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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上蔡縣是中國最爲著名的艾滋病高發區，那裏的艾滋病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賣血。但在河北省邢臺市，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看到，這裏衆多的艾滋病人卻有着別樣的共同特點：到醫院看病——醫院動員輸血——被發現感染艾滋病。
衛生部公佈：目前中國艾滋病的傳播途徑主要以血液傳播爲主，佔72.6%；河北省衛生廳公佈：河北省艾滋病八成感染者禍於血。
邢臺市“醫院輸血”與患者感染艾滋病毒究竟是什麼關係？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目前生存狀況如何？有關方面對此有何解釋？邢臺“艾滋問題”將帶來哪些社會隱患？
2005年7月和11月，記者先後三次深入河北省邢臺市所轄的橋西區、橋東區、鉅鹿縣、沙河市、威縣、柏鄉縣、邢臺縣、寧晉縣、廣宗縣、平鄉縣、任縣以及與沙河市相鄰的武安市(屬邯鄲地區)等地調查。
記者進村入戶，先後訪問到了10名艾滋兒童，親眼見到持有河北省艾滋病監測中心《HIV抗體檢測確認報告》的兒童8名。
“生不如死！”這不僅僅是艾滋兒童甜甜(化名)的爸爸張記錄之感嘆，更是記者訪問過的許多艾滋病患者家庭的感嘆。
採訪中，幾乎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人都認爲，是醫院“害”了他們，是醫院爲他們輸了有病毒的血液造成了今天的慘局。
“邢臺的艾滋病，十有八九都是輸血造成的”艾滋病患者及家屬對記者說。
無論邢臺官方有無解釋，衆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屬都把矛頭直指醫院。目前已經被推上被告席的邢臺當地醫院有：康泰醫院、顯德汪煤礦職工醫院、邢臺市人民醫院、邢臺市第二醫院。
有資料顯示，20世紀90年代中期，邢臺市各縣大小醫院私自採血的現象十分普遍。
1998年，邢臺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員李黔冀，曾經獨自一人對邢臺市大部分縣的自採血情況進行了調查，並撰寫了《自採血液，伸向生命的魔爪》，於當年5月20日發表於《河北日報》。文中稱，遇到手術用血時，醫院通常讓患者自己去找血，對於不熟悉情況的患者家屬，需要在知情人的引導下，向“血頭”求助買血，醫院只負責化驗血型，其他一概不管。
公開資料顯示，1998年8月《獻血法》實施以來，邢臺市獻血辦在完不成有計劃無償獻血任務的情況下，經市衛生局副局長賈東陽同意，市獻血辦有關負責人安排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員，通過“聯絡員”聯繫農民來市中心血站獻血1668人，其中不到期獻血的239人。
爲什麼醫院甘願冒着被查處的風險熱衷於使用自採血？
“讓患者省點錢少跑路”，這是他們掛在口頭的理由。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調查得知，從血站拿血，一袋400毫升的血液，得交給血站460元，醫院只能在此基礎上加30元左右的化驗費。如果是自採血，醫院只支付給獻血者180元左右，其餘的費用由醫院分割。有的醫院給獻血者支付的比這個更少。因此，每袋血醫院會有300元左右的收入。
