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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齡爲53.34歲，比全國人均期望壽命低10歲。”這是幾年前一份關於中關村知識分子健康狀況的調查報告中得出的結論，這在當時掀起軒然大波。
時隔7年，前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又在日前的一次論壇上提出“知識分子平均年齡比普通人低10歲”的發言，又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轟動。知識分子短命的言論究竟是否屬實，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
知識分子短命論緣出何處
“中國知識分子比普通人短命10歲，這是一份震憾國人的死亡報告。”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研究院院長翟振武接受記者採訪時如是說。
長時間超負荷腦力勞動易引發“過勞死”。在日本，“過勞死”已列入工傷範疇。
翟振武介紹了這個結論得出的來龍出脈：1998年底，國家體委研究所李力研發表了一篇關於中關村知識分子健康狀況的調查報告，報告的結論引起媒體高度關注，多家報紙轉載這份報告。
他介紹說，該報告收集了中科院下屬7個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學共8個單位從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5年時間內共134名死亡人口資料，統計後得出結論：“中關村知識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齡爲53.34歲，低於北京1990年人均期望壽命73歲，比10年前調查的58.52歲也低出了5.18歲”。
對於這個結論，當時已經有學者從指標的科學性角度提出了異議。但是，媒體後來又陸續重提這個話題，如2004年《羊城晚報》開闢“關注中年知識分子健康”專欄，報道說“工作壓力、生活壓力、精神壓力，‘三座大山’令知識分子不堪重負。最新的調查發現，知識分子的平均壽命比10年前下降了5歲，僅爲53歲，比全國平均壽命則低17歲，中年知識分子死亡率更是超過老年人兩倍，死亡年齡段多爲45~55歲。”新加坡《聯合早報》稱“中國中年高級知識分子早逝陰霾”；在互聯網上，中國婦女報網、解放軍報網、中國網、南方報業網等對中年高級知識分子健康問題進行了廣泛的報道與評論。
正是媒體的推波助瀾，使這個結論從學者的個體研究上升到社會的普遍認知，乃至政府部門領導都對此予以認同。
課題組調研顯示：中關村知識分子平均年齡爲70歲
對於媒體報道，2004年4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祕書一局的《互聯網信息擇要》刊載了“網上關於中年知識分子健康‘亮紅燈’現象的報道和評論綜述”。該問題引起了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批示要用“科學的抽樣方法”、“準確的統計數字”進行調查分析。2004年7月，國家人事部、北京市人事局委託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組成課題組，進行“中年高級專業技術人才的健康狀況調查”。
翟振武說，爲了科學、準確、客觀地反映中年高級專業技術人才的健康狀況，課題組組建了一支包括人口學、統計學、公共衛生、社會學以及人事部門實際工作人員的專家隊伍，制定了科學的抽樣方案。課題組分別設計了中年高知組和普通人羣組(對照組)健康調查問卷，以便進行科學的分析，得出正確結論。
課題組從去年暑假開始工作，爲了保證調查質量，參加調查訪談人員全部由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組成，他們通過中科院、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三個單位的人事部門，蒐集了中科院下屬的中關村地區附近18個院所和北大、清華兩所高校在2000年1月至2004年12月之間死亡的436名知識分子(副高級職稱以上)的年齡、性別等數據，對死亡的知識分子的平均年齡進行了計算，並對在職人員與離退休人員進行了區分。調查耗時3個多月，最後於今年3月份形成調查報告，並最後上報到國家人事部等有關部門。
調查結果顯示，中關村三大單位高級知識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齡爲70.27歲。這與李力研報告中所說的“知識分子平均死亡年齡爲53歲”的結論截然不同。
知識分子平均壽命兩個結論爲何迥異
記者瞭解到，李力研當年發佈的報告收集了中科院下屬7個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學共8個單位，從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5年時間內共134名死亡人口資料。經統計後得出結論：“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教授、研究員中，近年來每年都有20到30人病逝，其平均死亡年齡只有53.34歲，比目前我國平均壽命短10歲。”
翟振武認爲，李力研的報告犯了一個學術錯誤，他和幾乎所有的媒體都混淆了“平均死亡年齡”和“平均預期壽命”兩個最基本的人口學概念。
