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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南下，接棒耕耘“試驗田”
1980年，廣東改革開放已經開局，當時主政廣東的習仲勳、楊尚崑調中央工作，誰來接棒呢？中央經過反覆挑選和研究，最後確定由任仲夷、樑靈光去擔此重任。
任仲夷自1977年2月受中央委派，從黑龍江省調至遼寧省這個深受林彪、“四人幫”干擾的“重災區”，主持省委工作以來，大力撥亂反正，政績斐然，人們有口皆碑。他作爲地方領導人，在全國第一個公開發表文章，旗幟鮮明地支持和參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帶了一個好頭。
他衝破重重阻力，把被“四人幫”迫害致死的女英雄張志新這個冤案翻了過來，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他首先提出要給被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捆綁得死死的國營企業“鬆綁”。他大膽提出農村要敢於“抓富”，並恢復了過去被認爲是“資本主義尾巴”的農貿市場。
在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的領導下，短短兩三年的功夫，遼寧大地顯示出一派勃勃生機。任仲夷無論從思想理論上，從膽略氣魄上，從領導藝術上，都表現出卓越非凡。讓他到廣東挑起改革開放先走一步的重擔，可謂理想的人選。
1980年初冬，任仲夷和正在擔任國家輕工業部部長的樑靈光，受命於黨中央，調往廣東省工作。赴任前，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對任仲夷和樑靈光面授機宜。鄧小平說：“特區不僅是深圳、珠海那幾塊地方，是指廣東、福建兩省。單搞那一點地方不行，中央講的是兩個省。”“要充分發揮這個有利條件。對於搞特區，你們要摸出規律，搞出個樣子來。”1980年11月，任仲夷和樑靈光，肩負黨和國家的重託，面對南粵人民的期望，赴粵上任了。
勇立潮頭，堅定敞開“南風窗”
廣東殺開一條血路，要承受巨大的壓力。當時廣東改革開放既要探索，又要面對一些不解甚至指責。以任仲夷爲班長的廣東省委在中央和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堅定不移地廓清錯誤認識，堅持對外開放。
1981年，由於對外開放不久，廣東沿海部分地區出現了走私販私的浪潮。
中央非常重視，並於1982年開展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在這一重要時刻，廣東省委提出兩個堅定不移：打擊經濟領域的嚴重犯罪活動堅定不移；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堅定不移。
1982年，白天鵝賓館部分試業，霍英東請了任仲夷，但心裏沒底。結果，任仲夷到場，並應要求題詞：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意味深長，表達他對中國和廣東堅持改革開放的樂觀態度。
特區初創，任務很重，還要面臨一些指責。當時有“特區除了國旗是紅色的以外，已經沒有社會主義的味道了”的說法。對此，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利用各種機會和方式，以自己的認識和理解爲特區正名。1981年5月，任仲夷在省委常委會上指出：“有的同志懷疑辦特區會有損主權，會變成殖民地，我們要肯定回答不會。辦特區是對主權的運用，是行使主權的表現。”1983年4月25日，在省委常委會上，任仲夷又說：搞特區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不會損害社會主義，而是大大地有利於社會主義。
中央要求廣東“對外更加開放”，廣東更加躍躍欲試。1982年1月，任仲夷在地市委書記會議上提出既要注意吸引港澳資金和技術，也要吸引日本、歐美的資金和技術。對前者，廣東是“近水樓臺”；對後者，要學會“長袖善舞”。
變通搞活，闖關破壘先一步
廣東省委按照中央的要求，主張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搞活經濟，爲全國先行一步作出探索。任仲夷到廣東後，遇到一個難題，就是政策規定個體經濟僱工不能超過八個，但廣東的個體戶相當多，僱工十幾個，二十幾個，甚至幾百個都有。這個問題到底怎麼辦？他也很苦惱，要求社科界研究。
看到一位研究生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論文後，他很感興趣，親自約見。他說，現在對個體經濟，只能扶持不能壓制，但要扶持個體經濟，首先就要給個體經濟正名。我們要制定一個政策，給它取個私營經濟的正式名字，讓它發展，讓它壯大。
他主政的廣東，對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堡壘發起了一次次攻關。外貿改革，突破獨家經營，打破大鍋飯。物價改革，按價值規律辦事，放開豬、蛋、魚、菜的統一購銷。工交改革，突出在“包”上做文章，把相當一些經濟決定權下放到企業。
任仲夷認識到單靠財政撥款搞建設不可行，必須改革投資體制，用“以電養電”、“以路養路”、“以橋養橋”等辦法集資搞建設。1981年，省交通主管部門向外商集資1.5億港元，並自籌資金8000萬元人民幣，將廣深線的兩個渡口和廣珠線的四個渡口改渡爲橋，通過收取車輛通行費來償還貸款。
投資體制改革，使基礎設施建設一日千里，極大促進了廣東經濟的迅速發展。