自採血在邢臺甚至河北混亂的程度如何？
當時的河北省副省長楊遷曾經於1995年4月8日做過這樣的講話：“一些地方、一些單位、甚至一些個人，把採供血機構作爲盈利創收的第三產業，出現了‘建血站、採漿站熱’，醫院建、防疫站建、衛生院建、鄉政府建、個人也建。我省共有血站22個，其中3個沒有經過批准，5個存在問題較多。採漿點14個，只有1個經過批准。10個採血點都是未經批准的，自採自供血液的醫院血庫有132個，也只有1個經過批准。”
種種事實表明，1995年前後在局部地區採供血造成艾滋病傳播已是不爭的事實，一旦這‘星星之火’得不到有效控制，將發展成爲“燎原”之勢”。
在調查中，記者感覺到，邢臺市艾滋病問題存在着許多社會隱患。比如許多接受採訪的公衆對於身邊的艾滋病情一無所知；許多艾滋患者及其家屬在承受巨大的生理、心理及經濟壓力的同時，卻幾乎得不到到任何救助；有關方面對艾滋病的防疫措施很不到位；個別艾滋患者開始有“報復社會”的心理傾向；……
8歲艾滋女孩：“我要媽媽！”
“好閨女，你過來，以後，娘無法給你梳頭了！你爹給你梳不好，娘給你把頭髮剪了吧！”
8歲的小女孩甜甜(化名)，曾經與其他女孩一樣，有着一頭美麗的長髮。兩年前，躺在自家病牀上的媽媽在自己生命最後的日子裏，“狠心”地剪掉了甜甜那一頭烏黑的長髮。從此，甜甜一直留着短髮——如果不是她穿着一身肥大的裙衣，看上去更像個男孩。
與天下所有的母親一樣，甜甜的媽媽希望自己的女兒漂亮，可她爲什麼要親手剪掉女兒漂亮的秀髮？
這是一個生命接近極限的時刻，一個彌留之際的母親，對於自己留在人世間惟一親骨肉最無奈的關愛！
甜甜的長髮被剪掉不久之後，媽媽永遠地走了，只留下甜甜和極度痛苦的爸爸！
甜甜的媽媽是在34歲生日那天死去的，死於艾滋病併發症。如今，正在村小學三年級讀書的甜甜，也被確診感染了艾滋病毒！
甜甜的家在河北省邢臺市沙河市冊井鄉張溝村，這是一個遠離城市的小山村。
2005年11月23日，記者第三次來到甜甜的家裏，看望這個靦腆而可愛的小女孩以及她的爸爸張記錄。
碎磚塊壘起的院牆、七八塊木板釘成的柴門，與兩邊鄰居家整齊的院子、房子形成非常大的反差。院子中間有兩間紅磚平房，其中的一間裏放着一個雙人大牀，佔了屋子面積的三分之一。
甜甜的媽媽就是在這張牀上死去的。如今，甜甜和爸爸也就住在這張牀上。
甜甜的爸爸張記錄從箱子裏拿出一張白紙條，上面用紅筆寫着“愛妻，生於1970年10月10日，卒於2003年10月10日上午8時，享年34歲，冤死！”(時間爲農曆——記者注)
甜甜的媽媽，一個農村婦女，是怎樣感染上艾滋病的？又是如何“冤死”的？一個年僅8歲的小女孩甜甜又怎麼可能成爲艾滋病毒攜帶者呢？
甜甜媽媽的死亡之路
與她周圍大多數小朋友一樣，甜甜原本有着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
2005年9月初，張記錄曾經給記者寫來一封信，他在信中是這樣說的：
我和我亡妻在1995年結婚。婚後和其他人一樣，男耕女織，雖不富裕，倒也相安。1997年，我女兒出生，這無疑給我們家增添了歡樂和動力，我在外打工，妻在家料理家務農活，憧憬着未來的好日子。這期間我妻子雖說反覆有感冒、發燒、流鼻涕、體乏等症狀出現，女兒也經常反覆腮腺腫大、發燒，但這些都未能讓我們預感到災難的降臨，只以爲是常見病而已。
直到2003年秋忙時節，我妻子口中生瘡，體困力乏，不思飲食，久治不愈。約在公曆9月15日半夜，我夢中被妻子叫醒，她說，確已感冒身體不對，是不是到醫院檢查一下。
第二天清晨，我同妻子一道到市中醫院檢查，化驗結果：可疑。後經介紹趕至邢臺市疾控中心，初診爲艾滋病，此後省疾控中心確診了。
