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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徵農業稅後，儘管農民政策性負擔減下來了，可一些隱性負擔隨之暴露。鄉村債務成因複雜，債務問題正引發一系列不穩定因素。農業稅改革後暴露出的鄉村債務等深層次問題，正在對農村體制改革形成“倒逼效應”。
農債猛如虎
“撫順鎮正在迎來一個討債高峯。我一年接到的法院傳票不下50份，至少也得拿出50天到法院應訴。”吉林省洮南市撫順鎮黨委書記徐德福一臉無奈地說。吉林省免徵農業稅試點以來，這位“九品芝麻官”想不到自己竟成了“楊白老”，到處被逼債。
免徵農業稅後，儘管農民政策性負擔減下來了，可一些隱性負擔隨之暴露：有培訓費、材料費、防疫費、村級招待費、地圖款、新樓建成贊助費等20餘種。農安縣畜牧中心站有一年向全縣農民收取畜禽防疫費80餘萬元，加價35萬元，加價款除購買疫苗和器械外，主要用於畜牧站人員工資、辦公樓取暖費、電話費、報刊費、招待費等。吉林省蛟河市慶嶺鎮楊木溝村因修“村村通”公路負債581萬元，人均7120元，僅此一項就遠遠超過了稅費改革前的農民負擔水平。
在徐德福看來，免稅免不了農村的歷史欠賬，更免不掉農村的隱性負擔。吉林省許多農村幹部認爲，農業稅的減免，讓農村鄉村債務和隱性負擔等深層次問題充分暴露了出來，農村債務問題現在成了免徵農業稅後暴露的頭等難題。
吉林省有關部門獲悉，免徵農業稅後調查發現，到2004年末，全省鄉均債務758萬元，村均負債120.7萬元。在4個試點單位，鄉均債務加上無效債權，實際負債總額982.5萬元。
一位官員介紹，鄉村債務成因複雜，包括興辦學校、修路等公益事業拖欠貸款形成的歷史陳欠，發展鄉鎮集體經濟形成的債務，“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形成的債務等等。而且，債務問題正引發一系列不穩定因素。
他說，“免徵農業稅後，一些債權人紛紛向鄉鎮、村集體討債，有的地方甚至把供養五保戶、敬老院、優撫資金和對村級轉移支付資金，判決執行給債權人。”因還不起債務，長春市雙陽區曾經有28名村委會主任被司法機關處罰。公主嶺市一些村爲了不影響正常工作，專門選出一人應付討債官司，接受司法機關處罰，農村稱之爲“扛蹲”。吉林省洮南市一些農村一到過年，村幹部全部迴避，有的村委會主任只留一份辭職報告應付討債人。
爲此，前不久召開的吉林省免徵農業稅改革試點工作會議提出，今後將通過清收債權、盤活資產、建立償債基金以及國家扶持幾個方面，對於陳欠提出“一債一策”的化解方法，探索化解鄉村債務的有效方法。比如對於鄉村兩級所欠貸款，吉林省要求在清理覈定、完善手續基礎上，本着雙方共贏和盤活呆滯貸款的辦法，不計復息，不計罰息，按人民銀行規定的基準貸款利率計息。
但那位官員說，這些措施雖然有利於解決農債等農業稅引發的問題，而且也已經初現效果。但仍然屬於應急，缺乏穩固的制度基礎，並非減輕農民負擔的長效機制。
逼出“三配套”
爲儘快緩解由免徵農業稅所引發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去年冬天以來，吉林省在公主嶺市、洮南市、長春市雙陽區、敦化市四個縣級單位，開展了以改革鄉鎮機構、改革縣鄉財政管理體制、改革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爲主要內容的免徵農業稅“三配套”改革試點工作。
據吉林省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負責人介紹，鄉鎮機構改革目的是優化鄉鎮佈局，轉變政府職能，合理設置鄉鎮機構。吉林省要求能撤併的鄉鎮儘量撤併，撤併比例不低於30%，鄉鎮平均人口一般不低於2.5萬人。
鄉鎮黨政機構原則上設立“三室一所”：即黨政辦公室、經濟辦公室、社會管理辦公室和財政所。各地不得擅自改變或加掛牌子。鄉鎮事業單位機構原則上設置兩個服務中心和若干站所，兩個服務中心即農村經濟管理服務中心、畜禽防疫服務中心。鄉鎮服務中心和站所實行雙重管理、以縣主管部門管理爲主的體制，鄉鎮不再設立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而法院、公安及司法等部門，可由上級向鄉鎮派駐機構。
