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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館警衛組護送孫必乾大使
新任駐伊拉克大使楊洪林在警衛組護衛下步入曼蘇爾飯店
高度戒備的中國駐伊警衛人員
兩次協助我外交人員成功解救被劫持同胞，一次次用身體掩護外交官，一次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幾乎每天都在爆炸聲中度過不眠之夜……請聽首批赴伊拉克執行使館警衛任務的武警官兵口述驚心動魄的戰斗生活——
在營救人質的行動中，『中國』這兩個字給了我們巨大的勇氣和力量
席栓柱駐伊使館警衛小組組長，中校，多次冷靜處置各種突發事件。
2004年2月6日，我帶領警衛小組出征，護送復館小組的7名外交官前往伊拉克。歷經周折，我們終於在2月17日抵達巴格達。
那裡的一切遠比想像的要惡劣得多。復館小組租住的曼蘇爾飯店曾3次遭遇炮彈襲擊，其中1次給我外交人員造成很大威脅。駐地警衛是最後一道防線，必須把一切不安全因素消除在這道防線之外，外出隨衛更是充滿危險。因為外交官開展外交活動必須與伊拉克臨時政府領導及各界上層打交道，而這正是恐怖活動頻頻鎖定的目標。可以說，每次隨衛都是生死未卜的戰斗。我們精心組織，因情布勤。在400多天駐地警衛和大量的隨衛行動中，全組同志成功處置各種急情、險情、隱情，保證了外交官的安全和自身安全。特別是兩次成功營救人質更體現了警衛戰士不惜赴死的大無畏精神。
但是，我們警衛小組的每個同志誰也不會把這些記在自己的功勞簿上，因為我們背後是偉大的祖國、偉大的人民。強大的祖國是我駐伊外交人員和警衛人員最大的『保護傘』，讓我們挺直腰杆，在戰火中執勤更有底氣。尤其是在營救人質行動中，『中國』這兩個字給了我們巨大的勇氣和力量。我們是中國軍人的代表。祖國在我們心中的分量重如泰山。
回到祖國後，我想得最多也說得最多的是：最希望祖國強盛，最希望民族團結，最希望軍隊強大。
風一吹，門『砰』的一聲重重關上了。我們6人迅速站起來，組成一個護衛隊形……
李亞光駐伊使館警衛小組副組長，中尉，有10年特戰隊員經歷。
到伊拉克執行使館警衛任務，我們需要學習、適應的東西非常多。在那裡，我們幾乎天天穿梭於硝煙之中。為保證外交官和自身安全，我們在執行任務中處處留心，不斷提高戰斗技能。時間再緊、任務再重，我們也堅持訓練，在樓道上、房間裡練出槍、練協同，擺石子、練戰術……
2004年7月，使館機要員因病回國，我擔起了機要工作。為了保密，所有電報都是用手抄，有些不懂的地方我就主動問外交人員，很快就掌握了機要工作的要領。
作為警衛小組的副組長，我既是一名指揮員又是一名戰斗員，既要外出隨衛，又要協助組長負責固定勤務的組織，晚上還要與戰士一起上哨。一年多的戰斗洗禮使我和戰友們的戰斗素質、戰斗精神得到昇華。
今年3月，我們圓滿完成警衛任務回國途經泰國時，我駐泰使館設宴給我們接風。在餐廳就餐時，因為餐廳的門沒有關好，風一吹，門『砰』的一聲重重關上了。我們6人迅速站起來，組成一個護衛隊形。但很快我們就意識到了，這裡是駐泰國使館而不是巴格達的曼蘇爾飯店。我們這一不經意的舉動讓駐泰使館的外交官們連聲叫好。
在伊拉克，我們見得最多、聽得最多、想得最多、經歷得最多的就是戰爭和死亡……