當邢臺市疾控中心的化驗結果告訴我們時，我和妻子都傻了，什麼話都不會說了，相對沉默，我們都明白，將會發生什麼。我的思緒雖然千頭萬緒，但我不得不剋制自己，故作鎮定去安慰妻子，告訴她醫生說了，化驗結果不一定準確，並攜妻乘車趕回家中。
根據疾控中心醫生的建議，第二天我攜帶女兒前往化驗，結果禍不單行，女兒是艾滋病毒攜帶者。
(張記錄給記者出示了她們母女倆的兩份《HIV抗體檢測確認報告》。2003年9月24日，河北省艾滋病監測中心正式做出了這樣的確診報告。)
回到家中，妻子急切地問我：孩子怎麼樣。我不敢告訴她實情，只說孩子沒事。從妻子那鬱悶的眼神裏我看到她有了一絲安慰，而我的感情卻再也無法剋制。不敢面對妻子，自己躲到廁所裏失聲痛哭。
“從確診到離開人世，也就40天。”
張記錄告訴記者，“在我妻子病重期間，她曾一度拒絕吃藥，因爲她清楚地知道，她沒有生還的可能了——此病是絕症。我也知道她的另一個目的，就是不想爲本不寬裕的家庭再添負擔。但是爲了不應失去的生命和沒有希望的希望，我苦苦勸說我那苦命的妻子接受治療，也託人在北京地壇醫院詢問療法，但是結果都是令人失望的。”
在從邢臺檢查回來後的20多天內，“我妻子還能在我的攙扶下上廁所，在院子裏坐一會。只是耳朵的聽力急劇下降，口腔症狀日漸加重。”
然而，霜降的那一天，“她對我和前來探望他的內弟說，自己感覺身上一點體力都沒有了。”
張記錄在信中是這樣寫的：
那天晚上，我牽着病牀上憔悴的妻子的手說：“你與我說會話吧。”她望了我一眼，有氣無力地說，我對不起你，沒給你生個兒子。有機會再成個家，生個或抱個男孩，爲了以後有人照應你，好好照顧甜甜。
面對善良的妻子，我第一次在她面前失聲痛哭，告訴她不要顧及我，保佑孩子。如果甜甜日後有什麼不測，你把我也叫走(因爲孩子的事情她不知道，我又不忍把實情告訴她，增加她的思想負擔)，而孩子的未來又是未知數，我雖然僥倖避過此難，而這個世界上已沒什麼事值得我留戀的了。有的只是生不如死，無絕期的恨。
沒想到這段話竟是我與妻子的生死話別，在剩下的日子裏，她已經臥牀不起，而且已聽不到常人講話了，喉嚨也發不清音了，縱然有時看到她嘴裏在吶吶地說，但是什麼話我已聽不清了。大約農曆十月七、八、九這三天裏，也就是她離開的最後三天裏，我妻進食已相當困難，我熬製的草藥送到她嘴邊，她卻難以喝下。買的流食也只能靠我用湯匙從嘴邊慢慢送下。而且呼吸困難，喉中有痰，我曾示意讓她咳出，然而失敗了。
農曆十月初十這個令我終生難忘的黑色日子，不該發生的事情發生了：
清晨，我正爲女兒做飯，忽然聽到妻子微弱的呼叫聲，我的心一下繃緊了，急忙趕到她身邊，發現她已奄奄一息：從喉嚨裏斷斷續續傳出似是“甜甜”聲，我忙把孩子叫到她身邊，告訴她，孩子在這，你放心，我不會讓孩子受到任何委屈。面對慢慢合上眼睛的妻子，我哭着叫着，你回來，你回來，你不要走，你不該走，我和孩子需要你。
然而，她，一個年輕的生命，一個善良的妻子和母親，一個有着許多未了心願的人，卻帶着對丈夫和孩子的眷戀，帶着滿腔的怨恨，離開了人世，終年僅三十四歲。
我淒涼地守在妻子身旁，任淚水無休止地流。擡頭望望窗外的天空，天蒼蒼地茫茫，天啊，我妻何罪之有！不該呀不該，我兒生來無辜，心底無罪。既生之何夭之，我又有何罪，卻生不如死。我叩地，我犯了何種天條地規，落得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難道去醫院生孩子錯了嗎？那可是救死扶傷的地方啊！”
甜甜的媽媽被艾滋病奪走了年輕的生命。那麼，甜甜的媽媽是如何感染上艾滋病的呢？
“媽媽是冤死的！”
“是醫院殺了我的妻子與孩子！”
軍人出身的張記錄，從櫃子裏取出一把匕首，這是他當年參加對越戰爭時從前線帶回來的紀念品。“如果不是答應了妻子臨終的託付，不是考慮我死後孩子沒人管，我早跟他們拼了！”
