志毅與丈夫王昌誠在臺灣，具有一定的社會關係。
朱諶之突然接到上級的這項命令，只好取消返回上海的計劃。
據朱曉楓提供的情況，朱諶之當年寄居在女婿王昌誠(王樸)、女兒陳志毅的家中，如果收屍，應是王昌誠去。王昌誠一家的下落成了惟一的線索。
受朱曉楓之託，我開始尋找王昌誠的下落，一開始只能從戶政登記着手。我拿着朱曉楓的委託書，向臺北市政府申請尋人，大約兩週後，承辦人員來電說，他們過濾了16個“王樸”，發現其中一位的年齡與省籍背景相當符合我的陳述。對方將這位“王樸”的住址傳真給我。
那天夜晚，我懷着萬分期待的心情，循着地址找到一家專門安置貧窮老人的公寓。按了門鈴之後，一個穿着汗衫的老頭應門。那是一間狹小的居室，從門外可以看見房裏有些髒亂。“您是王樸先生嗎？”“沒錯，有什麼事？”老頭一口純正的北京腔。“您以前是不是在警務處工作？”“沒有！”我心中的火焰頓時被澆滅了。
五，找到了王昌誠的夫人
這次尋人受挫刺激我要繼續下去。既然媒體具有強大的力量，我不妨改由媒體着手。2003年8月，我在臺灣《中國時報》大陸版上發表長文詳述此事，同時在電視臺播出了對朱曉楓的訪問，海外與大陸一些主流媒體也做了轉載。
不過，我還是沒有收到王昌誠的任何消息。難道他們已移民海外？當然還有另一種可能，王昌誠的家人讀到了報道，但不願出面。
這段時間，我經過南京時，常和朱曉楓、馮亦同小聚。我說尋人的事毫無進展，實在抱歉，朱曉楓好像反而看開了，提到她母親時反而有一股寬慰與篤定。
爲了追尋朱諶之的下落，我發出了許多報道，意外地使朱曉楓獲得了更多關切，朱諶之也被賦予諸多榮譽，朱曉楓的內心已有一般人所沒有的滿足。母親將流芳史世，永遠活在世人心中，骨骸在哪裏似乎已不那麼重要了。
今年2月，我突然想到託臺北市前任“民政局”局長林正修幫忙。此君熟識戶政管理人員，曾投身社會運動，生性仗義，舉辦過許多紀念“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活動。我有一種莫名的預感，覺得這次會有突破。
果然，春節後，我接到正修的電話，說王昌誠已過世，不過陳蓮芳(陳志毅的別名)還活着。王昌誠爲朱諶之收屍，陳蓮芳當然知道朱諶之葬在哪裏，找到陳蓮芳就意味着解開謎底。經過3年的尋求，答案終將出現。
正修查出，陳蓮芳白天待在一個老人健康療養院裏，晚上纔回家。於是，一大早我們就在這家療養院碰頭，他向我出示了一份戶籍數據的複印件，上面寫着：“王陳蓮芳，出生地：浙江省鎮海縣，父：陳傅良，母：朱氏。配偶：王昌誠(歿)”陳蓮芳正是我們要找的人。
我們上了4樓，告訴醫護小姐我們要找陳蓮芳，小姐客氣地引我們到一個房間，老太太坐在一把健身椅上。根據資料，她已有85歲。擅於處理羣衆關係的正修馬上幾句噓寒問暖，老太太也以和顏悅色相報，接着跟我們到另外一間無人的小禮堂去談。我開門見山地說：“我受您的妹妹朱曉楓的委託來看您。”
“妹妹？”老太太脫口而出，“我沒有妹妹！”我解釋說：“她是您同父異母的妹妹呀！”老太太好像還沒明白，臉色變得凝重。於是我提到她的繼母朱諶之，她馬上說：“朱諶之跟我沒關係，我們一家都是國民黨。”我於是趕緊從包裏找出朱曉楓尋人的委託書，老太太看着委託書上的一堆名字若有所思，神色趨緩，她已經記起朱曉楓這個小妹妹：“我跟她不太熟，不過，她那時好像不是用這個名字。”
這段往事在我們之間架了一道橋樑，我繼續追問最重要的事情：“朱諶之被槍殺後，是您的先生收的屍？”老太太說：“沒有，我先生爲了這事還被關起來查了幾個月，屍體是政府處理的。”“您知道埋在哪裏嗎？或火化後放在哪裏？”“不知道，這件事我們都不知道。”
六，疏忽了關鍵人物
我的失望可想而知。我再問：“如果您妹妹來臺灣，可以來看您嗎？”老太太猶豫了，隨後說她女兒在公家機關做事，怕會影響到她。我清楚地感到老太太心中有一道鋼鐵般的牆。話實在說不下去了，我只好告別。
照陳蓮芳的說法，現在問題又回到了當時的行刑單位、驗屍的法醫等，這些單位必然留下某些記錄。正修說：“林鬱芳是我的親戚，他的助理可以跟‘國防部’查閱數據。”林鬱芳是親民黨籍的“立法院國防委員會”委員。
我回到辦公室，還是感到不對勁，好像少做了什麼。過去我一直把重點放在朱諶之和王昌誠上，沒有考慮到陳蓮芳。我突然想起來，朱曉楓曾提到陳蓮芳的大姐陳蘭芳還活着，身體不好，一直躺在牀上，渴望見到妹妹，還寫了一封信給她，但無處投遞。朱曉楓複印了這封信給我，還讓我翻拍了一些她們小時候在東北的照片，裏面有陳家的全家福。此刻，這些東西都變得極有意義。