在縣鄉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方面，吉林省將健全公共財政制度，原來由“三提五統”承擔的農村社會事業經費納入縣鄉財政，打足預算，不留缺口。同時，改革縣鄉財政管理方式，實行“省直管縣”、“鄉財縣管鄉用”的辦法。合理劃分事權財權，將農村義務教育經費、鄉鎮道路建設費、農民大病救助資金列入縣級財政支出範圍，農村計劃生育、優撫、敬老院費用和散養五保戶供養費列入鄉鎮財政支出。改革還明確縣鄉財政支出責任，凡屬縣級政府承擔的財政支出，同級財政要積極籌措自給予以保障，不以任何形式轉嫁給鄉鎮。
在推進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方面，吉林省在試點單位鞏固和完善以縣爲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優化教育資源，嚴格教職工編制管理，適度撤併中小學校。在公主嶺市和洮南市，鄉村不少中小學教職工還實施了全員聘用制。
據吉林省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調查，目前三項改革都在積極推進。在鄉鎮機制改革方面，到今年春天，四個試點單位的鄉鎮總數由原來的86個減少到60個，撤併比例達30%；鄉鎮內設行政機構由228個減少到了149個，事業單位由706個減少到了478個。
農官自我轉變
精兵簡政，但鄉村幹部的事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特別是，吉林省免徵農業稅和配套措施實行以來，一些基層鄉村幹部在經歷了痛苦的調整期後，也逼迫着自己轉變心態，逐步走出過去“要錢要糧幹部”的工作模式。
公主嶺市農委主任劉明富介紹，“現在幹部主動下基層，主要做三項工作：一是研究穩定問題，化解矛盾；二是幫助農民研究農畜產品銷路；三是幫助農戶提供技術服務和信息諮詢。”朝陽坡鎮副鎮長寧少勇形象地說，村屯幹部是“赤腳醫”，小毛病不出村屯就地解決；包村幹部是“主治醫”，處理村屯幹部解決不了的問題；鄉鎮黨委書記及副書記是“專家門診”，專門“會診”一些大問題。
從習慣管理到學會服務與引導，也正在成爲越來越多鄉鎮幹部的選擇。大安市太山鎮進步村黨支部書記靠養殖梅花鹿獲得經濟效益後，鎮長秦國寶挨村宣傳這位村幹部，鼓勵農民到養殖場參觀。在秦國寶眼中，鄉鎮幹部需要有所爲有所不爲，對農民不搞行政手段逼迫，而要典型引導，提供政策與信息，規範市場秩序，把決定權讓給農民。
吉林省農委副主任陳巳說，年初農委下鄉搞調研時，發現許多鄉鎮幹部在免徵農業稅後無事可做，現在看來要做的事情還很多，只不過以前做了許多不應該做的事。這種錯位在免徵農業稅後曾困擾了不少幹部。免稅之後的農村基層組織面臨職能和工作方式創新的問題。
長春市農委主任劉芝歧補充說，過去幹部認爲“管住”農村和農民，把稅費收上來就是政績，實際上帶領農民致富、服務廣大農戶纔是鄉村幹部真正的職責所在，免徵農業稅的新形勢逼着鄉村幹部實現自己工作職能的“歸位”。
“一事一議”仍需制度“護駕”
儘管免徵農業稅配套改革試點爲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豐富的經驗，但記者在採訪中注意到，諸如“一事一議”等基層民主建設以及其他一些方面，問題的苗頭也正開始顯現。
“一事一議”主要是爲了應對免徵農業稅後農村公益事業發展的問題。基層幹部反映，“一事一議”往往到農村變了味，有事難議。伊通縣農辦副主任幺乃玉稱，現在農民組織起來非常難，除發直補款時人能來齊，其餘時間連會都開不起來。而且議事扯皮，最終形不成規定的過半或2／3以上同意的意見，導致反覆議而不決。今年伊通突發性降雨多，西葦鎮一些村屯十幾個橋涵和道路被沖壞，修復事宜反覆議不成，導致一些農作物爛在地裏，銷不出去。
公主嶺市南崴子街道長興村黨支部書記馬海說，免徵農業稅後，原來鄉村承擔的公益事業失去了財力保障，修路、修橋、植樹造林、校舍的維護等基礎設施建設基本陷於停滯狀態，而“一事一議”籌資籌勞的辦法難以施行。
在他看來，一方面應該採取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鼓勵企業或個人投資辦公益事業；另一方面“一事一議”應該有法可依，使之逐步走上法制化軌道。農安縣萬金塔鄉婁家村農民王彥彬對此表示贊同，“在農民意識不夠、相關法規沒有約束的時候，國家應該完善一個農村免稅後的議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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