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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新近改組內閣，引起各國輿論的廣泛關注。在筆者看來，小泉人事安排的政治謀略反映在對華關係上，帶有使所謂“政冷經熱”局面格式化的風險，體現了小泉的“戰略近視”。
在此次內閣改組中，小泉提拔積極追隨其參拜靖國神社、主張對朝鮮實行經濟制裁的前自民黨幹事長代理安倍晉三擔任內閣官房長官，同時還抽調“歷史再認識論者”、前總務大臣麻生太郎出任外務大臣。在中日政治關係“寒冷”的背景下，小泉啓用鷹派人物擔當關鍵職務，令人擔心中日“政冷”恐怕將更加明晰化。
另一方面，小泉提拔二階俊博出任負責對外經濟關係的經濟產業大臣。自今年年初以來，二階俊博因策劃“郵政解散”，幫助小泉剷除異己並奪取大選而深得信任。在新內閣內，二階俊博又是爲數不多的與中國有良好交流關係者。小泉希望借二階俊博與中國的特殊關係，打開中日經濟政策協調之門，進一步提高“經熱”程度，爲日本的技術和金融資本繼續進入中國市場營造良好環境。在大選中，自民黨明確提出“電子日本戰略”和“金融服務業立國戰略”，贏得經濟界廣泛支持，而這兩大戰略哪一個都離不開中國市場，特別是信息技術和金融業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其市場準入必須以相關政策的協調爲基礎。小泉正是看中了二階俊博可爲其節省政治成本的意義。顯然，小泉缺乏足夠的戰略遠見。正如重振經濟需要付出成本一樣，改善同中國的關係也需付出必須承擔的政治成本。
的確，中日經貿關係迄今發展順暢，依存加深，這是中日構築友好關係的現實基礎，而小泉也以此作爲“中日關係依然正常”的藉口。在小泉看來，中國發展經濟需要日本投資，更需要日本的出口市場。在加工貿易結構下，中國的產業振興也離不開日本的設備、零部件等。因此，小泉認定，改善中日關係無需付出政治成本，維持現狀符合“重商主義”原則。
近來的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美國開始加大對中日關係的關注，呼籲日本加強同亞洲鄰國對話，避免關係惡化影響美國的東亞利益。小泉的“靖國神社牌”爲美國創造了插手日中關係的機會，使日本喪失了自主改善日中關係的主動權。當年美國總統尼克松突然訪華，對日本搞“越頂外交”，曾令日本政壇發生“強烈地震”，使日本對華外交陷入被動。如今，小泉又給了美國再搞“越頂外交”的機會。美國介入中日關係，還將使日本的“小夥計”形象放大，在此情形下日本如何在東亞謀求“主導”地位，恐怕是更令小泉及其繼任者感到難堪的問題。
另一個重要事實是，無論是東亞合作，還是日本的資金與技術進入中國市場，都需要以政策協調爲前提和基礎。因此，與中國建立良好的政策協調關係，關乎日本的經濟盛衰和其亞洲戰略的成敗，這自然也需要溫和的政治氣候。
對小泉新內閣來說，切實拿出誠意和措施，以“成本”換取“收益”，纔是惟一明智的現實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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