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公德是全體公民在社會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必須共同遵循的準則，是社會普遍公認的最基本的行爲規範。社會公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着一個國家的社會秩序、社會風氣、社會凝聚力，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外部標誌。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進程中，大力弘揚社會公德、倡導文明新風，對於培養人的高尚品質，樹立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創造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促進精神文明建設健康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我們要通過信用體系的建設，形成一種類似的局面：每個人時常檢查自己的公德行爲，就像檢查自己的車有沒有汽油那樣。
最近，網上一項“最缺乏公德的行爲”徵集與調查活動，爲人們勾畫出幾幅最常見的公德缺失世象：
寂靜深夜，手機短信驚醒夢中人，打開一看，原來是“二手車優惠廣告”；新手初上路，貼上“實習”標籤，望求車友包涵照顧，哪料屢遭別車；超市裏，竟有人站在“請勿品嚐”標牌旁細品慢嘗；回到家裏，想放鬆一天工作的疲乏，豈料裝修的敲打聲此起彼伏，“你不睡，他不裝；你一睡，他就裝”……
其實，我們遇到的遠遠不止這些。公共通道、過街天橋常常被小商小販佔滿，你必須費力地擠過去；在城市地鐵口設有出站口和入站口，在出口的底部放着“止步”的牌子，但總有不少出站的人視而不見，逆行而出；會議室中明明掛着“禁止吸菸”的字樣，但就是有一些人吞雲吐霧；乘飛機、坐火車，大家在有秩序的排隊時，總有幾個人想加塞兒……
社會公德爲什麼大面積缺失？
筆者認爲，社會公德在今天的大面積缺失首先與社會轉型期的特點密切相關。中國社會的發展正處於一個多重轉型相疊加的時期：經濟體制在轉變，社會體制在轉型，道德規範在轉換。很多的制度、規範、機制尚在發展與成長之中，公共的道德規範還沒有完善和剛性化，還沒有內化於民衆的心中，道德理念還只是在社會的表層上游走。
而這個轉型期的特點是：（1）“金錢優先”吞沒了社會公德。一些人以追逐金錢爲目標，“效率優先”被理解爲“金錢優先”，能不能賺錢和賺錢多少成爲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的標準，而不看他所賺的錢是不是合法的錢，似乎只有他賺了錢，一切都是合乎道德的和崇高的。於是，出現了某省的省委政法部門發文件不追究民營企業家原罪的怪事。（2）缺乏正義的社會氛圍。在我們社會的發展中，經濟增長被置於核心地位，公平和正義只是作爲第二層次甚至是第三層次的發展理念。於是就出現了只顧經濟增長而忽視公平正義的現象：只要經濟發展了，什麼都可以幹，什麼都可以破壞，什麼都可以違背；這就造成許多的社會正義倫理和道德底線被突破，被扭曲。自然，作爲社會正義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的社會公德也就被一些人一再地踐踏。
其次，社會公德的缺失在於缺乏社會公德的維護者、監督者和對違反者的懲罰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陳抗教授曾指出，人主要分爲兩大類：一是“規範使用者”，他們是按照規則行事，屬於“以德報德、以怨報怨”的類型，這類人佔70％左右；二是理性利己主義者，完全爲了自己，這類人佔30％左右。規範使用者又分爲兩種：一種是“條件合作者”，他們是那種只要有一定的互惠利益就可以進行合作的人；另一種是“志願懲罰者”，他們對於搭便車者深惡痛絕，只要有可能，他們就會自發地對於搭便車者進行懲罰。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缺乏的正是社會公德的堅定維護者、敏銳的監督者和俠義的“志願懲罰者”。這些主體的缺位使遵守社會公德的人得不到激勵，使破壞社會公德的人得不到懲處，於是大家對社會公德就視而不見，想遵守就遵守，想不遵守就不遵守。
第三，公衆普遍缺乏規則意識。人類的所有活動都有自己的遊戲規則：開會有開會的規則，議會有議會議事規則，國際組織有自己的組織規則，公司董事會有自己的執行規則；體育運動有運動員的規則……可以說，規則是人類活動的基礎。任何社會的運行都離不開規則。但在我們這個社會裏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對規則的遵守程度比較弱。即使有公共規則，大家也都是想極力去擺脫公共規則。這樣一來，本來是約束所有人的規則最後卻成了只約束少數沒有辦法擺脫約束的人的規則。西方有一句諺語：“有規則就有例外。”而在我們這裏，守規則卻成了例外。社會公德實際上是一種社會規則，規則意識的缺乏就造成了社會公德的缺失。
解決社會公德缺失的對策
筆者認爲，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社會信用體系，以個人信用體系建設來促進社會公德的完善。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形成以道德爲支撐、產權爲基礎、法律爲保障的社會信用制度，是建設現代市場體系的必要條件，也是規範市場經濟秩序的治本之策。可以說，信用體系建設中包含着對社會公德的要求。在北美，人們喜歡說：檢查自己的信用報告，就像檢查汽車有沒有油那樣重要，沒有人想在急需趕到某個地方時因車沒油而困於路邊，同樣，也沒有人想在自己最需要信用貸款時遭到拒絕。我們要通過信用體系的建設，形成一種類似的局面：每個人時常檢查自己的公德行爲，就像檢查自己的車有沒有汽油那樣。
其次，要以法促德，也就是說要利用立法等手段促進社會公德的確立與遵守。良好的社會公德意識的形成迫切需要嚴格的法律制定與執行來保障。從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情況看，以法促德是一個基本的經驗，社會公德的遵守需要嚴格的法律。例如在中國的香港地區，亂扔垃圾要被罰款1500港幣，在電梯中吸菸要被罰款5000港幣。這樣嚴厲的處罰使亂扔垃圾和在電梯中吸菸的現象就幾乎絕跡了。在新加坡也是採取嚴厲的法律來保障社會公德的遵守。因此，我們借鑑這些好的經驗，充分利用法律的嚴謹性和嚴格性來確立社會公德的地位。
第三，要不斷壯大社會公德維護者、監督者和懲戒者的隊伍，不斷形成“失德受懲”的局面。這支隊伍包括政府的公務員、社會中介組織和社會團體、志願者和廣大的羣衆。要在政府部門開展廣泛的社會公德意識的教育，使我們的公務員隊伍成爲遵守社會公德的榜樣力量；要發展維護社會公德的民間組織，使他們能夠成爲監督社會公德履行的支持力量；要在公衆中進行系統的社會公德意識的教育，使他們成爲自覺地遵守社會公德的主體力量。幾股力量形成合力，就會推動社會公德的確立與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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