蘇軍駐伊使館警衛小組組員，二級士官，特等射手。
2003年9月7日是我一生難忘的日子。這一天，我被確定為赴伊警衛小組成員，得到消息，非常激動。我拿起電話，興奮地對母親說：『媽，我要去伊拉克執行任務了。』母親沈默了好一陣子，問：『軍兒，咱家就你一個男孩，你能不能不去呀？』我一急，當時就把電話扣了。放下電話，我又很後悔，到伊拉克那個死神出沒的地方去執行任務，哪個母親不擔驚受怕呢？我再次撥通電話。母親拿起電話就泣不成聲了。她哽咽著說：『孩子，你就放心去吧。』
來到巴格達，恐怖的氛圍無孔不入。我們見得最多、聽得最多、想得最多、經歷得最多的就是戰爭和死亡……
2004年4月11日晚，阿拉比亞電視臺報道：7名中國公民在費盧傑地區被不明身份的武裝分子劫持。得知這一消息，警衛小組作好了協助使館開展營救工作的准備。通過多渠道外交努力，武裝分子通知我們，第二天0點到巴格達郊區的一座清真寺接人。按照部署，我和警衛小組副組長李亞光前去接人。由於實行宵禁，夜幕中的巴格達沒有一點燈光，遠處不時傳來槍聲、爆炸聲，悶響之後就是死一般的寂靜。在車上，我與李亞光一言不發，彼此只用眼神交流，但我們都知道對方的心，那就是：為了祖國，為了同胞，一定要完成任務。經過3個多小時周折，我們終於把被劫持同胞全部接回到曼蘇爾飯店。
這一年多裡，我們經歷的困難很多，成功也很多；要忘的很多，要記的也很多。但有一點是終身不可改變的：那就是對祖國的熱愛與忠誠。
聽到第一聲爆炸，我們的第一反應就是保護大使；又一聲爆炸，戰友將我撲倒在地……
丁秀國駐伊使館警衛小組組員，一級士官，攀登高手，爬16米的高樓僅用10秒。
2004年2月15日，我們護衛著孫必乾大使率領的駐伊使館復館小組從約旦出發，經過23個小時的生死考驗，終於抵達曼蘇爾飯店。站在這片剛剛經過戰火摧殘的土地上，滿目淒涼令人感到孤單。在這裡，除了為數不多的在巴格達務工的同胞、新華社的記者，我們很難見到來自祖國的親人，朝夕相處的唯有外交官和我們6名戰友。
2004年2月17日晚上是我們在巴格達入睡的第一個夜晚。凌晨3點左右，『轟』的一聲巨響將我們驚醒，原來曼蘇爾飯店遭遇了炮彈襲擊。我迅速拿起放在床邊的槍，透過窗戶觀察情況。確定沒有危險後，我們纔松了口氣。我們強烈地感到，死亡離我們只有一步之遙。在生死關頭，『戰友』兩字的分量陡然加重。我們心裡有個約定：不管誰遭遇了不幸，其他人要全力負起他對家庭和親人未盡的責任。
2004年6月1日，孫大使應邀赴伊外交部出席伊臨時政府內閣成員名單的宣布儀式。我與李亞光、蘇軍和武好擔負隨行警衛。12點20分左右，我們對面突然發生劇烈爆炸。爆炸的氣流險些將汽車掀翻。當時我們的第一反應就是保護大使安全。在其他國家警衛人員還沒反應過來時，李亞光和蘇軍就率先衝進外交部大樓。我和戰友武好在外面警戒。突然間，又一聲尖厲的聲音劃過。武好一個前撲將我撲倒在地上。在我們倒地的一瞬間，炸彈在距離我們不到100米處爆炸。爆炸的碎片在我們頭上『嗖嗖』飛過。我們護衛著孫大使回到飯店後，我纔發現武好右臂的衣袖被爆炸的碎片穿了一個洞。他險些為我受傷。我們相視一笑，誰也沒說什麼。
400多個日夜，我們幾乎每天都伴著槍聲入眠，在爆炸聲中驚醒。屈指算來，有16次我們與死神擦肩而過。我們一起從戰火中走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一切都會改變，但永遠不會改變的是我們之間那不是親骨肉卻勝似親骨肉的戰友之情。