廣東省委用足中央政策，搞活經濟的思路明確堅定，成效越來越明顯。
到1985年底，深圳、珠海、佛山的物資市場調節量已超過5%，企業用人基本放開，各級財政已實行包乾，鄉鎮企業完全由市場調節，一些地區對鄉鎮企業負責人實行重獎。另外，國有企業實行廠長負責制，小國有企業可以承包。
在全國引發了第一次“珠江三角洲熱”。
解放思想，立言排污不排外
在特區建設過程中，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腐蝕是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有些同志看不慣青年人穿喇叭褲、留長頭髮，意見挺大。1980年12月18日，任仲夷在中央工作會議分組討論時說，我認爲資產階級的腐蝕，主要不在這裏，就像萬里同志所講的，我們要抓大事，不能盯着穿喇叭褲、留長頭髮這類事，資產階級的腐蝕主要不在這裏，而是少數幹部收受賄賂、貪污中飽私囊等歪風。
上世紀80年代初，廣東地處改革開放的前沿，“求富”心切！有些人開始不顧黨紀國法鋌而走險，更多人是不瞭解黨的政策，走私販私。1982年2月，任仲夷在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上提出，應當劃清因經驗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誤和違法犯罪的界限；劃清走私販私、投機倒把同正確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界限……這期間，任仲夷提出：“要自覺地排污，不要盲目地排外。”任仲夷說，最初所以提出這個問題，主要是爲了對外開放，要實行改革開放，就必須解決長期以來閉關鎖國、固步自封的封建落後的保守思想。“不要盲目排外”，就是不要把凡是來自資本主義社會的東西都看成是有害的。
否則就會使我們和外部世界完全隔絕開來，就不能學人之長、補己之短，永遠使自己處於落後捱打的地位。如果不從思想上解決這個問題，要想進行真正的改革開放是非常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改革闖將的精彩言論
“渾身是膽”與“無所畏懼”
我1983年11月切除了膽，雖然沒有了膽，卻有點天不怕地不怕，可以說“渾身是膽”。1993年11月，又把胃切除了五分之四，那時我已年近八旬，覺得動這樣的大手術也就“無所謂(胃)”了，也可以說“無所畏懼(胃具)”了。
“近水樓臺”與“長袖善舞”
1982年1月19日，任仲夷在廣東地市委書記會議上，談到應積極引進港澳和外國的資金與先進技術時說：“我們既要注意吸引港澳的資金和技術，同時又不要侷限於港澳。對日本和歐美等都要加強經濟往來和經濟合作。引進港澳資金和技術，廣東是‘近水樓臺’，引進日本、歐美的資金和技術，我們要學會‘長袖善舞’”。
“見怪不怪”與“少見多怪”
任仲夷有一次在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說：“過去有人說，廣東對外開放以來出現的一些問題‘見怪不怪’。我認爲，不能籠統這樣講，更多的還是有人自己‘少見多怪’，對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慣，接受不了，橫加指責，干預過多。”
允許“變通”，不許“變相”
各級黨委、各個部門、所有幹部在執行上級政策時，都要起“變壓器”的作用，把上面輸送來的電流，進行變壓，使之成爲適合本單位、本部門具體需要的電壓，去推動機器的運轉。
“變通”，就是要全面理解和掌握中央的政策，從實際出發，靈活運用這些政策去解決工作中的矛盾。講“變通”，不應形成“變相”地違反政策。在正常工作中，必須嚴肅認真地執行現行政策的規定，在執行中發揮積極性、創造性。
至少有三種情況允許變通：第一，政策規定有許多條，爲了辦成於國於民都有利的事情，有時要多方查閱各種規定，這一條不行就用那一條，要積極找根據把好事辦成，而不應到處找根據去卡，使好事多磨；第二，政策規定本身有幅度、允許靈活的，則應向有利於生產發展和搞活經濟方面去理解，靈活執行，而不是相反；第三，確實利國利民的改革，如果從現有文件中找不到根據，還可以試點，在試點中允許突破現有規定。
“排污不排外”
不可否認，實行改革開放，在長期封閉的牆上打開窗口，隨着新鮮空氣進來的，也難免有少許污濁的氣息和蚊子、蒼蠅。但盲目排外是錯誤的、愚蠢的；自覺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
排外污，更要排內污，只強調外來的一面還不夠，還必須看到我們內部這一面。蚊蠅有從外面飛來的，也有內部孳生的。古語說：“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
少用“否決權”，多投“贊成票”
一次，任仲夷在省委常委會上，不無氣憤地說：“當前經濟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管得死，效率低。辦一件簡單的事，不知有多少部門管着，不知要經過多少審批手續，不知有多少人在那裏行使‘否決權’，而投‘贊成票’的卻很少。許多明明合理的事情不能辦，許多明明不合理的做法不能改。造成一種體制性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比之純粹個人作風上的官僚主義，在某種意義上說，往往危害更大，而且更難克服。”
就上述現象，任仲夷說，各部門都要儘量多“開綠燈”，不要濫用權力“亮紅燈”。要多讓“車走直路”不要總是“別馬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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