我馬上打電話告訴在南京的朱曉楓與馮亦同。在電話那頭，朱曉楓說：“我跟她不太熟，可北京的陳蘭芳是她的親姐姐，陳蘭芳88歲了，很希望能見她一面。”馮亦同的話更有含義：“找到還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還有意義。”我似乎也想明白了，陳家分離了半個多世紀，盼着團圓，現在知道彼此還活着，豈不喜極而泣？
於是我又趕回療養院，陳蓮芳和其他老人正在教唱室裏唱歌，我耐心等着，卻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過了一陣子，老太太出來了，這回她顯得親切了許多。我拿出她童年時在東北的全家福照片。她說：“你怎麼有這個……”接着凝視着照片，久久不能言語。慢慢地，她開口說起東北的事情，談起了她的父親。我說她的兩個哥哥已經過世，可姐姐還在，身體不好，希望死前能見她一面。她顯得驚訝，露出高興的笑容，不過對於雙方重新聯繫這件事卻遲遲無法決定：“主要還是怕影響到我女兒，讓我再考慮一下。”至此，老太太已不把我當外人，用惆悵的口吻談到家裏的事，談到過去的事：“那些名字都是我的化名……”
七，兩岸特工居一家
聽到這話，我腦袋裏一片空白。後來幾天我一直在罵自己笨，怎麼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如正修告訴我，透過戶政檔案是找不到王昌誠和陳蓮芳的，因爲他們根本就不想讓人找到。兩岸相互探親通商已經快20年了，可王昌誠夫婦從沒回過大陸，甚至刻意躲避親人的尋訪，發生在那個殺伐時代的事，正是一個共產黨特工寄居在國民黨特工的家中以執行重大任務，而兩人是母女關係。我回想陳蓮芳說的一些話，恍然大悟。
其實，陳蓮芳的憂慮在今天早已不成問題，問題是我們沒辦法讓任何人的人生重來一遍。接下來的幾個月，我來往在兩岸間。事情已徹底超越了我的能力範圍，原本我向陳蓮芳承諾，如果她不願意，我不會把她的電話和地址交給北京的姐姐，但後來我違背了這個承諾，因爲我知道自己沒有阻絕親情的權利，她們姐妹的任何事情都應由她們自己面對面來決定。
據我所知，陳蘭芳後來打電話到陳蓮芳家，得到的是“沒這個人”的回答。由於我的無能，原本家庭團圓的喜劇最終沒有促成，也由於自己的食言，我再也沒臉回去問陳蓮芳任何事，只是偶爾想起小學時的課本：“海峽的水靜靜地流，上弦月啊月如鉤，勾起了恨，勾起了仇……”我們曾經被這樣灌輸，兩岸中國人流的鮮血好像只是爲了換來更多的仇恨，這絕非流血的人所願，我相信他們一定願意自己的生命能換來更寬廣的世界，敞開的心胸，寬容的情懷，一個理性與法律超越個人權力慾唸的中國……
八，陳蓮芳爲什麼沒去收屍
臺灣“國防部”對於我們通過林鬱芳委員提出的檔案查閱申請做出響應，還派人拿着原始文件親自前來說明，其中確有新發現。
與朱諶之骨骸下落有關的文書有兩份，一是1950年9月底陳蓮芳寫給“軍法局”局長的一封信，請求領取母親朱諶之的遺骸和遺物，此時離朱諶之被槍殺已有3個多月。不久，“軍法局”發給陳蓮芳一份公函，同意所請。
“國防部”根據這兩份文書回函林鬱芳“國會辦公室”。他們覺得陳蓮芳已領回了朱諶之的遺骸，不過他們也承認，沒有發現陳蓮芳簽署的遺骸和遺物的領據，而吳石案中槍決的所有人士的遺體和遺物，都由其家屬簽下領據領回。
我跟陳蓮芳本人談過話，加上眼前的文件，已經可以拼湊出大致的真相。我認爲陳蓮芳確實沒有領回遺骸和遺物。1950年6月10日朱諶之被槍決後，即由臺北市“衛生局”火葬管理處派人送去火化，然後埋在臺北某處。3個月後陳蓮芳寫信向“軍法局”陳情，希望領回繼母的遺物和遺骸歸葬大陸故里，“軍法局”也同意了，但她改變了主意。爲什麼？是什麼事或什麼人阻止了她？到底後來又發生了什麼？她自己也被牽連了嗎？還是她的政治信仰最終戰勝了親情？
我已經沒有能力再追下去了，因爲歷史畢竟不能重來。臺北市“衛生局”火葬管理處這個單位早已沒了，相關文件也不知去向。
到後來，我發覺自己真正追尋的並非朱諶之的遺骸，而是試圖回答許多中國人心中都有的疑問，那是所有願意付出生命讓下一代活得更好的中國人都曾問過自己的問題。
本來在這件事上，我的工作已畫上句號，但是馮亦同建議我把整個過程平實無誤地記下來，作爲對中國社會的交待。10多年前，流行音樂製作人童安格有一首傳遍大街小巷的歌《其實你不懂我的心》，作爲落筆後的心情，我倒覺得應該是“其實我們懂得彼此的心”。
(源自香港《亞洲週刊》原題：追尋“匪諜”滄桑探索國共和解本文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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