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麼人可能反對改革？一個是既得利益集團，一個是貧困羣體。他們可能在反市場體制上結成聯盟。打着彌補市場缺陷的口號，大衆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命運會就此改變。”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今天在《財經》雜誌2006年年會上，出人意料地用這一段話來結束自己的主題演講。
一向以理性著稱的經濟學家因何動了感情？吳敬璉言語間隱含着深深的擔憂。日前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收入不平等有兩個可能的來源：一個是機會的不平等，一個是結果的不平等。目前中國社會貧富懸殊，主要來自機會的不平等。他解釋，就像貪官污吏通過盜竊公共財產，通過買官賣官，很容易就成了千萬、億萬富翁。但現在好像集中注意的是結果的不平等，於是就要限制國企經理的最高薪酬，對一般的富人徵高額稅等等；還動不動就要“向富人開槍”。這種說法和做法不但沒有抓住要點，還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後果。貧富懸殊，是腐敗、是用權力換取收入，即權力尋租造成的。”
事實上，貧富差距的擴大正成爲許多政策權衡的焦點。對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國企MBO的“放與收”等等，這些爭執的背後隱藏着同一個問題：當貧富差距已成爲社會關注的焦點時，是通過扶持弱勢羣體，加速深化改革，解決市場經濟中的不公平現象，還是走平均主義的老路？
在改革開放20多年後，在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貧富差距加劇，增長方式粗放，發展不平衡等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已到了必須解決的關頭。如何破解這些矛盾？是走回計劃經濟的老路，還是深化改革、繼續走市場經濟的道路？這決定着億萬人的命運，也考驗着政府的智慧、經濟學家的良心。
吳敬璉爲解決這些問題開出的藥方針對着12個字：“增長方式、市場機制、政府職能”，而轉變政府職能是破解矛盾的支點。他指出，“目前政府職能錯位相當普遍，一是越位，二是不到位。不該管的管；應該管的，管得不夠或沒管好。看得見的手壓住了看不見的手。”
吳敬璉不贊同爲考慮改革成本而放慢步伐的做法。“改革當然要付出成本，從過去的經濟結構調整到新的經濟結構當然是有成本的。但不改革也要付出成本。因爲舊的價格機制應該市場化，但沒有市場化，給我們很多錯覺。”
他分析，“電解鋁爲什麼上得這麼多？重要原因是供電價格。90年代給電解鋁企業優惠的電價，客觀上起到了誤導企業的作用。”電解鋁企業表面賺錢，但如果考慮資源消耗的實際成本，是賠錢的。“改革不能太快，但改革太慢，成本也很高。像這樣一個行業一個行業地虧損，也不行。”
他說，制定九五計劃時就提出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但轉變的結果不如人意。以至我們每一次經濟加速發展，保持9%以上的增長率，但很快就出現資源緊張，經濟過熱。主要原因是有四個方面的問題。其一，各級政府在土地、信貸等資源配置中仍然有過大的權力。其二以GDP增長爲主的政績標準。其三，財稅收入的增長主要依靠生產型增值稅。其四價格扭曲。
“高度扭曲的土地、水、信貸資源都是行政定價過低，引導經濟活動的參與者以浪費資源的方式提高增長率。”因此他認爲，轉變增長方式的關鍵是：將以行政配置爲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變爲以市場爲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