記者先後三次見到張記錄，這個漢子每次都淚眼汪汪，激動時拳頭捏得嘎嘎作響，感覺他快要爆炸了。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我們太冤枉了！”
“艾滋病傳播主要有三個途徑，性、血液、母嬰，已經確診我沒有這個病，從小生長在這山溝的妻子沒有可能接觸到有這個病的人，妻子的作風與爲人在村裏是人人稱道的。”
“那麼，惟一的原因就是血液，她這一輩子就輸過一次血，生孩子時輸的！是醫院把艾滋病毒輸給了她，吃娘奶長大的甜甜也便被害了！”
對此，張記錄提供給記者的材料上是這樣寫的：
1997年9月18日上午，我妻子因分娩住進沙河市康泰醫院2樓16號病房，第一次交付藥費1000元，其間醫院進行了常規化驗，而後開始輸液。
血常規化驗得出我妻子因妊娠反應出現貧血，需要補充血液，於是醫院在農曆18日爲我妻輸血800毫升(供血者姓王，因時間太久，名字記不清)。我們交付現金920元。
9月26日，農曆8月25日傍晚，我妻子出現分娩症狀，因難產，需做剖腹產。我在手術書上簽字後，於晚9點左右進手術室(手術醫生有王順英，主治醫師小馬——名字不詳，護士長韓仙梅，供氧師——姓名不詳，麻醉師——醫院臨時聘請，姓名不詳)。
23時30分左右，護士長韓仙梅抱着我女兒找到我，告訴我女兒於23時15分出生，並一同到一樓接生室稱重。
次日凌晨1點左右，我妻子從手術室推出，待常用藥輸完後，即輸上血液400毫升，交付現金460元(供血者爲徐，名字記不清)。
七天恢復觀察期後，即農曆9月3日(公曆10月4日)出院，並補交醫藥費1000元。其間我女兒曾一度高燒，後經治療，方轉正常。
在生下女兒後，我妻子經常身體欠佳，易發燒，隨時間推移，逐漸飲食減少，身體虛弱，四肢無力、失眠。女兒身體也一直反覆感冒發燒，腮腺腫大，經多方治療，效果不佳。
2003年9月，張記錄的妻子與孩子被判了“死刑”！
爲此，張記錄寫了四條理由陳述自己的意見：
那麼病源從哪裏來？本人認爲，只有在康泰醫院住院期間輸血所致。
第一，住院期間，醫院曾爲家妻輸血1200毫升(分兩次，前800毫升，後400毫升)，且供血來源爲私人輸血(王順英曾說過，咱有自己的輸血隊，都領有健康證的)。第二，我妻子身體自生下女兒後，一直欠佳，近期尤爲嚴重，且症狀和發病規律、年限符合HIV。第三，醫院在輸血來源上屬違法採血和輸血，有此隱患，不得不疑。第四，我女兒身染此病，完全是由當時其母輸血或哺乳所致，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
綜合上述理由，本人認爲，造成如此嚴重的人爲傷害事故，完全是由康泰醫院在採血、輸血過程中不經檢驗、違規採血所造成，它使我的妻子和女兒的生命受到嚴重威脅，無情地剝奪了她們的生存權，使我原本和睦幸福的家，變得支離破碎，而我本人也面臨着被感染的可能，每天生活在生與死的恐怖之中。
張記錄曾經多次到這個醫院討說法。他告訴記者：“他們要我出示輸血單，我說這些都在你們這裏。後來我明白了，我們出院時連病歷都沒有。於是我一直向他們要病歷，但到現在也沒有要上。我們農民打官司怎麼能打過他們呀！”
到底是不是這樣呢？記者曾經兩次專程前往位於沙河市顯德旺鎮的康泰醫院求證，均被告知“領導不在”。後來記者曾經打電話給這個醫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我們醫院血液管理非常正規，不存在任何問題。”
父女活着之痛
“千般苦難集於一家，千古奇冤降於一身，天地不公枉爲天地！”這是張記錄寫在自己家惟一的一張全家合影照片背後的文字。
艾滋病不僅奪走了張記錄妻子的生命，剝奪了小甜甜的生存權，而且也隨時威脅着他的生命健康。
與此同時，“艾滋病綜合症”如同生化衝擊波一樣，在甜甜與她爸爸的周圍全面爆發了：
