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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中旬，兩年一度的兩院院士增選結果即將揭曉，當此關口，一場關於“院士制度存廢”的爭議，猛然襲來。
11月16日，一家媒體報道稱，於上海舉行的“院士圓桌會議”上，周光召院士建議，取消現行的院士制度。
周光召乃中國科協主席、中國科學院前院長，其身份顯赫，此言一出，頓時引起外界關注。圓桌會議“當時一共13位院士參加。”中科院院士、著名海洋物理學家汪品先告訴記者，“圓桌會議”由上海科技學會主辦，主題爲“新型工業化道路中的自主創新”，但當時，大家不知不覺就將話題轉到了院士問題上。
汪品先首先發起了對院士制度的批判，“現在的院士類似於‘一考定終身’，承襲中國幾千年的科舉制度，不少院士對自身的定位錯了，社會對他們的定位也錯了。”
“可能都對院士制度有看法吧，”汪品先回憶，“大家都開始討論起來，但我們只是認爲院士要降溫，現在社會上將院士炒得太熱了。”
而據媒體報道，周光召院士後來在發言中說，目前很多院士都七八十歲了，幾乎當上院士後沒有什麼新的成績。他自嘲說，至少自己是這樣。在一線的院士即使有點成果，也可能是學生幫着做出來的。
此外，周光召還抨擊了現在到處設院士像和院士館的現象，“這實在有點過分，不利於年輕一代在科學上的成長。學術界應該是沒有權威意識的，只有在統一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討論才能真正造就人才，實現科技創新。”
“但我們並沒要求取消院士制度，媒體也許誤解了，”汪品先說，“包括周光召院士也只是希望改革現行制度的弊端。”
周光召後來對與會的13位院士倡議，“如果大家同意，可以在適當時候共同提一個議案。”
對於這些觀點，中國科學院院士鄒承魯十分贊成，他告訴記者，“現在選出的院士，總體水平一屆不如一屆，雖然每屆都有優秀人才加入，但平均水平不斷下降。”
“比如，兩年增選一次時間太短，人才成長也沒那麼快，我曾經提出建議延長到三年一次，就我所知，和我持相同看法的人還不少，但始終未被採用。”
鄒院士認爲，這種院士整體水平下降以及各種不合理情況正越來越嚴重，所以有很多人不滿，如果這種情況不能得到有效制止的話，還不如取消院士制度。制度詬病近幾年，關於科技界的浮躁乃至學術腐敗的報道不時見諸報端，2001年的“核酸風波”、院士候選人花錢做廣告、863項目申報等等，都有黑幕被揭，儘管只是極少數，卻給院士光環投下了陰影。
曾在“核酸風波”中仗義執言的鄒承魯已年過八十，1980年當選中科院院士，他告訴記者，學術腐敗問題雖受到公衆關注，但並未得到有效遏制，從某種意義上說，似乎日益猖獗。
一位中科院院士透露：“有幾位院士曾聯名打報告，要求國家撥款40億元，發展一個新項目。可結果發現，報告中的一些基本數據都算錯了，其中一個關鍵技術指標算錯了100倍，產量算錯了60多倍。後來幸虧有人發現，才及時制止了這個錯誤。”
這位院士感嘆，人們普遍認爲院士治學嚴謹，說話可信度高，但如果科學家不靠嚴謹的治學精神，而是依靠自己的影響力去給決策部門施加影響，一旦國家按照這些缺乏嚴格評審的錯誤計算進行投入，豈不是大錯特錯？
“某些學者成爲院士後，往往變異爲‘學霸’，”中科院一位人士說，“在學術上根本不講科學精神，反而捧起了‘金口玉言’這一套，其後果，往往扼殺年輕才俊的創新精神。”
這位人士提供的相關資料顯示，我國科技界近年的世界排名不斷下降：1998年，中國的科技競爭力排名世界第13位，到2003年已降至29位；此外，中國科技三大獎之一的國家技術發明獎以及國家自然科學獎等連續多年空缺。