為了保持體力，我們把吃飯當任務，逼著自己往下咽……
武好駐伊使館警衛小組組員，二級士官，排爆勇士。
踏進伊拉克，現實的環境比我們預想的要艱苦得多。由於警衛任務繁重，我們每天休息時間不足6個小時，一次性連續睡眠從未超過4個小時。伊拉克夏季氣溫高達50℃，隨衛時戴頭盔，穿防彈背心，全副武裝，負重20多公斤，隨時又可能遭遇爆炸等恐怖活動襲擊，我們的生理和心理都達到了承受的極限。
我們居住的曼蘇爾飯店經常停水、停電，衛生條件極差。當地廚師們常常是從冰櫃裡取出牛羊肉，剁成塊直接扔進鐵桶裡，煮熟了上面還漂著一層稠稠的黃沫。這種飯吃上幾天，我們就出現了腹瀉、腹漲，不吃餓得慌，吃又惡心。為了保持體力，我們把吃飯當任務，逼著自己往下咽，盡量每頓都多吃一點。
2004年4月12日，中興公司的同胞給我們送來了他們包的餃子。我們別提有多高興了。可是，沒水沒電，我們只好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個水餃漸漸粘成了一坨。即便這樣，等到晚上8點來電時，我們還是興奮地把餃子下到了鍋裡。開鍋後，水餃成了片湯。大家吃得仍然很開心，邊吃邊說：『在伊拉克吃餃子，要片有片，要餡有餡，喝湯還有油。』
周總理曾稱贊外交人員『是不穿軍裝的解放軍』，他們當之無愧……
王志剛駐伊使館警衛小組成員，一級士官，擒敵能手，武器行家。
在擔負警衛任務期間，我們與駐伊外交官朝夕相處，彼此結下深厚情誼。在我們警衛戰士心中，外交官們不僅是我們的領導、長者和警衛對象，還是我們可敬的老師與學習的榜樣。
我們耳濡目染，無形之中學到不少東西。一有空，外交官們就教我們學習英語、阿語和外交禮儀，給我們講他們的見聞，耐心又和藹。他們獻身祖國外交事業的精神更是可敬可佩。孫必乾大使率復館小組重返伊拉克時已經63歲，也退休了，還患有冠心病，卻毅然服從祖國召喚，冒險赴任。年逾花甲的他在異常險惡的環境中日夜奔波操勞，一年之中曾4次病倒。楊洪林大使和夫人都在伊拉克工作。第二次營救人質期間，他的老母親檢查出癌癥，已是晚期，急需人照顧，但為了祖國，他只能愧對老母。那些天，楊大使與專程從國內趕赴伊拉克的外交部亞非司翟雋司長帶領特別行動小組，以寧可犧牲自己也要救出同胞的大義，深入恐怖活動最激烈的地區斡旋，終於將人質救出。直到此時，楊大使纔顧得上與剛參加工作的女兒通電話。他淚流滿面地說：『好孩子，你替爸操心了。』周總理曾稱贊外交人員『是不穿軍裝的解放軍』，他們當之無愧。
在人們的心目中，外交官一定都是西裝革履，風度翩翩，出入各種豪華高檔場合。但在戰事不斷的伊拉克，外交官們連理發都是不小的困難。眼看外交官們的頭發一天比一天長，我們心裡著急。外交官的儀表關系到國家形象呀！我入伍後在連隊學著理過幾次發，水平自然不高。戰友們知道後，就讓我先在他們頭上做試驗。我一邊理，他們一邊當參謀，提意見。一次次揣摩、一點點提高，大家都滿意了，最後我纔給外交官理。外交官們很滿意，我心裡也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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