“人們像躲瘟神一樣的躲着我們。”張記錄說。
自從甜甜及媽媽的病情確診以後，“我們再怎麼捂也捂不住了，消息很快在村裏傳開，人們看我們的眼神都怪怪的！”
埋葬了妻子後，這個曾經在老山前線榮立過集體二等功的工程兵，首先失去了在附近選礦廠的工作。“我再解釋都沒有用，他們也在懷疑我，誰也不願意與我在一起工作。每月打工所掙的800元錢，本來是家裏最核心的收入來源，現在一分錢的來頭都沒有了。連孩子上學的學雜費都是賣了糧食才交上的。”
“一直想打官司，但是我現在連去邢臺幾塊錢的車費都拿不出來！”
“想過出去打工，但是，我走了，甜甜誰來管？”
如今的張記錄是既當爹來又當娘。“知道孩子生病，所以不能讓她餓着呀！咱沒什麼好吃的，但要讓孩子吃飽飯啊！也沒有任何一個人願意帶這個孩子。自從甜甜娘去世後，連她姥爺、舅舅一家都很少來往了，甭說別人！”
張記錄每天除了操持家裏那3畝薄田，便只能一門心思做甜甜的“保姆”。他說，“也不好到別人家裏去串門，不好讓人家難堪啊！”自從妻子離開人世之後，他從來不在別人家裏喝一口水。其他的，就更不用談了。
“雖然不是咱自己造成的，但是與任何人接觸，都感覺低人一等。”
“人人都懷疑我。”
“別人家都是高高興興的過日子，自己卻搞得家破人亡的！”
“自己正值年富力強的時候，生活卻沒有着落了。”
“真是生不如亡啊！”
“想到這些真不想活了！”
他給記者的來信中說：
尤其嚴重的是，妻子離開之後，我和孩子成了村裏的新聞廣角、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女兒在學校常常受到其他學生的奚落。每當孩子回家告訴我說，“爸，他們都說俺有艾滋病”的時候，我的心猶如刀割，與女兒抱頭痛哭，然後違心地告訴她，甜，別聽他們胡說，不要理他們，好好學習。
孩子是單純的，我哄一陣子以後，她不再說什麼，但我心裏清楚，這都是這些孩子家中的父母議論我的反射而已，雖說他們表面上見到我不說什麼，有的還安慰幾句，然而從他們異樣的目光中，我感覺到，他們對我是心存芥蒂的。
人啊，父老鄉親，我理解你們的心情，可誰能理解我呢？
面對流言蜚語，我只能採取無奈的沉默，因爲任何解釋都是蒼白無力的，沒人會相信你。只有隨他去說，做一個不是賊，卻像賊一樣過日子的人。什麼人格、尊嚴，丟掉吧，爲了女兒，夾着尾巴做人，實在忍不住了，回到家中，關上門，對着亡妻的照片哭訴一番，然後告誡自己要忍耐，擦乾淚，不要說爲什麼。因爲古人有云：寂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有時我真的想抽刀與康泰了斷這份冤仇，然而想起孩子，我不能。女兒惟一的親人，惟一不嫌棄他的只有她的父親，她不能再失去我。
“沒孃的孩子像棵草啊！”
張記錄說：“最近電視上在演《大長今》，孩子愛看電視，看着看着就哭起來了，嘴裏喊着“媽媽，媽媽，我要媽媽！”我的心啊，說有多疼就有多疼！這樣的情況下，我只能抱着孩子一起哭。”
在講述這些時，記者看到他的淚水已經浸透了整個衣袖。
張記錄說，他曾經不止一次地對孩子說：“甜，要記住，你娘是冤死的，她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好人。爹報不了這個仇，你一定要報！”
張記錄說：“孩子她娘真是太善良了，就是在她人生最後的那段日子裏，她還時時爲別人着想，每次醫生來輸完液，她都不讓醫生把輸液器帶走，要當着她的面銷燬，看着她這麼做，讓我心碎！”
張記錄曾經在甜甜媽媽的墳頭髮下重誓：“我現在活着的目的只有兩個，一是按你的囑託，帶好我們的孩子甜甜；二是豁出一切來，爲你們母女討回公道！”