“不能將此完全歸咎於院士制度，”這位人士認爲，“但院士制度是我國科研體制的‘金字塔頂’，這隻能說我國包括院士制度在內的科研體制，已經迫切需要變革。”
另外，對院士制度詬病最多的，當數選舉過程滋生的腐敗。
鄒承魯院士告訴記者，中國的院士選舉制度，大體公正，但不是絕對的，“有些院士，說得不客氣些，沒這個水平卻被選上了，原因就是做了幕後活動。”
以中國科學院爲例，其《院士章程》中對院士增選有明確規定，新院士的產生要經歷以下幾個階段：先由歸口初選部門推薦，然後彙總到中科院，由各學部組織院士評審，最後由學部差額無記名投票選舉。
鄒院士介紹，按規定，候選人與投票的院士要回避見面，“但近幾年的院士增選中，候選人自己出來活動的情況開始增多，更嚴重的是，不少單位和地區出於政績考慮，主動出面活動，不惜重金攻關。”
“比如單位組織一場學術活動，邀請許多院士參加，好吃、好喝、好招待，還送會議費、出席費，變相賄賂。”
面對越來越普遍的賄選現象，鄒院士認爲，這些行爲不禁止，院士制度就不可能公正。爲此，他多次在中科院院內會議上，呼籲選舉要公開透明，“不久前我還就此公開發表文章，希望所有候選人的資料能夠在網上公佈，任何人查看了都可提意見，接受全國科學界的監督，這樣纔會比較公正。”
中科院主席團曾討論過鄒承魯的建議，在會上同意，但沒能實行，“他們告訴我，今年來不及了，下次再考慮。”鄒院士說。特權效應
截至今年增選結果出爐前，我國共有中科院院士687名，工程院院士654名。
在我國，兩院院士除非有重大問題出現，一般均是“終身制”，他們大部分享受“三重”津貼：國家、省市津貼，以及院士所在單位補貼，因其所在地區不同，數額各異。
“在北京，科學院內院士津貼也就1000元／ 月，”鄒承魯院士告訴記者，“但在外地，特別是院士少的邊遠省份，院士享受的‘特權’不少。”
山東一位院士曾透露，他當選後，單位給多少萬，所在市給多少萬，省再給多少萬，加起來一年的“年薪”超過100萬元。
“院士的物質條件，現在大爲改善了，”長期從事院士制度研究的顧海兵教授說，“比如西部某省舉行了隆重的院士配車儀式，12位院士統一配備別克轎車，配車儀式鑼鼓喧天，管號齊鳴，少先隊員獻花，記者雲集。”
院士因爲是最高學術稱號，因而就成了“萬能人”，成了各界爭相炒作的目標，院士們窮於應付各種的“考察”、“頒獎”、“座談”，用於科研的時間以及科研成果的質量可想而知。
顧海兵認爲，“炒作使院士成了特權代名詞，而巨大的利益刺激，又反過來促使大量的人想躋身其中，因而出現了1000多名候選人競爭100個增選名額，賄選不斷。”
對於種種衍生出的問題，兩院無疑也爲此頭痛，中科院曾在2001年出臺《中國科學院院士科學道德自律準則》，同時還宣佈，有兩名中科院院士因違背科學道德而被除名，其中一人受到法律制裁，但後經媒體追蹤披露，兩人多年前已被取消院士頭銜，遲至2001年宣佈，其象徵意味不言而喻。中國工程院則在2003年公佈過一則消息：從2002年10月至2003年6月間，該院共受理對院士的投訴信21件，涉及院士18人，調查結果發現，其中兩例部分屬實，兩人均涉及研究成果歸屬問題，還有一位導師發表的論文有剽竊行爲。該院院長徐匡迪曾提出“五個不希望”：不希望出現什麼都參加的“社會活動”院士，不希望院士爲了論文能在更高一級的雜誌上發表而在別人的成果上掛名，不希望院士壓制不同的學術觀點、輕率否定別人的科研成果，不希望院士參加一些商業炒作和商業包裝活動，不希望或就是明確反對院士參加僞科學和封建迷信活動。
但憑“自律”或是“不希望”，能否解決積弊已久的制度問題？無論是內部的建議，還是院外學者的呼聲都表明，院士制度已到變革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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