翟振武介紹說，“平均死亡年齡”是指死者年齡的平均值。但人口學界認爲“平均死亡年齡”的計算方法並不能準確反映某一時期的死亡水平。而“平均預期壽命”是國際社會通用的反映一個人口真實死亡水平的指標。李力研報告把中關村8個單位的134名死亡知識分子的平均年齡誤解爲知識分子的平均預期壽命，並將其與全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進行比較，所得出的“知識分子平均壽命比全國平均壽命低10歲”的結論當然有問題。
“我們懷疑，李力研報告中漏掉了大量退休知識分子，他們計算的53歲可能主要代表了在職死亡的知識分子的平均年齡。如果說在職知識分子的死亡年齡，那他們至多也不會超過60歲，因爲60歲的知識分子就該退休了。”
翟振武說，爲了檢驗這一懷疑，我們也專門分別計算了在職與退休知識分子死亡的平均年齡，結果是在職知識分子死亡平均年齡爲56.31歲，離退休知識分子死亡平均年齡爲72.24歲。即使在職知識分子死亡平均年齡仍比李力研報告的結論(53.3歲)高3.01歲。
圖表：“過勞死”的危險信號
翟振武由此判定，由於調查範圍過窄(8個單位)，調查樣本量過小(134人)且覆蓋不完整，李力研報告中關於中關村“知識分子平均死亡年齡爲53歲”結論扭曲了中關村地區知識分子真實的平均死亡年齡。“53歲”不僅不能代表中關村地區知識分子(含退休知識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齡，甚至它也不能代表在職知識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齡。把“53歲”這個結果與10年前調查的“58歲”相比後，進一步演繹出知識分子平均死亡年齡近10年大幅下降的結論就更站不住腳了。
記者希望能找到李力研研究員對此加以求證，卻意外地發現他不久前已經去世了。據悉，《來自中關村的健康報告》是李力研一個人完成的，沒有合作者。
中國知識分子整體壽命大大高於普通人羣
翟振武介紹，通過他們的調查發現，從1990年到2000年，近10年來受本科以上教育人口，即知識分子的平均預期壽命是在提高，而不是在下降。也就是說，10年來知識分子的死亡狀況非但沒有急劇惡化，恰恰相反，而是得到了改善。
翟振武認爲，從國際國內人口的文獻表明，人的健康狀況除了先天原因以外，與其自身健康意識、飲食結構、生活方式、經濟水平密切相關，這些因素的不同導致了死亡水平在各類人口中的差異。而知識分子，包括科學家，在整個社會階層中，無論是健康知識，還是收入水平、醫療保障、生活條件、社會地位、退休金待遇等，都是具有優勢的。
調查發現，中年知識分子享受體檢制度方面要明顯好於普通人羣，被調查的中年高知人羣中有85.1%的人近2年內進行過全面體檢；中年高級知識分子與普通人羣的收入差距非常明顯，前者中近一半人的月收入在3000至5000元，5000至8000元的也佔13.6%。而後者中54.7%的人收入低於1000元，1000至2000元的佔34.3%。媒體報道的某些知識分子猝死，是客觀事實，但這些現象畢竟是少數的。在總體上，知識分子工作壓力大對於健康狀況的負面影響還沒有抵消和超過其它因素的正面影響，不能從個別知識分子的英年早逝推論出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壽命短於普通人的結論。
同時，隨着社會經濟的進步，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人口總體的預期壽命提高、死亡水平下降，這是一個基本規律。中國知識分子平均預期壽命在過去10年中的提高正是這一規律的體現。衆多媒體反覆引用的李力研報告中關於中國知識分子平均預期壽命不僅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並且在逐年下降的結論，是沒有事實依據的。
探究知識分子短命論深入人心的成因
爲什麼調查數據和全國人口普查所顯示的結果與媒體的報道和很多人的直觀印象是截然相反？翟振武深入分析其中原因。
他認爲，由於知識分子，特別是著名的知識分子，社會影響大，一舉一動引人注目。一旦某些知識分子英年早逝，媒體就會進行密集而廣泛的報道。而對更大量的年輕工人農民的死亡，媒體卻鮮有報道，這就給很多人造成了知識分子壽命短於普通人的印象。
翟振武說，預期壽命是羣體指標，它必須通過大規模調查數據才能計算出來，而一般人往往容易用自己的直觀印象代替和推斷羣體的指標。在有些情況下，個人的直觀印象與羣體指標一致，但有些情況下，兩者並不一致。預期壽命指標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個別知識分子英年早逝的現象不能代表全體知識分子平均預期壽命的水平。
調查顯示，科學教育界的知識分子面臨的工作壓力變大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在工作時間上，知識分子每天比普通人羣工作時間多了將近兩個小時；在工作壓力方面，知識分子中感到有工作壓力的比例高於普通人羣近30個百分點；在身體透支主觀感受方面，知識分子有身體透支感覺的比例(61.3%)遠遠大於普通人羣(35.7%)。
這些壓力爲什麼沒有在預期壽命指標上表現出來呢？翟振武認爲，這是由於羣體健康狀況好壞和預期壽命高低不是由一兩個因素決定的，而是由很多很多因素共同決定的。知識分子預期壽命高於普通人羣的事實說明，工作壓力增大這個因素的負面影響至少目前還沒有超過醫療保障等衆多因素的正面影響。很多人可能對健康狀況由衆多因素共同決定的道理了解不多，比較過分關注了工作壓力這一個因素對預期壽命的影響。
“感覺不能代替科學的分析，個別的直觀印象也不能代替羣體的指標。”翟振武打了一個比方，這與田地裏健壯的農民不能代表整個農村人口的健康狀況一樣，因工作壓力大而導致的個別知識分子的“過勞死”和“英年早逝”現象，不能代表中國知識分子的預期壽命，也沒有改變中國知識分子整體上預期壽命高於、甚至大大高於普通人羣的基本事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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