張記錄說，我相信國家的法律會給我們一個公道，只是我現在沒有任何能力打這個官司，“他們有權有勢！我一個貧困的莊稼漢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
他一方面在爲這份冤屈痛心，另一方面在爲孩子擔心。
甜甜能活多久？能不能成人？以後能不能結婚？“這些我都不知道，但我是她爹，我就得盡父親的責任。”
記者看到，他家一進門的正面牆上貼着一張大大的獎狀，上面寫着“張某某同學在2004—2005年度第一學期期末考試中榮獲二年級第一名”
甜甜最大的理想是長大後上大學，做科學家。
張記錄說：“雖然我不知道女兒的未來，也不知道她還能活多久，但我必須爲女兒而活着！即便現在生不如死，也得堅定地活着！”
一串沉重的名單，更多的艾滋兒童
在河北邢臺，艾滋兒童並非甜甜一人。
2005年7月和11月，記者先後三次深入邢臺市所轄的橋西區、橋東區、鉅鹿縣、沙河市、威縣、柏鄉縣、邢臺縣、寧晉縣、廣宗縣、平鄉縣、任縣以及與沙河市相鄰的武安市(屬邯鄲地區)等地調查。
記者進村入戶，先後訪問到了10名艾滋兒童，親眼見到持有河北省艾滋病監測中心《HIV抗體檢測確認報告》的兒童8名。他們與甜甜一樣都是艾滋病毒攜帶者。
雪雪(化名)，女，8歲，一年級。母親因艾滋病死亡。
2005年7月12日，記者在沙河市柴關鄉的一個小山村裏見到了雪雪。見到她的時候，她正在自家的屋子裏寫作業。雪雪看上去與所有的孩子沒有兩樣，小姑娘的頭上別了一個蝴蝶狀髮卡。相對來說，雪雪要比甜甜幸運得多：她有兩個姐姐以及偏愛她的奶奶。然而，她的媽媽依然無法與艾滋病抗爭，已經於2002年農曆6月18日死亡。
雪雪17歲的大姐與家裏人一起告訴記者：雪雪的媽媽原本身體好好的，1997年農曆5月19日，她在自己家的炕上生雪雪，造成大出血，於是家人匆忙將她送到離她們最近的沙河市康泰醫院搶救、輸血。“不知道輸了幾袋血，從醫院回來以後，好好的人，就經常發燒、貧血、還愛跑茅房。一開始以爲是感冒，後來越治越治不好，曾經還以爲是肺炎，後來人家醫院確診了，才知道是這個病，醫院也不要這樣的病人，回到家裏，沒多久便死了。”
一家人都去化驗，大家都好好的，“就我小妹感染上了，她是娘輸了血以後，吃孃的奶長大的。”
雪雪的父親目前在附近的一家煤礦下窯挖煤，“一個月能賺個七、八百的。”他們說，“咽不下這口氣，但又不敢打官司，一打官司，全傳出去了，我們一家人以後怎麼活啊！”
2005年11月23日，記者再次去看望雪雪時，她爲記者背誦了她最喜歡的課文《小烏鴉和媽媽》，當她背誦到“森林裏有個烏鴉媽媽……小烏鴉依偎在媽媽的懷中，他們溫暖極了”時，她的淚水從眼框裏刷刷的流下來，流進她的嘴裏，滾向她的下頜，滴在她的衣服上，溼了好大一片。
山山(化名)，男，9歲，三年級，母親因艾滋病死亡，父親也是艾滋病毒攜帶者。
沙河市柴關鄉的一個村莊，山山與奶奶、爸爸以及姐姐一起住在這裏。記者見到他的時候，山山與一夥小朋友們從院落外邊的馬路上玩耍歸來，臉上還流着汗水。
山山的爸爸告訴記者：“他媽生他的時候，是1996年農曆10月，我們住在沙河市的康泰醫院裏，孩子還沒有生，醫院不斷給我做工作，非叫輸血。我當時反對，我說，需要輸了就輸，不需要了就別輸。但是醫生三番五次找我談，要求輸血。沒辦法，聽人家醫生的。輸完血兩個星期後生的山山。”
“從那裏回來，再也沒有上過醫院。2004年初，他媽經常噁心、嘔吐，於是正月初八到邢臺市人民醫院檢查出了這個病。回來後，在鄉醫院輸了幾天液，便去世了。”
之後，全家檢查，結果是：山山和他爸爸爲艾滋病毒攜帶者。比山山大三歲的姐姐一切正常，奶奶也一切正常。
丹丹(化名)，女，8歲，一年級，母親因艾滋病死亡，父親爲艾滋病毒攜帶者。
在沙河市冊井鄉某村莊，記者見到了丹丹目前的一家人——爸爸、爺爺和她。丹丹的爸爸告訴記者，丹丹娘總共輸過兩次血：1997年正月，因爲貧血，在沙河市康泰醫院輸過兩小袋血；1998年農曆10月25日，生丹丹時大出血，在康泰醫院又輸了兩袋血。
丹丹的爸爸告訴記者：“原來我們什麼都不知道，2003年沙河市對在90年代中期在當地醫院輸過血的人進行檢查，丹丹的娘被查出來了，後來一查，不僅她娘有艾滋病，而且我與丹丹都有艾滋病。”
“在這之前，她娘經常難受，經常發燒，我們按一般的發燒治療，一般一次輸液就得一個星期。每年都得三四次。查出這個病後，發現還有結核，於是我們先按結核治，後來結核也沒有治好，人就死了。”
丹丹的娘是2004年農曆6月3日去世的，依然與記者見到的其他艾滋病人一樣，只能回到家裏，死在家裏。
丹丹的爸爸說：“好好的人輸什麼血啊！但是人家醫生不斷找我談，說‘貧血這麼厲害，你趕緊輸血吧’。咱一個農民，什麼也不懂，人家醫生說輸，咱就交血款唄。”
記者看到，丹丹家滿院子堆的全是垃圾，丹丹的爺爺對記者說：“我在撿破爛，日子過得太緊張了，兒子身體有病，大苦吃不成，收入太少，我不撿破爛換錢，這娃娃就上不成學了。”
浩浩(化名)，男，6歲。父母均是艾滋病毒攜帶者。
在沙河市白塔鎮一村莊，記者見到浩浩時，他光着膀子，身上只穿一條深藍色短褲，在自家門口的巷道里玩。
浩浩家總共有5口人：浩浩的父母、浩浩和兩個姐姐。兩個姐姐一個13歲，一個10歲。
浩浩的媽媽告訴記者：“1996年農曆3月21日，我在家流產了，於是被送到位於沙河市顯德旺的顯德旺煤礦醫院治療並輸血，血輸了一包，花了800元。醫院現叫的人，叫來人進行抽血，抽了人家的血，然後就輸給我。”
“除了這次輸血，我再也沒有輸過血。2003年底，知道我輸過血，鄉衛生院抽我的血去檢查，2004年開春我便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
然後是一家5口人全部抽血檢查，“最後的結果是，他爸與老小都感染上了，老小是1999年生的，是我在醫院輸完血後生的孩兒。”
她告訴記者，目前，“我們夫妻倆都還能從事勞動，但重活不能做，吃飯與生活還都正常，就是容易感冒。面對這一切，我只能從鄉衛生院領藥，儘量控制唄。”
楠楠(化名)，女，8歲，二年級。母親因艾滋病死亡。
在邢臺市柏鄉縣龍華鎮的一個不小的村莊裏，記者以走訪親戚的名義，在村裏找到了楠楠家，這個8歲女孩，長長的頭髮，頭頂扎着一個鮮豔的蝴蝶結，衣服上繡着一個正在奔跑的小梅花鹿。如果不是記者事先知道她是艾滋兒童，誰也想不到，這麼可愛的一個女孩會是艾滋病毒攜帶者。
楠楠目前與爺爺、奶奶、爸爸一起生活着，65歲的爺爺與38歲的爸爸都出去打工了。拄着雙柺的奶奶以及她爺爺的大哥告訴記者： “這孩子真苦，她娘是2004年農曆4月11日死的，從北京回來只有8天時間，人便沒了。楠楠的媽媽是雲南人，是當年有人從雲南領來的，她爸當時28歲了還沒有老婆，1996年要了她媽，第二年生了這閨女，生這孩子時大出血，於是便到醫院去輸了血，2002年時，身體不好，還輸過一次血。沒想到她得了這個病，這孩子也感染上了。”
楠楠的奶奶想站起來，幾次沒有成功，記者伸手扶起了她，她說，“一家老的老、病的病，這老天爺，讓我們怎麼活呀？”說着眼淚奪眶而出……
甜甜(化名)，女，8歲，三年級。母親因艾滋病死亡。
關於甜甜的情況在前文中已經講了，這裏不再贅述。
佳佳(化名)，女，8歲，三年級。母親因艾滋病死亡。
佳佳的家原來在距沙河市康泰醫院只有三、四公里處的武安市邑城鎮(屬邯鄲地區)，她的爸爸告訴記者：
“我們全家原來是4口人，佳佳和她哥哥，以及我和妻子。1997年8月1日，妻在康泰醫院生了佳佳，三天後，院長王順英動員我說，‘你給她輸個血，身體恢復會快一點。’她三番五次來動員，有好幾次岳父岳母都在場，其實妻當時只有28歲，身體非常好，但是想到醫生總是爲咱好呀，再者，不能讓兩個老人有想法。於是便輸了血。
“一年後，妻便發燒不退，出現各種症狀，我們從小診所到大醫院一級一級跑了整整一年，之後被確診了。1999年5月16日死了。佳佳被確診是艾滋病毒攜帶者。所幸兒子和我都沒有問題。”
壯壯(化名)，8歲，三年級。母親是艾滋病毒攜帶者。
2005年11月10日，壯壯隨他的母親及四個親戚來到記者的辦公室，這是記者第一次見到壯壯，圓圓的臉蛋白裏透紅，大大的眼睛，虎頭虎腦的，還穿着一件繡着各種小動物的牛仔服，看上去是一個營養十分充足的小胖墩。
如果不是看到他與他媽媽的《HIV抗體檢測確認報告》，記者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艾滋病與壯壯聯繫在一起。但是，鐵的證據擺在眼前。
壯壯的媽媽告訴記者：“1994年我與壯壯的爸爸結婚並居住在沙河市辛莊村。原本家庭生活幸福美滿。但是，今年(2005年)3月22日，邢臺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來辛莊村普查，我被確診爲艾滋病毒攜帶者。讓人難以接受的是，4月12日，我8歲的兒子也被確診爲艾滋病毒攜帶者。”
好在丈夫沒有感染艾滋病。壯壯媽媽對記者說：“近10年來，我們家本本分分做人，從未有過任何不良行爲，夫妻倆都從未出外打過工。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8歲的兒子，年齡這麼小，怎麼可能被感染艾滋病呢？經諮詢邢臺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專家，他們分析：我們母子被感染艾滋病毒只能是我輸血，然後通過母嬰方式傳給兒子。現實中，我這生惟一一次輸血，就是生孩子時在顯德汪煤礦醫院住院輸過血，當時動員我輸血的醫生也承認給我輸的血是非法的自採血。”
除了親眼見到持有《HIV抗體檢測確認報告》的以上8位艾滋兒童外，記者還訪問到兩位艾滋兒童，他們分別是4歲的女孩婷婷(化名)和11歲的男孩剛剛(化名)。
關於婷婷的訪問。記者根據有關線索來到位於沙河市柴關鄉的某村，找到了婷婷的大伯，他只是告訴記者，他弟弟已經死了，孩子和她娘都有病，已經離開這裏了，說完便把記者拒之門外。
關於剛剛的訪問。記者依然是根據有關線索找到了位於沙河市冊井鄉某村的剛剛家，記者在他家的院子裏見到正在玩耍的剛剛，他的母親對於記者的問題未置可否地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然後對記者說“你走吧，我們的孩子以後還要生活在這裏，還要娶媳婦成家呢。”
以上僅僅是記者連續三次在邢臺訪問到的艾滋兒童，長期爲邢臺的艾滋病患者奔走和提供救助的邢臺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員李黔冀對記者說：“在邢臺，已經發現的艾滋兒童至少有20多人，艾滋病毒攜帶者至少有200多人。”
一方面是不少孩子感染了艾滋病毒。另一方面記者發現幾乎走訪過的每一個地方都寫着“死亡”：連續三次訪問，記者累計訪問到艾滋病及感染者總共34人，其中已經死亡14人，許多死者的墳墓上依然培着新土。爲記者帶路的人稱記者對於邢臺艾滋病的訪問是“尋找死人”的工作。因爲記者不斷聽到的回答是“她已經死了”、“他已經死了”！
“死了倒是解脫了啊，活着的人，是生不如死啊！”許多受訪者幾乎都發出同樣的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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